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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人给我推荐了一篇连岳的文章。我和连岳同龄，他90年上班当老师，我91年上班当老师。后来他当了记者，成了专栏作家，而我选择了当个体户。
当然，连岳是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走出来的大记者，特别是89年之后，这几家报纸算是中国报业的灵魂。《南方周末》、《第一财经》在2000年之后还能依然坚持媒体人的良心，也让人对这几家报纸的从业者肃然起敬。
朋友推荐给我的连岳文章，是他对一个年轻老师的问答。连大叔现在是妇女之友、情感专家、人生指导师兼社会正能量的传递者。
原来连岳不这样，2018年之前还能批判时政，有时还很犀利，虽然和也是《南方周末》出来的兽爷没法比，但还是有点当年《南方周末》的那股劲儿。2018年之后，钟晓勇就一点也不勇了。对了连岳的真名叫钟晓勇，“兽楼处”的兽爷叫张育群。
作为自媒体大号，保护好自己是首要，无可厚非。不过连岳这两年开始越来越左，有唯恐跟不上主旋律的担忧。比如，人家说，能让铁树开花；他马上说，我嗅到味了，真香！
当然，“咪蒙”之死让大号看到了恐惧，做点过头儿的表态、提前站队也是必要的。
给连岳写信的是一位年轻的小学女班主任，说现在学校搞课后看护，早上六点半到校，一天连轴转，要晚上八点才到家。一是老师休息不好，二是老师利用课后看护时间讲课，不但给学生增加了负担，还造成了严重的内卷。
问连大叔，一个身体极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老师，如何调整自己，拥有好心态？
连岳先扯了一套政策的执行，意思是课后看护要全面进行，现在是执行阶段。还讲什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课后看护这种改革处于决策执行期。
接着就表达了一系列的政治正确。
除了中国哪个国家成功防疫了疫情？那个国家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时代变了，不再是别人做不成的，中国肯定做不成，而是别人做不成的，只能让中国来做。
只要你还想当老师，再消极都得按规定做事，这样很不快乐。所以，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是快乐的前提。积极的人看到问题，他的反应就不是怀疑与抱怨，而是去解决问题。同样的问题，摆在大多数人面前，只有少数人去正视它，分析它，解决它，这少数人就是名师，就是英雄。
你是一线的老师，哪怕只是解决此次教育改革中一个最小的具体问题，都是人生的大成就。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的。
意思是赶紧往前冲，你就是英雄。
我看了之后真忍不住，人家女老师说，连大叔，我好困。你说往前冲，咋冲，闭眼睛冲？那还不掉坑里。
三年前的连岳绝对不会这样说，他会说，人生是自己的选择，累了困了可以选择休息，成功的道路千万条，以利再战。
当然，我倒不是想说连岳不好，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现在当老师很辛苦，这是事实，辛苦到了比996还狠的程度。
连岳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时代变了，教育也变了》，那么，变啥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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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日教育部发了一个《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
意思是大人5、6、7、8、9点下班，小孩儿3点半就放学，咋办？
老问题，几十年了。
《通知》说，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一项“顺民意、暖人心”的民生工程，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教育服务能力、有效减轻家长负担的重要举措。
也就是把小孩子留学校，学校进行课后看护服务。
《通知》中教育部遴选确定了首批23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就是课后服务办得好的，是典型，是范本。让大家有样学样儿
我看了一下，没啥具体的招儿。
《通知》要求：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保证课后服务时间、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强化课后服务保障。
也就是说，这项工作要全面展开了，就是连岳说的政策执行期。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课后的服务谁来服务？
教师一天的工作任务是满的，教育部有中小学教师工作量标准，现行工作量一般都超国家标准，再加上一个课后看护，老师一定受不了。也就是给连岳写信的女班主任说的那样——一个个疲惫不堪。
《通知》里说，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具体政策由各省份制订，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建立健全以学校教师为主、校外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的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完善参与教师和人员补助政策。
也就是说，可以收费，可以给补贴，还可上校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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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主题是推广课后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难道这就是创新吗？
课后看护的问题一直存在。我国中小学基本都是全日制，国外全日制的不多，特别是公办中小学全日制的更不多。你像德国、日本的小学有很多都是半日制，那么放学了怎么办？
一种是放羊，家长自己想办法。比如美国的低档社区，孩子自己管自己。1990年代之前，中国也是这样。
另一种是社区提供看护服务。也就是社会有专门的少儿服务机构，有专门人员为青少年提供免费的课后服务。你像美国的有钱人社区、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从业人员一部分是义工，而另一部分是社区雇工，费用出自物业费，一般地区这个物业费也就是房产税。
我们也有大量政府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活动中心、青少年宫，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年代其实发挥了作用，现在都是摆设了。
第三种是留学校里疯玩，连上房揭瓦都行，就是不能学习。德国就是这种，因为德国会给双职工家庭上很高的所得税，两个人上班不上算，所以，女性都在家看孩子，更喜欢到学校去当义工。孩子疯玩这段，都是家长看着。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由宗教机构为家庭条件差的家庭提供课后服务，可以到教堂去。
在中国古代，是有钱人家办私塾，本族的孩子都可以去上，还管吃住。《红楼梦》里宝玉上的私塾就是这样，有本族兄弟，也有像秦钟这样亲戚朋友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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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小学、初中孩子的家长都是80后、90后。在这些家长上小学、初中时，课后看护就有了。也就是我刚上班的时候。
所以，现在全面推行的课后服务，既不是创新，更不是改革。
从1990年到2000年，黑龙江的政策是这样的，城镇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自愿申请参加学校办的课后看护班。
最开始是每人每月6元，后来涨价到8元。父母是双下岗职工免费，有一个下岗减半。这在当时是一项很正规的制度，有收费许可证。有意思的是纳入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收支入帐，接受财政监督。每年政府督导检查的重点看课后看护费的使用是否违规。
要说的是，城镇中小学才可以，农村中小学没有，家长不上班，孩子放学直接回家干活。
当时我在小学当老师。课后看护是下午3点到4点40分。刚好是两节课和一个课间。因为，我们采取就近入学，一般孩子4点40分放学，回到家也就5点，家长也就下班了，住的都家属房，家长上班更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时很少有家长接送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自己回。
1997年之前，小学老师的工资都在500元以下，刚上班的年轻教师就200左右。
当时课后看护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主要任务是班主任，课任教师一周看两节。
以后来每生每月收8元为例。2元归班主任，2元由课任教师分，2元学校留用，2元上缴。
对于班主任而言，标准班45-50人，一个月是近100元，对于300以下的中青年教师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点了工资的30%—50%。其他课任教师不多，每人每月在30块左右，占工资的10%。所以，那个时候班主任不愿意放寒暑假，因为没有课后看护班钱。
当时的课后看护也是正常上课，但没人讲新课，小学、初中那点东西，正常课就够用了。主要就是写作业、复习、预习。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还组织兴趣小组和专业团队。如绘画小组、手工小组、音乐小组、科技小组、合唱队、鼓号队、足球队、篮球队、跳绳队、滑冰队等，由任课教师任教，不是长期有，主要是应对各种比赛。
我当时大队辅导员，负责鼓号队，天天领着30多个孩子打鼓吹号。巴拉嘣巴拉嘣、巴拉巴拉嘣，哒嘀哒嘀哒，嘀哒大嘀哒。天天下班耳朵叫。
学校留下的2元是很大一笔钱，如果是1500人的学校，一个月就是3000块，当时是一笔大钱，是一年上级拨款的办公经费。这笔钱原则上用于改善教学环境、提高办公条件。其实，大部分被领导层消费了，有一半分了，有一半吃喝了。一般领导层不到10个人，也就是一个人一月近300元。
这是中等学校，当时我所在的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最大的两个学校都在3000人左右，一个班都七八十人，年轻班主任一个月的课后看护费和工资一样多。自然领导分的钱也就更多，非常富。
1995年之前，有的一家人一个月收入也就是200多块钱。如果有两个孩子，看护费就是16元，占了家庭收入的8%，相当于现在的500块左右。
1997年香港回归，从97年开始涨工资，中青年教师的工资也都800以上了，相对的就是物价上涨。这样2000年之后，一个月100块钱的课后看护费对教师就没有吸引力了。再加上社会看护、培训、辅导班的兴起，接替了校内服务，使服务多样化，还有专门管饭的。大概是2005年，黑龙江省校内的课外看护班就停办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2000年我就下海创业了。
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了现在这种往回走的现象，我讲的是20年前的事，早一点都30年前了。当年的孩子现在都40岁了。
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大政府的概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责任越来越重。
二、经济下滑，社会压力加大，教育矛盾更加突出。
三、存在着不同程度地打压市场，从今年开始针对校外教育辅导的打压非常狠。
这是错误的。
反映到教育上的矛盾其实是经济问题，经济好了，挣钱多了，服务也就多样了，也就没人去挑政府的问题了。
想让经济好，就不能打压市场，政府的雪球也不能滚太大。
现在的老师是不好当，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下滑，想当老师也越来越难了，小学老师都硕士毕业了。然而当了老师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现在教育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社会把孩子当弱智，啥都得有人看着，好像不看着，要不就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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