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配合与协助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中，中国的作用到底有多大，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段名言或许是最好的说明。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苏联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在有关二战的世界性大型活动中，欧洲战场总是受人瞩目，而中国抗日战场却总被看轻。中国以伤亡3500万人口的代价，牵制住了日军的主力——中国抗日“东方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历史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始终积极坚持持久抗战，罗斯福所担心的日军攻势及后果没有变成现实。这种结果源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奋斗，但中国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时间回到1937年，侵略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日军在经过一系列战役胜利之后，发现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往重庆，冀求长期战争胜利，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因此，日军策划新的攻势，希望打通津浦线（今京沪铁路），实行南北对进，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企图将南北占领区连成一片。
台儿庄正是拱卫徐州的屏障。日军的这一战略动向，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驻武汉代表团副团长周恩来觉察。津浦线归国民党第五战区守卫，时年47岁的李宗仁任司令长官。战事趋紧，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也被紧急调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同为“桂系”，李宗仁与白崇禧亲如兄弟以至坊间流传一则政治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两人，是两人乃是一人”。“谜底为“李白”。
奔赴徐州前，白崇禧邀请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一个暴雨之夜，身负国共合作使命的周恩来驱车赶到白崇禧处。两人促膝长谈，共论战局。那时，抗战的前途似乎很暗淡。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的半年时光里，国民党在平津、忻口、淞沪等四大战役中，损兵百万，失地千里，几乎没打过一个大胜仗。
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日军现在是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拖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大战前，周恩来又委派儒将张爱萍前往第五战区。晚年，张爱萍将军在回忆录中透露，他星夜兼程赶到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向李宗仁和白崇禧传达周恩来的作战建议。
从193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台儿庄大战，在历时1个月的国土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伤亡约5万余人，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一寸山河一寸血，血肉长城铸就了当时的胜利。
李宗仁将军在4月8日来到了台儿庄西城门前，他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三千人家十里街，连日烽火化尘埃。伤心几株红芍药，犹傍瓦砾惨淡开。”这是参与当年清理战场的别志南先生在重返战场时写下的诗，战后的台儿庄城内“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当时，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大捷，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周恩来评价“台儿庄大捷”时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二十世纪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于1938年5月23日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刊文：“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报道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认为，台儿庄大捷是“人民之战”。除了周恩来等高层的游说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情报支援、后勤供应、战场鼓动各方面，发动群众，配合大战。
1938年的鲁西南地区，贫穷落后。各参战部队多系杂牌，饱受蒋介石歧视，不仅武器装备很差，而且医护人员极少，药品奇缺，弹药、粮食、蔬菜供应不上。而活跃在台儿庄一带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受命支援抗战，把大刀、弹药、粮食、蔬菜、肉蛋、烧酒、食盐等送上前线，再将大批伤病员协助运往后方救治。
李宗仁亦有同感：“民众的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抢救伤兵的是民众，当侦探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枪弹、粮食的也是民众……充分地担负起救亡的责任来了。”1965年，李宗仁海外归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晚宴上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后来，1985年的开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更是应验了总理的这番话。
一场战争让台儿庄名扬天下，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同时，台儿庄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一座在废墟中重建的小城，百年以上的古代建筑多数在1938年清明时节的战火中被摧毁。
在抗战中，永远不能简单地对比中日双方兵力，任何忽视双方火力、训练水平差距的对比都对中国军队不公平。就如八路军的关家垴战斗中的战况，同样说明这点。129师10个团1万余人围攻500余日军，20比1的比例，战斗两天两夜无法全歼日军，八路军付出将近10比1的伤亡代价。
中日差距是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到的事实，1931年时，中国刚刚名义统一于国民政府旗下才不过4年，刚刚打完了中原大战，家国残破的农业国。但另一边，日本却是当时世界七强，与美、英、法、德、苏、意并列的工业强国。在30年代，中日双方差距判若云泥，1937年抗战爆发时，双方钢产量508万吨比4万吨，中国一年生产的钢，连给日本建造一艘大和级战列舰都不够。煤的产量日本为4000万吨，中国只有400万吨。
基础能源和材料的产量直接决定了两国的军工生产。日本是有着从子弹到航空母舰全套生产能力的工业体系，他们在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仍然生产了4万挺机枪，而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战时全部产量。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中国方面的产量是30万支。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
战争初期至1938年12月，国军消耗步、机枪子弹达7.2亿余颗，而当时中国各军工厂月产量不足1000万发。1939年之后，因弹药库存耗尽，且弹药补充能力极为有限，国军弹药消耗量骤减。双方国力之差有若天壤之别。
也就是说，当日本已紧跟世界潮流大踏步迈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之际，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拿得出手的主战兵器。无论国家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益西化的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
七七事变后，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力主抗战，慷慨激昂地说：“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随后率领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计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带病出征的刘湘，在前线吐血病发，纸书“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于汉口，终年48岁。生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这一悲壮的遗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川军前线将士每天升旗时必诵读的话。而抗战中这样的爱国将领还有很多。
1937年，打了几十年的军阀、国共，以及浑浑噩噩的国人，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悬崖边。一场全民族参与的卫国战争自此展开，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自此开始了民族意识的觉醒。经过这场战争，全体国民受到前所未有的洗礼，一个崭新的国度出现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他们也许曾经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也许曾经沉沦于军阀混战，但在日寇侵略中国，民族危亡之时，他们拒绝沉默，哪怕手中的武器与敌人相比低劣甚多，他们仍然以死报国，勇敢地站出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阳光底下的光明和温情，也照出了阴影处的罪恶。台儿庄战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它不是某个群体的胜利，而是一种价值观的胜利；我们赞美胜利，就是赞美和平和自由；我们捍卫胜利，就是捍卫和平和自由。
作者：刘广阔 微游枣庄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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