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散处，一只孤独的飞鸟盘旋而归，栖落在时间的枝头。
幻影与归鸟
文/宋长征
误落尘网
这样的时刻一定存在，路还是去时的那条路，人还是去时的那个人，只是季节发生了更改。时间一如白驹过隙般从眼前溜走，去时的山林郁郁葱葱，驿路两旁的稻田葳蕤，而或那些起伏的蛙鸣还在耳畔敲打，就像节气的鼓点。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时间除了带给人们丰饶的希望，也带来草木凋零的忧伤。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月的一天，陶渊明终于辞去彭泽令的职位，走在归家的路上。从二十九岁初为州祭酒开始，到义熙元年的这个冬日，他完成了此生的为官生涯，从一个家族落败的寒素士人到奔波于行役的旅人，而后又到“见用于小邑”的官长，这一路跌跌撞撞，不能不说悲欣交慨。别人都是见缝插针的，游走权衡于各种势力之间，以图将来能有更好的职位，唯独他在借机寻找出口，顺势而下。陶渊明的借口看起来很简单，《归去来兮辞》：“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程氏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唯一的妹妹，只比陶渊明小三岁，这在一年之后的《祭程氏妹文》中曾经提及，“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我十二岁时，妹妹才刚九岁，从无知的童年时代，我们就相互关心，彼此帮助，而今却天人两隔。
这是血肉分离的哀伤，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走了，庶母走了，亲生母亲也在几年前永远离开了人间。亲人们的离去让他更加感到世事无常，与其在这风波未定的仕途飘摇，不如就此卸下疲惫的行装，回归田园，回归家的怀抱。
当初入仕的想法可能有些过于简单，以为徒有一腔热血便可以策马江湖，以为一入仕途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依靠。而现在看来，一些最初的想法不过是镜花水月，天底下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归去来兮”的句法有两种解释：一为归去，来兮，相当于并列词组，一去一返，来是归来的意思；而在毛庆藩《古文学馀》中，来、兮皆为语气助词，归去来兮即我归去了的意思。但无论怎样，陶渊明终于解脱了仕途的羁绊，乃至于身心都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放逐。但话转回来，那些或为屈辱或为矛盾或为身心俱疲的行役时光很快就能忘记么？那些时而兴奋时而乖张时而压抑的时刻是否很快就能从记忆中抹去？
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辞归途中行至某个渡口时，找到一块光洁的岩石坐下来，看着天边动荡的流云，云舒云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面前铺展，恍惚就像经历了一生。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外出谋生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孩娃们年幼，家中没有多余的粮食，不过是为了求生，才在亲友故交的劝解下出任长吏。那一刻，他是脱然的，无非是为了一个家庭的饥饱，无非“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某种切然的想法，那么，在他短暂的仕途中，哪些才是陶渊明走向仕途的关键契机或人物？
此中的所谓有惠爱之心的“诸侯”，无非是指刘裕，这个一向没有异说。桓玄篡位，挟安帝西下，刘裕举兵抗之，元兴三年（404）三月入建康，且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屡建奇功。他以为晋室有了刘裕这样的人物就可以天下太平了，他以为“会当四方有事”的时候也许可以抛下某种成见而对自身有所建树，加之刘裕执掌之初时对文武人才的求贤若渴，让陶渊明水到渠成地再一次走向仕途。
而家叔或指就是引荐陶渊明的第一人，据考是他的叔父陶夔，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所提及：“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血脉亲情的扶助，让他再次燃起生命的热望，即便不能做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哪怕当个小官小吏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也好。
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据《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载，其中的王弘是王导的曾孙，王珣的儿子，“高祖为镇军，召补谘议参军。”可以算是陶渊明的同僚，王弘在刘裕麾下以功封侯，义熙十四年（418）任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常以酒馈赠陶渊明。王弘想认识这位庐山脚下的诗人才子，知道他经常去庐山，于是让陶渊明的老友庞通之备了酒菜，在半道一个叫栗里的地方相邀。陶渊明的腿脚有毛病，让自己的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用竹轿子抬着，也要和王弘痛饮一番，一官一庶民，足见两人交情匪浅。
此外还有陶渊明为之写下《与殷晋安别》的殷景仁，《宋书》卷六十三《殷景仁传》：“初为刘毅后军参军，高祖太尉行参军。”入刘宋后，官至中书令，在晋安南府时曾与陶渊明比邻而居，友情甚笃。还有为陶渊明写《陶徵士诔》诔文以祭祀的颜延之，《宋书·陶潜传》：“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时，经过陶渊明家乡，天天来拜访，每往饮辄必醉。临走时还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用作酒资。
这些人或为陶渊明走向仕途的不可或缺的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困难的时光。他一定也不会忘记，《乞食》一诗中的“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就已表明了态度，对授以恩惠者，哪怕结草衔环，此生不能也会来世相报。
“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因事顺心，所有的想法都已经达到，《宋书·陶潜传》：“公田悉令吏种秫，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是说当时为官可以以耕代禄，以满足生活所需，或许这种想法本身就不现实，接着才有了下面的“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此种说法颇为简单，意即某天督邮来检查公共事务，他的下属说您应该束带去见督邮大人。陶渊明随即发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慨叹，并很快解除绶带辞职。而在逯钦立先生看来，或许有着其他不便言说的原因，其中的五斗米所指，即是当时盛行的五斗米道，矛头仍然指向王羲之父子。
五斗米道原是道教的派系之一，入教者须缴纳五斗米，约建安二十年（215年）陆续流传南北各地。晋代最有影响的是吴郡钱塘人杜子恭一派，其善于符箓禁祝、跪拜首过之术，以为人治病作为传教方式，《南史》卷五七《沈约传》记载：“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可见杜氏在江南高级士族中很有市场，拥有不少信众。其弟子孙泰及孙泰之侄孙恩，皆以此名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晋斗争。而东晋上层士族也有不少信奉五斗米道者，如王羲之一家即是热情的拥趸者，史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其子王凝之更是信之弥笃，太元十八年（393）左右是王凝之出任江州刺史的阶段，且祭酒职位的设立也在这个时间，这也就不难理解逯先生将“无不为五斗米折腰”指向了陶渊明二十九岁解去州祭酒这一事件。其中暗含着东晋后期封建官场的腐朽堕落，以及对陶渊明因厌倦而“不堪吏职，自解归”的双重解释。
无论“五斗米”所指为俸禄也好，还是另有他意，现在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陶渊明终于像一只出笼的飞鸟，开始心归家园，而那将芜的田园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这个归来者面前？
他看见那在天边飞翔的归鸟了，驾驭风，冲破雨，从积聚的乌云之中飞出，翅膀上还有淋淋的水珠。他看到那归鸟恋着栖息的树林盘旋，在风暴袭来时发出凄厉的悲鸣，呼唤着自己的同伴，一起沿着青云之路归返。他看见归鸟在枝头徘徊，或许还有尚未说出的心曲，而时间尚未停息，生命的河流仍在彻夜流淌，那么就有机会再一次积攒力量，飞往最高最远处。
四言诗《归鸟》也是陶渊明归来时的同期作品，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将归鸟的神韵刻画在书简上，“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栖云岑。”其心，其志，其勇，并未因辞归而消解分毫。
但同时酒的萌芽开始渐渐在他的体内生长，或许在此之前，这个无形的尤物就入驻了一个不羁的灵魂深处。他喜欢那种醺醺然的感觉，公事之外，耕劳之余，三杯两盏入腹，熟悉的事物便漂移起来，山野在移动，流云静止，山石在前行，而水流暂时停脚，心中的郁闷和彷徨一起忘却，只剩下游荡人间的欢乐。而或为官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私心，“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粮食够吃就好，剩下的，其他的大片土地都给我拿来种酿酒的高粱，红彤彤的田野，白浊浊的酒浆，就是我自由的归宿。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言中专门提及：“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他何止是在饮酒啊，他饮的是山川与莽林，浇的是胸中块垒，他饮的是肆意奔放，流淌的则是旷达与任真。
所谓知交，大体如是吧，就是穿越时空的束缚互为抵达彼此的心灵，相隔千年，仍然可以藉由文字所传达的电波而震荡，而熨帖，而跌宕起伏。《酬丁柴桑》中那位接替陶渊明的丁姓县令，大概也和陶渊明有过一次心灵碰撞的欢饮，“匪惟谐也，屡有良游。载言载眺，以写我忧。放欢一遇，既醉还休。实欣心期，方从我游。”简短的相识相认，很快达成了默契，在一起游览的过程中，心中的忧愁渐渐消散，那么不如畅饮吧，人世间难得遇到一知己，唯酒可以交心。
家园渐近，似乎就要看见自己家的院门了，似乎听见稚儿呼喊的声音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而那即将荒芜的田园也在等待，等待一位行旅游子的归期，等待重新生发出蓬勃的秧苗，等待被唤醒，就如一位久别的故交，在敞开宽广的胸怀。
迷途未远，陶渊明仿佛终于找到了可供余生休憩的末世家园。
田园将芜
陶渊明此时归来的旧居，是他曾经长期居住的地方，也即陶家祖业的部分房产。旧宅宽门大院，似乎还显示着一个江南大户之家最初的模样，不过檐瓦已经破旧，台阶上爬满青苔，门前的柳树也老了，皴裂的树皮似乎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往事，也记录着陶渊明离去归来的身影。
陶渊明二十九岁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三十五岁复仕，屡为参军之职，最后在四十一岁时辞归彭泽令，这段时期居住的地方也在此处，也即后来在《还旧居》所说的“畴昔家上京”中的上京旧宅。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有具体描写：“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树木交荫，时有鸟儿从树间飞出，略过屋顶，向远处飞去。五六月时，天气燠热，但北窗可以躺卧，凉风自窗外吹来，真是有一种别样的闲情。
他环顾着这幢旧宅，也出门打量着老宅的轮廓与行人。旧宅靠近城邑，乱年时有车马从门前杂沓经过，卷起一股烟尘。《归去来兮辞》便是在这里写下的，“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好则好矣，却总感觉哪里还不太满意，而真正的园田此时在旧时光中等待，那里有更为宽阔的天地，也有着更为隐秘的坚守。当然，还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辛苦耕耘却依旧“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日日夜夜。
两晋隐逸之风的存在，绝大部分因素在于当时历史与社会风气的衰败，尤其东晋末年，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堕落。黑暗与残暴，更是促进了这一社会现象，以司马道子为首的皇室贵族，穷奢极欲，昏聩无道，“姏姆僧尼，争弄权柄；交通请任，贿赂公行”（《通鉴·晋纪》二十九）。各路门阀士族误国擅权，不理政事，加之修道好佛，一时间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外部是他族的侵扰犯边，内部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使得一些文人心灰意冷，也慢慢失去从政的志趣与信心，所以遁世归隐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形成了一股普遍的风潮。当时最为著名的隐士有翟汤父子、刘遗民、周续之等人，并且这些人都生活在作为主战场的江州一带。
《晋书·翟汤传》：“翟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据此，后有人疑陶渊明的续弦翟氏或为翟汤家人，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
又《宋书·周续之传》：“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以为身不可遣，余累宜绝，遂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再就是刘遗民了，刘遗民原名刘程之，曾为柴桑令。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居丧在家时他便辞官归隐庐山，改名为遗民。释元康《肇论疏》：“庐山远法师作刘公传云：'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桓玄）谋逆始，刘便命孥，考室山薮。义熙公侯辟命，皆逊谢以免。九年，大尉刘公，知其野志冲邈，乃以高尚人望相礼，遂其放心。居山十有二年卒。有说云：入山已后，自谓是国家遗弃之民，故改名“遗民”也。’”在陶渊明归隐之后的义熙五年（409）秋天，曾写下《和刘柴桑》和《酬刘柴桑》两首诗作，“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这是知音之间的对话，也是两颗相近的灵魂碰撞所发出的低语，很早的时候君便召我归隐于山林，你问我，为什么到了这时还在犹豫？我呵，只是为了亲友的缘故，为了家人，不忍就这样离群索居于莽林深处。
前面所说，遁世归隐在士大夫之间形成普遍风潮，就连刘遗民也曾“禄寻阳柴桑，以为入山之资。”可见归隐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归隐的。对于陶渊明来说，一是很难称得上士大夫的身份，二则陶渊明实是一个深情之人，眷恋亲故友人，他的归隐，与其说是对世俗、浊流的抵抗，不如说是怀着一颗沉静之心归彼大荒。是的，归彼大荒，在那莽苍的田野深处，在那朴质的烟火日常之间，依附于泥土，皈依于田禾草木。
陶渊明的归田，最彻底的意义在于真正离开曾经的邑屋旧宅，到田野去，到简陋的田庄里去，居住在城郭或城外的叫邑居，而居住在野处的才是真正的“园田”。陶渊明作为一个曾经为大族之家的继承人，不可能没有给养家需的耕田，而为了方便管理或者临时居住，也就不可能没有一座像样的田院，那么这田院也就是所谓的园田居了，园田居构筑在广阔的田野深处，更方便隐藏一个居住者的身份，也更适合一个隐逸边远的人居住。
园田居在他的面前悠然展开。如果说《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归来之后卸下浑身疲惫时的慨然而歌，那么《归园田居》五首则是他作为隐者身份的一次艺术性涤荡。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说园田居的结构、方位与环境，十几亩田地，八九间草屋，或柳或榆在屋后蓬勃生长，或桃花或梨花在堂前绽放，很远的地方才能看见人家，袅袅炊烟在村庄上空升起，可以听见鸡鸣狗吠的声音。这是一次彻底的放逐，距离上一次元兴二年（403）躬耕南亩已有三四年时间，《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耕种的间隙稍作休憩，也没有人前来打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高声吟哦，掩上柴门，外面是车马喧嚣的世界，而门内我是一个彻底的“陇亩民”。
对于陶渊明来说，他想要的无非就是“陇亩民”这样一个身份，而无关什么遁隐于山林。直到六百余年后，苏轼还能从这位真正的隐士身上看到自由所散发的光芒：“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没有什么可以唱高调的，较之古往今来的一些所谓名士，一边眼巴巴地盯着功名利禄，一面却扭扭捏捏不愿为之；而真正的离开又难以割舍，那功，那名，那利，那禄，就像一条隐形的锁链套在脖子上。乙巳年归田，确实是陶渊明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捩点，之前还在时而辗转仕途，时而返归，处于一种飘摇不定的状态，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确定下来，“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种悲伤不会再有了，而“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的自行惭秽也不会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田园所带来的宁静与平和。《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忘却那些烦扰的人事，在田塍间与农人把酒话桑麻，我现在不担心别的，只担心霜雪到来，让我的桑麻零落一地。
这种平静的日子是他拼争得来的，而非那种附之以高洁品格的姑妄评说，他不是什么世外高人，也非隐迹得道的神仙，他只是那个身份平凡，衣饰朴素的平常人。再也不要那种虚蹈的生活，再也不要受那种“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的委屈与折磨。尽管，这种选择下隐藏着另一种不安，尽管这此后的岁月仍未逃脱饥寒的频频光临。
表面看来，陶渊明已经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夏日南山下的那片田亩长满了野草，就像人的思想中也会天然冒出一些不实的想法，而这些盘根错节的杂草需要刈除。解下头上的汗巾，双手握定锄柄，作为一个并不太熟悉耕农的士人，无论从体力还是技术上都不能运筹帷幄，杂草断了，不小心伤及的豆苗也躺倒在地，让人不得不喟然叹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这是陶渊明回归田园初期的真实写照，他不可能很快就能掌握看似简单的农耕技术，以至于造成“草盛豆苗稀”的现象。似有苦笑泛在嘴边，却掩饰不住辛苦劳作一天之后的愉悦之情。狭窄的乡间阡陌草木疯长，一钩弯月升起在山顶，夜露沾湿了衣角，并不足惜，即便如此又能怎样，至少归隐田园的梦想已经达到。
他曾经有过那种矛盾而痛苦的内心体验，在每一次转念出去做官时寄人篱下，他也不是不能低下头来，而是在低头的那一刻“不屑不洁”的感觉瞬间渗透灵魂；他也曾有过饥饿的极致体验，在《乞食》时行至人家门前，举手敲门，却嗫嚅着难以开口。两者相比，很显然他更愿意承受挨饿所带来的苦痛，也不愿再次委屈自己去做官混饭。《归去来兮辞》长长的序文就是他内心的真诚告白：“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一个人天性若此，又怎能容易改变呢？
他也会在农事闲余，携带子侄辈游荡山泽，在林莽中亲近自然，在草木间寻找简单的谐趣，已近中年的陶渊明，眼看孩子们都在快乐成长，一时有所宽慰。《命子》诗也是此时写下的，“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殷殷之情付诸笔端，长子俨已经就要告别孩提时代，虽则福祸无定，我也希望你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你若不才也便罢了，无非是枉费我一片心意。这是自然的表达，也是面对乱世时最为真实的想法。一个人的一生终究会遇见何种境况，一个人的归宿到底在何方，从来都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你看曾经有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井灶的残骸，三十河东，三十河西，谁又知道最后的结局？虚幻变化间，一切终将归于虚无。
此时的陶渊明已经走向对生命更深的思考，面对春荣秋枯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他从穷苦中来，也曾幻想过富贵——至少可以过上衣暖食饱的生活，而今又回归穷困的起点。但这种穷苦已经仅限于肉身，精神的丰盈让他更为坚定，一步步走向荒野的纵深。他与其他隐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者或为家族原本富裕而单纯为了精神的放逐，如刘程之以禄为养走向大山的深处；而陶渊明选择了隐身躬耕这条艰难的道路，以一己之力尝试作一个“自资”的农耕劳动者。他的要求并不高，“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杂诗》其八）”作为外在，能吃饱穿暖达到生活的基本要求就可以了。
但事实是，在后来的岁月中陶渊明似乎陷进了穷困的漩涡。《有会而作》的序文曰：“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日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怨诗楚调庞主簿邓治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像这样穷困煎熬的日子接踵而至，怨天乎？怨人乎？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天灾人祸相互交替，让人间变成了一座众生的炼狱。他在陈词，也在诘问，试图以慨然咏怀的方式将真相告知于后人：我所遭遇的时代绝非善世，我所生活的场景绝非一个正常的人间。
这一年是义熙二年（406），因讨伐桓玄胜利，十月，尚书论建义功，奏封刘裕为豫章郡公，刘毅为南平郡公，何无忌为安成郡公等。十二月，以何无忌为都督八郡军事、江州刺史。但另一场烽烟又在酝酿，继孙恩之后，卢循所领导的道徒之乱乘刘裕北伐南燕之机即将卷土重来。
但这又有什么呢，人生倥偬，陶渊明已经下定了归隐之心，“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会听凭自然的安排，所谓的富贵与荣华皆为泡影，我会扶杖耕耘，我会登山而长啸，傍着清澈的溪流吟哦，直至生命的尽头。
云散处，一只孤独的飞鸟盘旋而归，栖落在时间的枝头。
本文原刊于《山东文学》202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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