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069期||总第979期
有为有守 无党无偏
——北宋良相吴充在“熙宁变法”中的政治站位
吴志云
众所周知：在“君君臣臣”的封建时代，要做官，很难；在“倾倾轧轧”的官场宦海，要做个好官，更难；在“伴君如伴虎”的高处寒地，要做个让皇上放心的相帮官，难上加难。然而，北宋神宗朝宰相吴充的“官运”，却是做到了“内行修饬”、“相务安静”（《宋史·吴充传》）。
关于宋神宗赵顼（xu）与宰相吴充“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在“熙宁变法”期间的表现，在《宋史·吴充传》（列传第71）中，有这样几处十分精要的描述：（1）帝察其中立无与，欲相之；（2）所言于上，人莫知者；（3）欲钩致充语，帝独明其亡他。（4）充卒，帝益悲之。
用现代语来注解，就是：（其一）“熙宁变法”面临进退博弈的艰难时刻，在变法的始作俑者宋神宗看来，枢密使吴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与“朕”能保持高度一致，忠心耿耿，难能可贵，应该让吴充来担任宰相，接替颇受垢病的王安石，把变法进行下去。（其二）神宗皇帝向吴充下达的旨意，吴充向神宗皇帝的谏言献策，属于最高核心机密，其他人是不会知晓的。（其三）吴充拜相后，心无旁骛，勇挑重担，竭尽全力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棘手问题，却遭到蔡确等大臣的“阴掣其肘”，甚至制造冤案胁迫、诋毁吴充。但宋神宗心里明白，吴充的官德没有二话可说，根本没有听信一句谗言。（其四）吴充病逝，宋神宗为失去一位忠臣良弼，心情沉痛。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君权时代，产生过数以万计的高官大臣。在险象环生、充满变数的仕途上，他们经历着如履薄冰、腥风血雨的考验。像吴充这样成为皇上的“爱卿”，且能善始善终，是十分幸运的。综观吴充为官从政的非凡经历，其成功之诀，完全取决于“政治站位”的选项准确，因而值得称道。
吴充，字冲卿，1021年出生于建州浦城官宦之家。父吴待问，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兄吴育、吴京、吴方，宋仁宗天圣五年同榜进士；长兄吴育，官至参知政事。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年方17岁的吴充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罢相退居二线的吴充病逝，年寿60岁。吴充在朝为官，长达43年。
据《宋史·吴充传》记载：吴充先后担任如下官职：（宋仁宗朝）：谷熟县主簿，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集贤校理，吏部南曹，知太常礼院，知高邮军，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知陕州，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宋英宗朝）：盐铁副使。（宋神宗朝）：知制诰，知谏院，河北安抚使，知审刑院，三司使，翰林学士，枢密副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吴充病逝后，被追赠“司空兼侍中”，谥“正宪”。
作为朝廷命官，吴充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从基层到高层，从地方到中央，从一方诸侯到肱股大臣，吴充先后在几十个单位和部门担任要职，得到过三位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特别是自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至元丰三年（1080年），吴充进入王朝最高权力中枢——枢密院（国家军事统御机构）、中书门下省（国家行政总理机构），主持担纲长达10年之久；其中任枢密副使5年、枢密使1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4年，从而达到了仕途辉煌的顶峰。
吴充入仕为官的几十年，正是北宋朝中期“三冗沉疴日深、变法势在必行，社会改革振荡、秩序探索重构”的重要历史变革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吴充能够把这些“官职”做得风生水起，波澜不惊，乃至问鼎中枢，相辅君侧，并求得安稳退岗，体面善终，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吴充出生于官宦世家，“未冠举进士”，且仕途顺利，因而具有优越的名门望族情结、浓烈的尊崇皇权思想和鲜明的政治认同倾向。由此，旗帜鲜明标示政治立场、高度维护政治稳定、准确锁定政治站位，成为吴充为官从政的政治基调。
宋神宗熙宁三年，吴充“拜枢密副使” ，标志着已经进入了“宰执群体”。所谓 “宰执”，就是宰相和执政的统称、中枢权力机构的代名。《文献通考·职官考四》明确记载：“太祖受命，改用士人，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掌武事，副使佐之。” 北宋的 “宰执群体”，高居文官士大夫集团的顶端，对王朝政治机器的运作，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对国家政治生态的营造，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吴充担任宰执之时，正值“熙宁变法”风起云涌之时。“熙宁变法”由神宗皇帝亲自主导，前期以王安石为主要代表组织实施。“熙宁变法”作为强烈的国家意志和目标指向，成为时代主题和最大的政治。作为朝廷重臣、国之中枢之一，吴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参与变法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坚定地站到了与神宗皇帝高度一致的位置，并表现出充分的政治姿态和鲜明的政治站位——
首先，吴充 是“熙宁变法”的积极拥护者。变法之初，吴充虽然不在王安石操作团队前列，但这不等于吴充的立场游离于变法。对王朝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的变法，是神宗皇帝的旨意；变法的最终或曰最高目标是变“积贫积弱”为“富国强兵”；实施变法，就是表达和体现国家意志，就是最大的政治。据此，王安石和他的团队，在较短的时间内出台了以“理财”、“整军”为中心的十几项法令，涉及财政、税收、农业、水利、兵制、科举等，涵盖了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宋神宗发动这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不可能仅凭王安石的一纸《札子》，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包括听取中枢宰执们的意见。从“讲政治”的要求，吴充身为专掌国家武事的枢密副使、枢密使（相当于现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主席）的“宰执”，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身临其境。
其次，吴充是 “熙宁变法”的有力支持者。“熙宁变法”历时17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始发、实施、对峙阶段（1068年至1077年）；（2）调整、持续、中止阶段（1078年至1085年）。吴充自1070年至1080年，由枢密副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正值变法最为红火、争论最为激烈、变数最为微妙、推进最为艰难的时间段。在这个“非常时期”，吴充成为继王安石后，宋神宗“熙宁变法”的最亲密战友、核心人物和中流砥柱。正是吴充的“前赴后继”，才使变法已经取得的先期成果得以巩固，因变法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得到缓冲或缓解，变法运动不因领头人的去留而中止；特别是吴充“善解”了神宗皇帝的 “左右为难”、“进退两难”、 “抉择惟难”。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史观来评价吴充，称其为宋神宗、王安石“熙宁变法”名副其实的“最有力支持者”，一点也不为过。
再次，吴充是 “熙宁变法”的坚定维护者。由变法而产生的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争议；也并非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进行改革的争论。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争论博弈激烈，宋神宗在多重势力的挤压下立场有所摇摆、甚至对王安石“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并让其再次罢相。吴充在这个“非常时期”接任宰相，足以说明其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印象很好，尤其是对于变法的“政治态度”很好。“充不善安石所为，数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无与，欲相之。” （《宋史·吴充传》）
其实，吴充接过相位印绶的同时，也似接着了一只“烫手山芋”——在不足一年内，王安石团队推出了十几项新法令；这些改革举措次第实施后，虽然“富国强兵”的效果明显，但由于存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倾向，其中部分举措的不合事宜和在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使变法由“安民”走向“扰民”；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动了特权阶层的“蛋糕”，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站在新法改革的“深水区”，面对改革前方的“地雷阵”，吴充表现了作为政治家的胆识和作为——
第一， 吴充决不忘记“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变法初衷。因为，这是皇上（国家）的“意志”和“既定方针”。吴充深知，自己临难受命的使命：就是继续主持变法，万不可因噎废食；就是勇敢迎接挑战，使不得临阵退缩；就是选择趋利避弊，决不能半途而废。
第二， 吴充必须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冲出一条新路，把变法事业持续进行下去。吴充深知，自己是在一片“否定变法、反对变法”的声浪中，走上变法前台、走到变法前沿、走进变法阵地的；自己的一举一动，采取的一招一式，都事关社稷，责任重大，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必须慎之又慎。
第三， 吴充采取了充满智慧的对策：（1）“充欲有所变革，乞召还司马光数十人” （《宋史·吴充传》），以此来稳住阵脚、稳定局势。把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请过来参与变法，与其让他们在野“动天撼地”放暗箭，莫如让他们当朝来“明枪实战”辩是非，这是吴充处理复杂矛盾关系的独到之处，体现出吴充博大的政治胸怀，及至“光亦以充可告语，与之书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日夜引领。”（《宋史·吴充传》）（2）而当司马光向吴充提出十分尖锐的 “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 （《宋史·吴充传》）的政治要求时，吴充沉着坚毅地予以还击：“深思之，终不能用” （《宋史·吴充传》）。
从《宋史·吴充传》的这些言简意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吴充具有一个政治家、改革家的政治风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底线思维。
司马光
四
有史家认为，在“变法之争”白热化之际，有点 “动摇不定”的宋神宗，让吴充取代王安石，其潜台词是让吴充“转向”；吴充上任后，荐用司马光等一批反对变法的急先锋来参政，是诱发和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吴充是铁杆保守派，是反对派的保护伞，是历史的“罪臣”，等等。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不符合历史真实，对历史人物有欠公允，是对吴充的“污名化”。
“熙宁变法”持续了十七个年头。在朝秦暮楚、朝令夕改、朝不保夕的封建时代，“熙宁变法”作为一种全方位、大手笔、激进式、动真个、求实效的社会变革，其促进时代进步、促进社会进步、促进人文进步的意义，不能因为所谓的“失败”而被抹杀和低估。客观来讲，这一场时间不算短命、成果十分显现的深层次改革，尽管随着神宗皇帝的“驾崩”而导致变法式微“疾终”，但这种现象既是历史演进的使然，亦为改朝换代的必然。
同理，正是由于吴充为相四年、义无反顾地“决不改变变法基调”、“决不否定前任改革”、“决不随意乱翻烧饼”，而是持续进行政策调整，不断完善改革措施，从而在顶层层面上，力挽了汹涌的“狂澜”，迟滞了变法的“反盘”，遏止了改革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充功不可没。
毋容讳言，吴充是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人性与价值观较量的复杂环境中从政的。从有限的史籍记载中所显示的吴充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超越汉唐、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非同一般的“致君尧舜、执政为公”的政治品质，敦厚为官的“有礼有节、调和两派”的政治潜质。吴充置身于变法纷争的漩涡之中，把握住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以其沉稳宽仁的为政风格精准施策，尽力斡旋和减弱政治动荡，理性而谨慎地完善政治运作，做到了改革与维护礼制、改革与稳定大局之间的相互表里。吴充的为政目的和成功实践，对神宗朝乃至北宋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宋神宗画像
“世谓充心正而力不足，讥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 这是《宋史·吴充传》的最后一句。
煌煌史笔，发出这样的感慨，一方面是对历史人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是对世俗无奈的曲衷表达。是的，作为一名宰相，吴充想凭一己之力圆梦国家振兴，显然是远远不足的；但充满家国情怀的吴充，明知不可而为之，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所为。
南宋著名政治家罗点这样评价前朝宰相吴充：“宣易新法以嘉谟，有为有守；寓和衷于正色，无党无偏。措理雍容，乃宋廷之良弼。”
笔者以为：坚持政治信仰，勇于责任担当，谓之“有为”；严格政治规矩，善于底线思维，谓之“有守”；讲求政治原则，决不结党营私，谓之“无党”；保持政治品格，决不随波逐流，谓之“无偏”。八百多年前的先贤罗点，对于吴充“政治站位”的精辟概括，名副其实；给予吴充的“政治结论”，恰如其分。
吴充是一位好官——
早年在担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时，“等辈多与宗室狎，充齿最少，独以严见惮，相率设席受经。” （《宋史·吴充传》）连同他撰写的教育《六箴》，深得宋仁宗的赞许。
欧阳修遭到奸人排挤要被赶出京城时，吴充在仁宗皇帝面前据理力争，“修忠直，不宜用谗逐。若以为私，则臣愿与修同贬。于是修复留。”（《宋史·吴充传》）表现了吴充的耿直和公心。
张贵妃薨，治丧越式，“充移开封治吏罪” （《宋史·吴充传》），吴充宁可得罪权贵，也要维护规矩。
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婿也，引嫌解谏职” （《宋史·吴充传》），时任知谏院的吴充为避嫌，主动提出改任翰林学士。
苏轼被人告发“写诗反对变法，讽刺朝政”而遭到逮捕，关押御史台，危在旦夕。吴充冒着“护逆同罪”的风险，面奏神宗皇帝，“今轼不敢进谏，而托诗章以规讽，是畏陛下之威风，而非贤者之本心也。若信奸臣之言，而欲治之死，岂不忌古圣纳谏之心？其为君德之累不小也。帝感是奏，轼得轻贬。”（《秀里吴氏宗谱》光绪壬寅版）苏轼从轻发落，成为吴充为官生涯的最后绝唱。苏轼出狱后四个月，吴充病逝。
吴充是宋神宗值得信赖的爱卿。“其陟降左右，措置机务，进退人材，至於诏令已下人始知之，亦莫知谁为赞助议所主出。然论者见其君臣相与之，问礼意笃备，而一时更制效见太平，则知宰相必有以当上心。”（《吴充墓志铭》）
吴充是一位“从政善终”的高官。吴充年老病退，最后的职位为西太一宫使。“西太一宫”建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西太一宫使”是专门为前任宰执设置的厚职。让吴充担任平平安安的祠禄之官，这是神宗皇帝给予他的最好归宿。
吴充是一位贤相。他的政治秉性的养成和彰显，对于不同时代庞大“仕场”中的芸芸众生，如何从政为官、如何做个好官，无疑具有启迪、示范和标榜作用。
时代在前进，“读懂”吴充的“政治站位观”，应该具有普遍的社会和哲学意义。
（作者系江苏江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运营总监、编辑部主任、《今日中国乡村振兴》杂志总编辑）
题 签：魏新河
执行编辑：程 遥 微信号：gslxc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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