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蔡红宇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大的，所以我记住了姥姥说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尤其是她常常提到的亲人们。每当姥姥要讲一个故事或某个人的时候，特别是说到离去的亲人们的时候，开场总是这样说：“唉，真想他们呀！”姥姥所说的他们，其实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姥姥的亲人们。
经过了五十多年以后，在我也快到了姥姥的年龄的时候，姥姥讲的故事非但没有淡化，没有忘记，反而越来越清晰地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冬天，我会在午后，坐在温暖的阳光沐浴下的阳台里，端着老公为我泡的茶，对我老头子——也是我唯一的听众说：“我真想姥姥，也真想姥姥讲的亲人们。”夏天，我会坐在公园的木椅子上，看着斑斑驳驳的树影洒在地上，洒在椅子上，洒在身子上，对老头子说：“我真想姥姥，也真想姥姥讲的亲人们”。
所不同的是，从前姥姥说的时候，一开口，汪汪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吓得我赶紧伸出小手给姥姥擦眼泪，生怕姥姥的泪水流尽，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没有了光泽。而今，我说的时候，不会像姥姥那样眼泪汪汪，只觉得眼角会湿润，胸口像堵了一块大石头，压抑得不好呼吸，需要调整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不知道姥姥当年也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每当这个时候，我老头子会停下手中的营生，表现得戚戚然的样子来配合我的诉说，并且还要在需要应和时应和一声，在需要提问时提问一句。真是难为了好脾气的老头子，我也不知道讲述了多少遍了，每次他都配合得完美无瑕。我怀疑他在敷衍我，可他却说我讲得真的很有意思，很好听，就是太凄惨，所以每次听完后，觉着现在的日子真幸福。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幸福的感觉或许是来自于对比，或许是建立在痛苦之上，于是就想说出来，让大家找到幸福的感觉。
“唉！真想他们呀！”姥姥开始了她的故事。
“我那年才六岁，哥哥八岁，山西老家遭遇旱灾，本来就人多地少，缺吃少穿，一遇旱灾难上加难，断顿了。三天没吃饭，小孩子饿得哇哇大哭，爷爷奶奶一看没办法了，就召集一家人开了个会，商量一下咋办。最后的结论是：人挪活树挪死。不能坐着等死，走出去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去哪里呢？这个看上去很渺茫的问题，在大人们的眼里根本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出口外，这个目的地是不用商量的，是大家一致认同的。认识的人在口外，邻村的人在口外，远房亲戚在口外，听回来探亲的人说口外的日子虽然也很困难，但比起现在挨饿的日子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了，不管咋说，能吃饱饭，那不就行了。谁走口外？这又是个问题。家里连老带小总共十口人，大爷一家三口，爷爷奶奶和小叔，我们一家四口。商量了半天，决定大爷一家留下照顾爷爷奶奶，小叔和我们走口外。留下五口人也可以活命，饿不死，走口外的有两个壮劳力，只要肯下苦力，也饿不死。”
“决定了之后就开始准备上路的物件、用具，其实也没有个啥。奶奶出去借了点白面，烙了十几张大饼，带着路上吃。大爷用柳条编了两个筐，放在驴垛子上，一边坐哥哥一边坐我，家里唯一的一头毛驴也和我们一起走口外。小叔用木头钉了个独轮车，推着简单的行李和锅碗瓢盆，娘缝补了几天旧衣裳。准备出发了，说是谋生，其实是逃荒，一路上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以后能不能再见面也很难说。奶奶抱着我生离死别般放声大哭，爷爷抚着哥哥的头眼泪婆娑，我们一步三回头地走出去很远了，爷爷奶奶还站在山头上瞭着呢。”
姥姥擦了擦眼泪说：“那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唱《走西口》，我现在一想起这个场景，老感觉当时有人在唱《走西口》，有一个声音在哼唱着那个调调，在给我们送行哩。”姥姥喝了口水接着讲。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爷爷奶奶，那一别真就成了永别，不过那时候岁数还小，对于爷爷奶奶没有深刻的记忆，也就谈不上想念了。”
“走口外的路上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了后来的灾难。我娘是裹脚的，几乎达到三寸金莲了，看上去身高树大，其实弱不禁风，行动不便，更不能长途跋涉。一上路，爹就发现了她的行走不便，就劝她返回去吧，可她知道，回去了也没有好日子过，况且丈夫，儿女都不在身边，那种孤独和思念会折磨死人的，说什么也不往回返，还说死也要死在路上。每天为了跟上大伙儿的步伐，咬着牙坚持走着，几乎不是走了，借着站不稳往前摔的劲儿往前跑几步，再顺势站住，喘口气，再往前跑。爹看着心疼，扯了根布条拴在驴尾巴上，让她扯着往前跟，小叔让她坐独轮车推着走，坚强的娘怎么也不坐。就这么走了几天，她的脚开始流血，一步一个血印子。爹一看，不能再走了，不能坚持了，于是离开了大部队（当时逃荒的人很多，为了安全，路上结伴而行）。就剩下我们一家五口人，爹为了照顾娘，让我和哥哥步行，让娘坐在驴垛子上走路，这样就慢了很多。”
“春寒料峭的塞外荒凉又寒冷，远远望去，黄漫漫一片，没有一丝丝绿色，寒风刮起的黄土呛着口鼻无法呼吸，使劲儿睁开眯着的眼睛瞅着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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