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与潘恩的私人恩怨

 

18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潘恩，是《常识》和《人权论》的作者，与他同时代另一位大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则是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批判者，著有《法国大革命沉思录》（注：也译为《法国革命论》）。潘恩和柏克都致力于捍卫人类的自由事业，但二人对自由和社会的理解南辕北辙，潘恩是激进主义路数，柏克是保守主义路数。不过，二人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支持过美国独立革命，这让潘恩以为柏克跟他是同道中人，十分仰慕柏克，并主动给柏克写信建立了联系。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1787年，潘恩来到伦敦，专程拜访柏克，还在柏克家小住过几日。当时潘恩醉心于桥梁设计，伦敦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桥梁设计筹款。在柏克家那几天，二人聊得不错，但几乎不谈政治，这次造访让潘恩觉得，他跟柏克先生“发展出了亲密的友谊”，回去跟其他朋友提及这番经历，他总是津津乐道。

 

接下来两三年，法国社会的危机越来越重。巴黎上空，革命阴云密布。经历过美国革命的潘恩，为法国的自由解放事业吸引，他亲赴巴黎，投身于声援法国人的政治思考和写作中。他不断给柏克写信，兴致勃勃地对其讲述法国的情况，声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鼓动柏克在英国引进法国经验，召开国民大会，重新组织政府，也来一场革命。对于潘恩的来信和提议，柏克一概不理，只字没回。潘恩一直不明白，这位昔日支持过美国独立事业的朋友，究竟在想什么。

 

与此同时，伦敦有一些新兴社团组织在英国大肆宣扬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其代表之一是伦敦革命协会。伦敦革命协会由一群英国不服从国教者，于1788年为庆祝光荣革命100周年而成立，核心成员有理查德·普莱斯和普赖斯特利。1789年11月4日，在纪念光荣革命101周年的晚会上，普莱斯神父发表了一篇题为《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的布道词，他在演说中将正在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视为光荣革命的继承者，将二者视为同一种革命，认为它们都是天赋人权理论的实现和胜利。它们都在捍卫这一基本的政治理念：政府是经过人的同意确立的，如果人民的天赋自由和权利被违背，人民有权推翻之，重新组建政府。普莱斯认为，法国正在发生的革命，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最佳应用，法国是人类的光辉典范。而英国已经落后法国，英国人应该重温光荣革命的精神，推翻君主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

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 1723 – 1791），英国道德哲学家、不服从国教者、数学家

 

这份演说随后在伦敦和波士顿大量印刷和传阅，柏克读到后，大为不安。他决定找机会予以回应。1790年2月，欧洲眼看就要进入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中，英国跟法国的关系愈发紧张，在此背景下，英国下院展开了一次关于军费开支问题的年度辩论，法国问题在辩论中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辉格党人福克斯和其他几位辉格党人，都表示支持法国大革命。福克斯尤其称赞法国在军队中大搞新式民主的做法，他相信这会有助于改善世界军事格局。待到柏克发言时，他跟福克斯一样，没有将讨论完全聚焦在军事问题上，而是从更宏大的层面上对当时的法国革命形势做了一次整体评价。

 

柏克的态度跟老朋友福克斯截然相反，也让当时在场的多数议员感到意外。他坚定反对法国大革命。那是柏克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演讲。柏克的核心看法是，法国大革命已经破坏了法国社会的结构和平衡，他们没收贵族和教会财产，破坏人们的信仰基础，正在将法国社会带入灾难性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之中。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对原则的滥用，它误导人民，向整个欧洲传播革命毒药，而且，柏克预感到，这份宣言很有可能将欧洲拖入战火。他呼吁英国人保持警惕，当前一些英国人对法国表现出来的同情和支持，会给英格兰带来巨大危险。这次议会辩论结束后，柏克很快将这份演讲稿付印出版，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不吐不快，在一周之内，他开始准备一份更全面的反思和回应，即那份让他名垂后世的《法国大革命沉思录》。

就在柏克发表反对大革命演讲之际，潘恩正在巴黎。尴尬的是，不久之前，潘恩刚给柏克写了信，汇报巴黎喜人的革命形势。时至今日，潘恩方才明白，原来这位一直不怎么搭理他的柏克先生，不是他的同道。柏克《法国大革命沉思录》发表之前，潘恩在伦敦打听到了相关的出版消息，他准备好等它一发表，就予以迎头痛击，这就是后来他发表的《人权论》，自此二人关系彻底破裂。1791年以后，在《人权论》中和其他场合，潘恩对柏克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讽刺和谩骂。《人权论》一开始就用漫长的篇幅，对柏克各种阴阳怪气的指责，他说柏克“完全是错的”，“一派胡言”，“愚蠢”，恶毒，柏克竟然看不到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麻木不仁，他说起来反对暴行，但最大的暴行就是他自己犯下的，他的《沉思录》就是“一部暴行录”，云云。

柏克当然知道潘恩骂他的言论，就柏克这种饱含热情的性情中人，他肯定气愤，但他一直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一直到后来他发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呼吁》的目的之一，即要回应潘恩的《人权论》第一部，他花了大量篇幅批评《人权论》中的观点，但只字不提“潘恩”的名字。《呼吁》发表后，潘恩迅速回击，写出了《人权论》第二部。当时，法国社会已经失控了，英国国内煽动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潘恩和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和革命思想在欧美如日中天，“革命”杀红了眼，潘恩的《人权论》第二部开头，在写给拉法耶特的致辞中，他甚至怂恿拉法耶特去德国也发动革命。《人权论》第二部出版后，成为一时畅销书，据统计，第二部在潘恩一生中共出版了约有150万份。潘恩成为当时政论作家中的顶流之一，他很是以此为傲，逐渐不把柏克放在眼里，早在《人权论》第二部序言中，他就说，《人权论》第一部出版后，太受欢迎了，一般的回应，他都懒得回复，但他无法忘记柏克，他专门提到，如果柏克或者其他，谁能就《人权论》写一篇反驳文章，印数达到《人权论》印数的一半哪怕四分之一，他就提笔回应，不然就算了，“我不想让不必要的出版物泛滥成灾”。态度之傲慢，溢于言表。

 

虽然潘恩此时瞧不起柏克，但柏克着实一直折磨着他的内心。柏克的演讲，他不仅认真看了，在《人权论》和其他著作中，他不断提到柏克的名字和观点，似乎被这样一位大人物讨论，本身就是一件让他自鸣得意的事。反观柏克这一边，却是另一番模样。柏克在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从来不提“潘恩”两个字，在其他场合，柏克也很少讨论“潘恩”。就算在跟朋友的书信和私下聊天中，遇到潘恩的话题，柏克经常表现出对这个人没有兴趣，言之则往往寥寥几句，也基本一片轻蔑不屑之意。有个年轻人给柏克写信，就潘恩的《人权论》讨教于柏克，柏克写到：“潘恩不值得你如此尊重。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讨论的主题。他没有任何像样的学问。他学过一点文学写作方式方法，但只是皮毛，还不懂得如何用。”又一次，在跟James Mackintosh的聊天中，聊到了潘恩，但柏克依旧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只说某些新兴学派哲学家写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文字游戏”。值得一提的是，不止柏克如此对待潘恩，英国当时的不少保守派贵族，也都是这番态度。

 

事实上，柏克如此评价潘恩的学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柏克本人受过良好教育，他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而且成绩优秀，自小饱读诗书，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尤其是，他的古典学基础极其扎实，在当时的圣三一学院数一数二，他熟读荷马、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加图、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西塞罗是他的偶像之一，他在圣三一学院时能随口背出一段西塞罗的散文。柏克熟读古典历史，欧洲历史和英国历史，而且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他对政治秩序和个人自由的思考，立足于他那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法学意识，这跟潘恩习惯于用哲学思辨的方法理解秩序和自由的关系完全不同。此外，柏克不只是博学多识，能言善辩，而且善于著文，他的演讲文章和书信，是十八世纪英国政论文的典范，现代西方文学系老师甚至会拿他的一些政论文作为散文的样本来分析。

 

而潘恩的教育和学识则截然相反，潘恩出生贫寒，上过小学，但13岁就辍学了，没有接受过几年正规教育，他的知识结构，一部分来自家里的宗教教育（他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潘恩从小读《圣经》），剩下的全是后天自学所得。他13岁之后就各种打工，做过裁缝，店员，税务员等。可以说，潘恩是个思考能力强、现实问题意识敏感、但没有什么学识的人。他的写作风格就是简单易懂，善于用大白话讲一些大问题，善于用老百姓都听得懂的道理，讲解政治、社会、人类、文明是怎么回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潘恩就是18世纪搞政治评论的自媒体，能准确捕捉到当时广大网民的热点诉求和关怀，并用当时流行的话语，引得大量粉丝。上世纪英国左翼经济学家，费边社成员G. D. H. Cole说，潘恩的《人权论》是穷人的圣经，“它是英国政治著作中第一本根据普通人的观点阐明普通人情况的书”。

 

柏克和潘恩二人的学识，性情和个人涵养，决定了二人在交恶之后，批评对方的方式完全不同。潘恩骂柏克，基本是骂街式，一开篇就指名道姓地指着鼻子骂；而柏克完全不同，他会指责潘恩的思想之激进荒谬，个人之不学无术，却十分在乎个人风度，不是因为他不能骂，而是因为他不屑于骂。

 

《人权论》发表后，潘恩在英国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甚至敌视，他公开呼吁推翻英国政体，让英国政府十分警惕，1792年5月，皮特领导的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反对煽动性写作的政令。这个法令出台之后，潘恩畏罪潜逃至法国，此后再也没有回过伦敦。而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进入恐怖期，1793年1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还有其他无数人被送上断头台，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和预言，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心中得到理解和支持，英国政府和民众也开始反对法国革命。1793年2月1日，英法正式宣战，欧洲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开始，而这场战争，断断续续，一打就是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