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世明
去年，家乡来人说，我的出生地“南闪旦村”因贫困被政府迁走了。迁走，也就是说放弃了这个村落，具体迁到什么地方我不关心，关心的是，以后还叫不叫南闪旦？事实告我不会再有这个村名了，这是令我最揪心的。这个经历了上百年草原风霜的移民村就这样消失了。
南闪旦村，距离内蒙古四子王旗王爷府东北方向仅十公里，这个在清末光绪年间，由于走西口逐渐形成的移民村，人口最鼎盛时有近二百户人家，近千人，是生我养我的一块风水宝地。
母亲说，我是在天刚刚擦黑时出生的，生下嗓音宏亮，十分肥壮，守护在母亲身边的祖母、外祖母大喜，又是一个男孩。临近子夜，母亲的肚子又一次巨痛起来，外祖母慌了，催人急急把早已离去的接生婆请回来，经细心察看，接生婆说出一句让人吃惊的话：“呀，还有一个。”
这是60多年前，阳历1956年1月9日，发生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杜尔伯特草原，一个叫南闪旦村落的重要新闻。因这个村落自有人烟以来，从未有过双胞胎的记录。这个晚我近四五个小时出生的婴儿，生下时已没了气息，接生婆急得不知所措，祖母却镇定自若，抓起婴儿双脚，头朝下，照小屁股就是几巴掌。“哇”的一声，这个孪生弟弟终于发出响亮的一声。母亲说，弟弟生下时，比我瘦小，体质也弱的多，奶水又不够。于是，祖母决定，把我雇奶给本村一户人家，从此与生母一别就是15个月。
按医学论证，双胞胎后出生者为大，应该是哥，但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谁先出来谁为大，我自然成了哥哥，使这个孪生弟自小不服气。
我一直纳闷我的出生地怎么叫了“南闪旦”这么个古怪生僻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南闪旦是蒙语译音，意思是有水的地方。的确，犹记在南闪旦与还有一个叫北闪旦的村落之间有一片海子，蒙古人也称水泡子，不曾干涸过。小时候，在兄长带领下常去这片水泡里玩狗爬（游泳）。看来南闪旦的名字与水有关系，是比较准确的了。
十二年前，我因创作55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又回到这片土地采访，才进一步了解到，南闪旦还是中蒙俄茶道（也称驼道）的一个驿站。我恍然忆起，童年时，母亲和姥姥不止一次给我讲过拉骆驼的商人与村里人以货易货的故事。还有，奶奶给我讲过的，我的大爹从清水河单独闯后草地给四子王旗王爷府召庙开荒种地的故事。有些故事情节我已经写进了《大盛魁》剧本中，并在拍摄出的剧中有所展现。
我和孪生弟出生时，南闪旦已经有七八十户人家了。当时，我们李氏家族在南闪旦地位显赫，父亲李贵是分管王爷府一带的区长，大爹李华（也称李玉生）是南闪旦的村长，人称大玉生队长，我们这些子女自然是村里的“高干子弟”。
那时，我们这群“高干子弟”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得益于我们淳朴、与人为善的家风家教。我大爹的官名后来叫李玉生，合作化时当了南闪旦高级社的社长，后成了队长。他少言寡语，却极有智慧。他一字不识，但队里的会计算账不如他心算的快，每年腊月初夕夜，他总要背着手在村外的田野转悠，观察天相，随后就知道当年是风调雨顺，还是有灾害。于是正月十五一过，便召集队干部开会安排生产，告诉大家今年该种些什么作物。据堂兄说，大爹依据多年的经验看天相安排生产，屡试屡应验，使南闪旦灾年也能有好的收成，他手下的骨干对他很崇拜，全村人也视大玉生（大爹乳名）是能人、南闪旦的主心骨。
我们的祖父早逝，大爹为了养家，供父亲上学，直到三十多岁才成家。几年后，父亲长大，与同村的母亲相爱，大爹亲自操办了弟弟的婚礼，搞得非常隆重，在方圆百里出了名。父亲成婚后，俩兄弟同住一个泥墙回合大院，共同伺奉母亲（我们的奶奶），兄弟两家人不分你我，过得就像一家人似的。大爹虽然没读过书，但给他的后代（包括他的侄儿）起名却颇有文化。他们哥俩育有九子，三女。据说，乳名、官名大多数是大爹起的，老大叫李世俊（大爹长子）、老二李世亮（我亲哥）、老三李世荣（大爹次子）、老四李世林（大爹三子）、老五李世明、老六李世珍、老七李世忠、老八李世宏、老九李世文（大爹末子）。三女，分别叫李月梅（我的亲姐）、李月玲、李月琴（我的亲妹）。这名字个个响亮。尤其最看重的五个男孩，分别起名兰虎、拴虎、润虎、双虎、老虎，意为“五虎上将。这“五虎”果然不负重望，日后在政界、企业界、文化界都取得了成就。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调任四子王旗政府工作，我们举家进了乌兰花镇，算是进了城。但对南闪旦，仍怀有深深的情感，每年至少都要回一两次。那里淳朴的乡风，充满生机的原野，还有亲情的呼唤，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早的乡愁。
60年代初的大饥荒，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当时南闪旦村的村民正享受着公有分配的幸福生活。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能得到生产队分配的肉食、白面、食油等物品。这些都是额外的馈赠，年终还有大的分红。此外，家家户户还有自留地、自留猪羊。在我印象中，曾饿死人的大饥荒年代，南闪旦似乎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仙境，没有一个人挨过饿。
南闪旦的确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仙境。每到夏日，浓重的绿色几乎淹没了这个村庄，周边的绿草没过膝盖，兄长们领着我们寻鸟蛋，还得挥着衣服呼喊，惊起隐藏在草丛中的鸟，多是百灵冲天飞起，它飞起的草丛中十有八九都有鸟蛋；入秋，南闪旦更是风景如画，那黄了的是小麦，白了的是荠麦莜麦，最美的是一片一片金黄色的菜籽花。这些农作物不上一丝化肥，全部用牛羊马粪肥田，产出的粮食是真正的有机绿色食品。尤其雨过，空气中弥漫着草的芳香，农作物的甘甜，那清爽的气息沁人心脾，似乎把你的五脏六腑洗得干干净净。雨后，人们最大的快乐是跑进草丛中采蘑菇，凡有牛羊粪的地方蘑菇最多，那平时看不见的各种形状的蘑菇，经了透雨，一夜间拱出浮土，成片成片露出来，采都采不尽。那时，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成串的干蘑菇，这干蘑成了入冬后的一道营养大菜。
背锅子
秋收季节的南闪旦红火得似在过节，天还未亮，家家户户的窗口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饭菜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再懒的婆娘在此时也要勤快起来，给下地拔麦子的男人准备硬早餐。还有不少青壮年妇女，既做饭，又要加入秋收的队伍中，她们比男人们更辛苦，家里若是有老人的，老人就承担起做饭看孩子的任务。曾记得，我的祖母、外祖母就是这样的角色，每到春种、夏锄、秋收，这两个老人就忙碌起来，外祖母会做各种面食，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口感味道最好的是一种叫“背锅子”的大厚烙饼。这背锅子一个大约需要二斤面，和面时掺入鸡蛋。面和好后在面盆里慢慢饧着，但不能完全发酵，最多饧面一个小时后，开始反复揉，直至松软后擀成圆形大饼状，而后在表皮划上花纹入锅慢火烘。出锅后，这背锅子又厚又大，且结实。每到麦收季节，外祖母每天总要烙几个大背锅子，装进搭裢里，成了大舅和两个表哥的午餐。我在外祖母家住时，经常能吃到背锅子，那种清香略带甜味的口感，成了永久的记忆。因为长大后再没吃过这样的美食。虽然呼和浩特有不少农家饭馆，包括麦香村，只要吃羊杂，总要配背锅子，但那味道比起外祖母的背锅子差距太大了。
秋收，最先收的庄稼是小麦，由于是旱地，必须用手拔。清晨，启明星还在眨眼，南闪旦的男女壮劳力在领工人的带领下，带着水和干粮，向指定的麦田走去。当走到地头时，人们已经习惯看到南闪旦的生产队长——人们心幕中的主心骨——我们的大爹，早已在地畔守候多时了。此时，东方刚刚泛红，披一身寒露的大爹磕磕短杆旱烟袋，开始部署任务了。
在我印象中，拔麦子是农活中最重的营生，我曾见过最强壮的劳力顶多拔六垅，一般劳力四垅。我在童年曾体验过这种苦营生，弯腰撅腚拔一垅麦子，还远远落在大人们后面。大人们拔麦子大多蹲着拔，速度快，拔起来似走步，他们手上都带着护手露指的护套，一个个似竞赛往前赶，很少听人说话，只听到沙沙的拔麦声。当太阳跃出地平线，拔得最快的已到地头了，这地脚到地头最短的也得将近一华里（500米）。我那时拔几下总要直起腰望地头，由于是坡地，只见麦浪滚滚却看不见地头，跟在后面扎个子（给小麦打捆）的大人冲我笑：“想吃白面不容易哇？”是的，这种艰辛的劳动培养了我日后坚强的毅志，我和弟弟世珍在部队曾打过山洞，在大同插过稻田，那活比拔麦子还要苦，我们都挺过来了。
麦收过后，田野里的麦个子似排列整齐的士兵一排排立在田野。在我记忆中，那时的南闪旦土地肥沃，麦子成熟后齐腰高，那麦个子好大，一个足有十几斤。
南闪旦的场面（加工粮食的地方）在村北面，有几个足球场大。那时，农业生产还没有机械化，打场很原始，马拉着石头碌碡转着场面跑，碾压麦子，还有男人们举看一种叫裢枷的农具挥动着打场。那原始的、充满生机的田园秋收场景，成了我永久的绿色记忆。
入冬，南闪旦进入冬眠。辛劳一年的村民并不闲着，那时南闪旦的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队里置办了锣鼓器乐，排练迎春的文艺节目。我第一次听到二人台就是在南闪旦，那如歌似泣的《走西口》、委婉动听的情歌《五哥放羊》《拜大年》《割莜麦》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孕育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文艺情结。犹记南闪旦文艺宣传队的节目，还被选送到旗里参加汇演，并获奖，这些应归功大爹，在他当生产队长的那些年，南闪旦民风淳厚，邻里和睦，似过着原始的共产主义生活。
2016年夏季，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再一次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南闪旦村，昔日鸡鸣犬吠、人欢马叫的村庄，现在却变得异常安静，村里大部分人家的窗户用砖封死，一个个院子杂草丛生。我的亲人也只剩下大表哥一个人，他已年逾七旬，大表哥告诉我们，村里只剩下二十多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了，青壮年都进城安了家，不回来了……
如今，南闪旦村的衰败令我心痛，望着没有生机的田野，我恍惚生疑，时代是文明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南闪旦，我抹不掉的乡愁，你是我永远绿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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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楚楚
编辑：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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