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林彪要是向毛主席认错并作出检讨，那么，便不会有后来的折戟沉沙、魂坠异域之惨境，至少，能像其他老帅那样，获得一个平安的晚年。这话，应该说，是有道理，也有依据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林彪这个人，截止“九一三”前，他还是喜欢多于埋怨的。除了一个九届二中全会风波上的问题，毛泽东尚还没有指责林彪有什么其他错误。

井冈山时期，林彪与粟裕是当时的“双子星”。在战后讲评中，朱德对两位连长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粟裕和林彪是“青年战术家”。
　　
对于两位蕴藏军事才能的年轻人，朱德、陈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有所区别的态度。
　　
对林彪，朱德、陈毅既欣赏又保留。一次，毛泽东提议破格提拔林彪任红二十八团团长，朱德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陈毅支持朱德的观点，提议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朱德、陈毅反对林彪的理由，有三条：调不动兵马枪支、不尊重政治委员、瞧不起上级。“九·一三”事件后，朱德在揭发材料中如实写道：
　　
林彪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调人，调枪支，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的个人主义。

我军从井冈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瞧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
　　
对于谦逊的粟裕，朱德和陈毅则寄予着很大的期望。一次，他俩到三连，一起帮助老乡收割稻谷，有人劝年纪最大的朱德休息一下，朱德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裕！”陈毅深以为然，对粟裕又重复了一遍。粟裕觉得突然，想了想，说：“那是军长对我们连有感情，不是针对我个人的。”
　　
龙源口一仗，显现出两位军事新星不同的指挥风格。林彪奇中求稳，他在主力部队，经常处于战役或战斗的主导方面，作战原则是先求不败，再求全胜，即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此，特别强调稳妥和周密，久而久之，养成了有七分以上的把握才打的思维定势和习惯。

粟裕则不同，他经常处在与主战场相呼应的策应方面，上级对战役或战斗只有原则的规定，限制、限定或干扰较少，有巨大的可供发挥的自由空间，而且处于偏师地位，不冒险就不能生存，不出奇就搅动不了全局，久而久之，养成了有五分把握就敢拍板行险的风格。后来，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两人的指挥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老上级陈毅，用一句话作点评：“林彪打仗越来越油，粟裕打仗越来越奇。”
　　
一场党内之争显示出不同的心性禀赋。朱德大度、陈毅调和、林彪抢锋、粟裕守拙，给毛泽东造成喜怒哀乐的情感冲击，也奠定了他们政治上的宿命。
　　
14日，红四军选举产生红四军军委，由朱德任军委书记，对内是军中最高机关，对外是湘赣边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军委隶属于前委，两者职能各有分工和侧重，本来相行不悖。1929年5月，留苏派学生刘安恭回国到红四军担任军委书记。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军事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作出一项决定，规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的领导权。
　　
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从政治上看待这一问题，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动摇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
　　
素来沉默寡言、只钻研战术问题的林彪站了出来，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还提出与刘安恭针锋相对的建议：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能。
　　
他还写信给毛泽东：现在四军里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个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的同志所蒙蔽。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两派在会上展开了交锋。毛泽东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到桌上，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在投票表决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悬殊比分，通过废除军委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