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金亮
由科布尔镇西的三义兴村向南，有一条田间小道。路西是连绵的农田，路东则是草滩和湿地，湿地的边缘，纳令河水曲曲弯弯从辉腾梁上流下来，从南到北、由西向东，绕科布尔城而过。这一条小路在大营子村后斜斜地沿坡而上，上坡后极目而望，前面凹地里，一个小村庄宛如朴素的农家女，安静地横亘于四周碧绿色的田野中。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席慕容说乡愁是没有年轮的树，我的乡愁和怀念，大概就附着在这一条连接城乡的小路上，几十年前，小路的两头承载着长辈们的疼爱，几十年后，这条路基本被废弃了，如同我的回忆和思念，脑海里时时浮现，在现实中却难觅踪迹。
田间小路 图片来源于网络
路的起点是科布尔镇，中旗人称之为“街上”，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自然就成了“街上的”。与此对应，路的终点——得胜村和众多的乡村类似，在那里辛勤耕作的农民就成了“地上的”。短短八里地，有了城乡之隔，好在只不过是“街上的”，还没有成为“天上的”。郭沫若有首诗《天上的街市》，里面描绘的基本是童话的世界，城乡之间区别再大，还没有达到童话和现实的距离之遥。“街上”住着我的爷爷奶奶，“地上”有我的姥爷姥姥，“街上”的爷爷奶奶本来源于“地上”——是农民出身，“地上”的姥爷姥姥却是从北京迁移来的——货真价实的城里人。事情就是这样吊诡，命运就是如此多舛。
爷爷是靠耍手艺走口外的匠人，念过几天私塾房，一封信读得磕磕巴巴，文字远没有他手中的锤子听话。小时候临近下班的钟点，我和妹妹都会趴在窗台上隔着玻璃冲门口张望，大多数时候爷爷总会按时出现在大门前，而且手里一无例外地提着一个包包，包并非干部们用的人造革提包，也不是现在常见的塑料食品袋，而是他自己用手绢绾成的，手绢里通常会有各种好吃的，月饼、桃子、杏、果子……总之，都是孩子们热切盼望着的美食。爷爷提溜回来的好吃的，奶奶通常会边抱怨着，边给大家分一点，然后锁在柜子里。奶奶的经典形象就是，她的裤腰带上、中式衣襟底下，有一串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钥匙，钥匙链上还有一枚刻着她名字的手章。奶奶算是街道最基层的干部，有时候也需要签名画押，而她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男女”二字和本人的名字还认得出，其他一概不知，于是这枚章就显得至关重要。
作为城里人，每个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粮店买粮油。届时带上让农业户眼红的粮油购买本，那本子翻开来，里面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横道竖行，登记着每个月供应和购买的明细。记录的品种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是三斤二两、三瓜俩枣，数目多而数量少，而且按人口和比例分配，所以去粮站的时候就要准备各种口袋，装白面的、装莜面的、装玉米面的、装红豆的、装绿豆的……还得拿上油桶或者油瓶。买米买面这一工作一般由我和奶奶老少二人完成，我们两个袋分五色、大小搭配、手提肩背，那形象如同逃荒上来的难民，最起码也和街上讨饭的愣俊差不多。先前，我们家还是所谓的“半家户”，吃供应的人少，后来走运气下了户，供应的多了，好在我也长大了，能推着自行车去买了。
说起“半家户”，这更是早年间的一个奇葩，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农民身份的坚不可摧，清清楚楚地验明了城乡差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家庭成员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农业户口的，子女无选择性地都是农业户，这种家庭亦市亦农半市半农所以称为“半家户”。这样的人家在科镇不算少数，每逢学校要填什么表格，让同学们带户口本时，班里面也总有几个人和我一样，拿的是农业社的蓝皮本子，在周围一片市民户的红本本里，显得非常扎眼。
“半家户”在我们居住的西南疙蛋上，更是常见。这一带住户都是下层群众，觉悟不高，工作能力有限，勉强可以做一回光荣的小市民已是万幸，许多家属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公社，身份是农民这一点却都相同。“半家户”们平时也算享受到了“街上”的风光，只在农忙季节本人回乡劳动，农闲时候就会有各种乡亲来走亲访友。我奶奶是街道的组长，到这时候就体现出了该有的责权，凡是家里有乡下客人来，都会在当天来我家打个招呼，说明是什么亲戚、来干什么、同行几人，要不，碰上派出所的查户口，没有街道给出面证明，不大不小也算是个麻烦了。
我家是“半家户”，在乡间除姥爷姥姥，却无半个亲人。姥爷是拿工资的人民教师，姥姥虽不参加生产劳动，但却是挣工分的社员，也是一个“半家户”。而这影响到我母亲，影响到我，我们都只能登记户籍在蓝皮皮本子里。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是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在当时，培养一个“半家户”看来也需要三代，贵族和平民都是身份，身份在封闭的环境中是会遗传的。走八里地的土路，就从城市的科布尔来到了农业社的得胜村，这八里地虽短，但人的身份差别却是八百里都弥补不了的。
得胜村远眺 笔者摄于2017年
我最怕的是去得胜时，由姥爷带我去，不自由不说，还得步行。我姥爷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坐畜力车，八里地除了步行就是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走，在街上的时候免不了买一些菜呀肉呀什么的，他不放在自行车架上，还偏要你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说法是小孩子家不能空手走路。姥爷是文化人，一路上还要和你谈功课，谈子曰诗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等等，好在我一直文科优秀，谈今说古算是长项，往往爷孙二人谈笑间，八里路已过，只恨自己腿快，谈性刚起就到了。由此，从小我就很受姥爷宠爱，他平时待人接物严肃得很，唯有带上我的时候和颜悦色，而且逢人就介绍一下说这是我外孙。我那时候嘴巴也真甜，见了大爷叫大爷，见了婶婶喊婶婶，更加讨得姥爷的喜爱。几个外孙见了姥爷如同耗子见了猫，噤若寒蝉，腿肚子打转，只能以拼命干活自救，唯有我除了不好好做营生，还能在一边悠闲自得地看小说。
“街上的”来了“地上”，呼吸了新鲜空气，看到了不一样的农村景致，尤其是面对当时农村里的孩子们时，一点点趾高气扬的自恋就会油然而生。那个时候，全村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衣冠还算整齐的小孩子，不是穿的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就是套着棉花都翻出来的棉裤，还长短不一，长的盖过了膝盖，短的脚脖子上高高吊起，一看就是哥哥姐姐们的淘汰品。男孩子往往流着两股让人难堪的鼻涕，女孩子们一个个脸蛋子被阳婆晒得黑红透紫。邻居家的小媳妇儿，没有时新的衣服炫耀，新买了一双雨鞋，可惜又多天不下雨，之后忍耐不住，就在阳婆红丹丹的天气穿出来了，裤腿卷得老高，新雨鞋亮闪闪的，和电影里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马靴看上去也很相像。村西头一个后生，八十年代初期就出外面打工，回来穿了一身料子可疑的西服，还打着领带，领带直接就在家里媳妇纺织的毛衣之外晃荡，而且不管走街串巷还是担水扫地一直不下身，我记得我姥姥有一次和他说，这西服都是正经场合穿了，哪有你这样做营生也穿的？
姥姥家住在小学和供销社房后，虽在农村，却是一片整洁，炕上铺着大红油布，尤其是，柜顶上还有一台当时村里唯一的收音机。每到晚间，姥姥家就成了俱乐部，村人络绎而来，有老有少，有抱孩子的妇女，也有颤颤巍巍的老爷爷，收音机里大戏唱得正酣，锣鼓喧天丝弦紧密，男女主角正在亢奋地演唱样板戏，一边烤炉子一边听戏的老爷爷不由得担心起来，说可省点儿劲儿闹腾哇，把戏匣子跳哒坏了呀。炕桌上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芒，一个代课的女老师也来凑热闹，看见了收音机上的台布，那是姥姥专门在街上买来的，女老师费力地认了认台布上的印画和文字，说哎呀，这就是乃“顾和园”哇?姥姥不由得纠正，这是“颐和园”，不叫“顾和园”，是原来慈禧太后养老的地方。姥爷有时候兴致来了，喜欢讲旧时的北京见闻，每逢这种时候，姥姥脸色就很难看，一个劲地拿眼瞅姥爷，姥爷于是也就起了个头，不往下说了。但是好几次晚上睡下了，我却听到姥爷姥姥讲那些起了头却没讲完的事，哪一次的聚会都有谁，是在景山还是北海，谁谁带着孩子，谁谁还没结婚是个毛头小子，还有谁谁为人处世怎样，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姥姥和她的外孙们（正中是姥姥，后排右二是大姨，左二是母亲，前排穿横纹短袖的是笔者儿时， 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乡下的农人和街上的市民不同的是，市民们不上班的起得晚，习惯于睡懒觉，乡下早晨虽然不像街上有大喇叭按时唱《东方红》，却有队长每天刚一蒙蒙亮，就绕村喊话催促村人起来下地干活，一开始我听不清喊的是啥，只觉得声音高亢嘹亮，拖着长长的尾音，后来终于闹明白了，他喊的是“受个来”，所谓“受”，全称是“受苦”，是本地对体力劳动的一种说法，简化一下，就是一个字，“受”。
“受”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各种分工：队长书记平时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一只钢笔，形象上接近于街上的干部；会计保管说话慢声细语，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大量的普通农民穿的是破衣烂衫，衣冠不整不说，还像多少天没洗脸，黑龙画虎的，指甲盖里藏着一层污垢。男女农民们一年四季在地里“受”，衣着打扮差城里一等，就连锅里的伙食也是没法和城里相比，有一次，我在一户人家里，亲眼看见他们家煮面条，啥也不放，也不用油呛锅，也没有酱油醋，就撒一把盐，人家还热情地招呼我喝一碗，我一边推辞一边落荒而逃了。这家人虽然苦寒，但是恢复高考后，一家弟兄姐妹五个全部考上了大中专院校，一时在乡间传为佳话。
姥姥的生活概念是下饭必须有菜，哪怕是炒土豆片就咸菜，有时候还从供销社买鱼罐头下饭吃。我记得姥姥有几样拿手好饭，一个是炒雪里蕻，把肉丝和芥菜樱子放在一起炒熟，鲜咸又可口；一个是糊塌子，把西葫芦擦丝，鸡蛋打开拌上面糊，摊成煎饼，熟了以后沾上蒜醋汁，松软滑嫩口舌留香；还有一个就是炸酱面，最好是肉酱，佐以黄瓜丝、萝卜丝，不加面汤干拌面，村里的人引以为奇，说是北京侉子就是不一样，吃面没汤汤。九十年代我初到北京，才发现这几种小吃，竟然都是北京著名的地方食品，只是走遍各大饭店，那手艺比我姥姥的可是差得太多，我在饭桌上和北京人开玩笑，说我是吃北京小吃长大的，北京人都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我奶奶家虽然在城里，在伙食上却带有明显的农村特征，而且是山西农村的特征。奶奶经常做的拿手菜是素炒酸白菜，或者打鸡蛋汤，最顶尖的主食是蒸玉米面窝头，鸡蛋羹蘸素糕就算是美食了。
因为嘴馋而长时间停留在姥姥家，又因为受不了姥爷的种种约束，再回科镇奶奶家享受自由，是我常年的轨迹。姥爷的规矩不一而全，诸如食不语寝不言，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遇到难题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能藏着掖着……时间长了实在烦人。奶奶家是自由的天地儿童之乐园，想吃就吃，不必讲究吃多吃少，想睡就睡，不用担心睡姿不当，想耍就耍，风里雨里尽兴就好，往往是连吃带喝，大呼小叫，随心所欲。吃完饭还可以和爷爷游戏，经常性的项目是拉着爷爷的手荡秋千，爷爷嘴里还念叨着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顺口溜：“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请闺女接女婿，不要脸的外甥也要去，一个臂抖打回去”。姥姥家里有时候也会讲童谣，却比这个山西醋味儿十足的串话要文雅一点，“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儿，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通篇都是儿话音，用姥姥的京味京腔说出来，更是有趣有韵，令人产生无限遐思。
北京四合院的门墩 图片来源于网络
写过《京华烟云》的林语堂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大师，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中外文化的融会贯通，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对此颇为自得，而且还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请梁启超手录此联，挂在了书房的墙壁上。林语堂以熟悉中西两种文化而自得，那是大师的境界，非常人所能比拟。我小的时候，能够在城乡两地之间游走，算不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境界呢？反正，我以为，真正体验了其中的乐趣，才会深切地感知。
八里地之间的城乡生活最后终于成了回忆，而城乡之间的差别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地缩小，农民由农而工进城当了农民工，市民们厌倦了城市的灯红酒绿，也会到乡村度假消遣。我由中旗来到了集宁，不经意间成了集宁人眼里的旗县人，大概类似于当时科镇市民户们眼里的“地上的”，好不容易有了集宁户口，又来到了呼市，在首府成了“盟市来的人”，还是“地上的”，大概是命运作祟，蓝本本虽然早就换成了红本本，“半家户”的基因却难以拂去。
其实，包括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内，来来往往奔波劳碌的人群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既怀揣着打拼天下走四方的野心，又同时拥有一颗浸透着乡村炊烟的心灵？我看数量不小。在城里奋斗，又时刻惦念着乡村，身体属于都市，灵魂归于农村，苟且于茫茫人海，又羡慕诗和远方，这也是现代城市人的相思病，因为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整整差着一个城乡之间的距离。应该庆幸的是，因为从小的生活际遇，因为从科镇到得胜那短短的八里路程，在我心灵深处，城乡之间的距离早就大大地缩短，在后来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城乡的纠结，每到异乡总是能很快地融入，不论农民还是市民，看见了都觉得亲如故人。照这样说来，身份不是问题，身份能够自由地改变才是关键。
诗曰：
风吹田间草叶青，蜿蜒曲折到家门。
一路连接城乡地，两点承载关爱深。
曾经巷陌寻常日，更闻农家疾苦声。
世上千般情缱绻，为有人间自在身。
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本期幕后】
策划：安强
编辑：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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