老子高扬“人”，孔丘践踏“人”

——老子高扬自然赋于人的“道”的“良知”的“人性”

——孔丘践踏自然赋予人的“道”的“良知”的“人性”

——老子高扬自然赋予人的“宝”的“良能”的“人格”

——孔丘践踏自然赋予人的“宝”的“良能”的“人格”

——老子高扬自然赋予人的“德”的“良心”的“人品”

——孔丘践踏自然赋予人的“德”的“良心”的“人品”

——老子高扬天赋人权的“人人平等”的“玄同”的人道

——孔丘践踏天赋人权的“人人平等”的先验的人道，代之以“克己复礼”的“仁道”

——老子高扬天赋人权的“人人自主”的经验的人道，提出了“三宝”的经验法宝

——孔丘践踏天赋人权的“人人自主”的经验的人道，代之以“修己安人”的“奴道”

——老子高扬天赋人权的“人人自由”的超验的人道，提出了“玄德”的超验价值目标

——孔丘践踏天赋人权的“人人自由”的超验的人道，代之以“三畏”的“畏道”

——总之，老子高扬自然赋予人的一切的天赋，从而发展人、进化人、提升人、智慧人

——孔丘践踏自然赋予人的一切的天赋，代之以生生世世的“亲亲尊尊长长”

——从而压缩人、倒退人、贬低人、愚蠢人

——两千多年中国人“尊孔”的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切对于“人”的践踏

——其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人基本上成为了20世纪之前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

                                黎 鸣

老子与孔丘，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两位古代名人，他们各有自己的一番“成就”。老子的成就是创作了一部书，名曰《道德经》。《道德经》五千言，共分８１章，其中分在“道经”的有３７章，分在“德经”的有４４章，总共有一千一百多个句子，每一句的字数不等。句子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但读起来全都非常顺耳，而且节奏明快，意趣盎然。更有深意的是，思与诗的相映成趣，实在是一部世间不可多得的既美妙而又极富哲思、哲理的诗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哲理诗歌，真是一部具有非常系统的完整性的伟大的诗歌。对于能够深解其意境的读者来说，阅读《道德经》简直就是人生一件最为巨大的乐事。既促人深思，亦发人深省，还更令人浮想联翩，酝酿创作的欲望和激情。

与老子的成就不同，孔丘的成就在于汇编古书，他总汇的“六经”（《诗经》、《尚书》《周礼》（《礼经》）、《乐经》、《易经》、《春秋》）成为了民间儒家学派的著名的“经典”，以此“六经”，再加上他编定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共同成为他教授私家弟子的工具，从而他也使自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位民办私塾的教师（事实上，与孔丘同时的少正卯也同样是中国最早的民办私塾的教师，而且是一位真正具有人文思想的非常有才华的教师，然而心怀忌妒的孔丘当上官之后，立即就把少正卯杀了）。无论“经”、“艺”，很显然，孔丘均是以“礼”、“乐”为其核心，并在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之上，附会出了儒家所独有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例如仁、义、智、信、和、教、学、孝、悌、忠、恕，等等等等。孔丘尚古，并以“述而不作，敏而好古”自任。这种仅仅尚古、复古、好古的习性基本上遗传给了他的所有的儒家弟子，乃至后来所有的儒生。

一个老子，一个孔丘，这基本上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的思想意识的源头。又如黄河与长江。虽然这种比喻非常牵强，但是也确实有一些蛛丝蚂迹的类似性。老子属于长江的“楚地”，孔丘属于黄河的“汉邦”。汉武帝“独尊儒术”，启开了从此“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而属于“楚地”的老子，却几乎直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才开始了或许的新生（能够新生吗？——笔者深怀忧虑）。中国人一直称“黄河”为“母亲河”，实际上也牵强附会地把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当作了中国永远的“传统”。这个孔儒的“文化”的“传统”事实上彻底地害苦了中国人，因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真正人类的“文明化”的传统，而是完全相反，它根本就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化毫不相关，以至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和进化。

我今天文章的题目讲的正就是产生了这种问题的根源：老子高扬“人”，孔丘践踏“人”，而人类文明的走向，恰恰就应该是不断地高扬“人”，而绝对地不是践踏“人”。中国人长期以来跟着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形态”一直走到了近代，甚至走到了今天，所以才造成了中国文明的严重地不发达，严重地滞后，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严重地遭到了践踏。而这一切的根源，正就是因为孔丘开辟了践踏“人”的非文明的历史的“传统”之路，而汉武帝等历代的帝王又代替所有的中国人选择了孔丘的这条实际上始终都在不断地践踏“人”的错误的历史“传统”之路。

为什么说老子高扬“人”，而孔丘却践踏“人”呢？

问题正在于前面所介绍的老子创作了伟大的《道德经》，而孔丘“述而不作，敏而好古”，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创作，却坚持尚古、复古、好古地总汇了“六经”和“六艺”，后来只剩下了“五经”，少了“乐经”（关于孔丘的总汇“六经”的说法本身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孔丘弟子们汇编的《论语》之中，也并未就此而具有过任何的深谈，甚至都未能涉及。中国人（跟着统治者们）把几乎一切“好事”全都堆积到他们中意的人物身上的心理“偏好”，在刻画孔丘的历史形象的意义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极点，而它们的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就明显可知了，更何况这种堆积的刻画，往往更多的是事与愿违，甚至完全地走向了反面。真要说起来，这也正是《论语》之所以成为了最有害的古书的总结局的根源），后来的儒家又遵循孔丘的意旨添加上了“四书”。所谓老子的“高扬‘人’”或孔丘的“践踏‘人’”，它们之间的巨大的根本性的对立，全都发生在《道德经》与《四书五经》它们各自所提倡的具有根本性差别的“价值观”的彼此完全的对立之中。

老子《道德经》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与孔丘及其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之间是如何形成对立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首先认真地来看一看他们各自所提倡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了。

老子的价值观真正说起来就一个字：德。德与得同音，而有精神层次上的差别。德既有得生、得为、得长的内涵，更又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终极的追求，而且分为“上德”、“下德”和“常德”，更有终极的“玄德”。

相形见绌的是，孔丘的价值观也可以表达为一个字：礼。而且礼与刑相对，并且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由于这个礼字，孔丘还附带出了“孝悌忠恕”、“仁义智信”等众多观念的界定。例如“克己复礼为仁”，“礼之宜”则为“义”，“礼之用”则“和”为贵，等等等等。

对于老子来说，为了能够实现人类的这个“德”的人生价值，他郑重地指出了首先必须遵循先验客观的“道” 的真理、规律、逻辑，以及更进一步地还提供了具体的经验实践的“宝”的方法论，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伪天下先”。

然而对于孔丘的这个“礼”的人生价值来说，中国人则只能听从“天命”而惟一只由既得权力的当下的统治者来独断地规定，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遵循“礼”的惟一的方法就只有服从，服从天命所归的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当下的统治者。而且还更进一步，只有“克己复礼”才可能为“仁”，只有“礼之宜”才可能为“义”，只有“知礼”才可能称为“智”，只有“信礼”才可能称为“有信”或可信，只有“礼之用”才可能“和为贵”，而且必须尽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由上所述，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老子给予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是“道法自然”，因而是自自然然地不由任何人来加以主宰的人人平等的人生价值观；而孔丘给予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则是违背自然而惟一只由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们的极少数人单方面的意愿来决定并加以主宰的人为“作伪”的虚假的人生价值观。

所以从总的系统的意义上来看，老子给予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是按照“道、宝、德”的逻辑结构和逻辑程序的方式来逐步追求、逐步进化，从而不断升华的人生伟大的价值观。然而孔丘给予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就绝对地不是那么美好了，从一开始就已经由天命的、血统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礼乐”所决定了的“亲、尊、长”的没有逻辑结构、没有逻辑程序的方式所完全规定了，中国人在这种人生价值观的指导之下，早就已经完全彻底地丧失了“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的天赋的权利——说话的自然的权利、行为的自主的权利和思维的自由的权利。

我请问我亲爱的同胞们，这样的孔丘及其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还可能是“人”的价值观吗？它还有半点关于“人”的任何的天赋的自然的生命的智慧的最基本“权利”的存在的可能性吗？显然是丝毫都没有。

正是鉴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所主张的人生价值观确确实实是高扬“人”的价值观，而孔丘所主张的人生价值观则确确实实是践踏“人”的价值观。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全都非常顽固地坚持孔丘所主张的人生价值观。为什么？因为这完全有利于他们方便地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统治的需要。正是为了满足这些统治者们的需要，两千多年来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就只能非常悲惨地接受最最最最痛苦的命运了。

什么最最最最痛苦的命运？

中国几乎一切人的自然天赋的（“人”的）权利全都被彻底地剥夺了。诚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所揭露的，中国人天赋的“良知”和求真的、人人平等的“人性”，中国人天赋的“良能”和求善（知识）的、人人自主的“人格”，中国人天赋的“良心”和求美（真诚、真理、道、逻辑）的、人人自由的“人品”，全都被彻底地埋葬了。中国人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甚至直到了今天，还依然难有改变。

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造成中国人的这种“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的自然天赋的彻底丧失的最最最最关键的原因是历史性的，而并不是任何某一个人的，或任何某一个团体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全体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性的传统的（习惯的、习俗的、惰性的）问题。换言之，只要中国人的传统的（习惯的、习俗的、惰性的）人生价值观不能获得彻底地有效的“革命”，即使完全地更换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也将仍旧会是继续坚持陈旧的面貌。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还是继续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诅咒、谩骂，甚至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厮杀、灭绝，并美其名曰“革命”，其最后的结果，还将依然如旧。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意识传统（习惯、习俗、惰性）的问题，是中国人自从两千多年前选择并确立了孔丘及其儒家的践踏“人”的人生价值观之后，所必然会发生的历史连贯性的悲剧的问题。

我现在要求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不要在今天的人与人之间兴起任何非理性的争执和谩骂，而是要尽量地进行理性的辩论和探讨，必须彻底地认识到每一个人自身的内在的孔丘儒家价值观的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这种严重性事实上已经彻底地败坏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而绝对地不是仅仅少数中国人的问题，更不是仅仅几个邪恶的、残忍的、卑鄙的已经下台或过世的“领袖”们的问题。只会诅咒过去的“领袖”，却仍旧拍马今天的“领袖”的中国人，实在是“人性”、“人格”和“人品”均已严重地遭到了败坏的人类，是极端愚蠢的人类。

最令人伤心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还依然要继续把孔丘及其儒家的极其腐朽的人生价值观，以及早就被它们严重败坏了的中国人的“人性”、“人格”和“人品”，还又要坚持地继续传承下去。这真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民族啊！！！？？？这样的民族还能够有希望吗？？？（201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