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燕
去年到重庆看望在四川美术学院读大学的女儿，顺道去磁器口古镇游玩，被一处银匠铺吸引。
铺子极小，墙壁四周挂满了精巧别致的各种银器、手饰。铺子靠墙处两个年轻、文静、纤瘦的女子低着头，安静地坐在木凳上，其中一女子抡一把小铁锤有节奏地捶着银条，另一名女子则用锉刀在银片上仔细地锉着。旁边很多游人拿出相机、手机对准她们，从始至终，她们也未抬头，长长的秀发遮住了她们的双颊。我猜想，那一定是两张明静似水的清丽面容。
我就这样痴痴地看着，生怕我的一个不小心，扰乱了她们沉静的心，或是担心那笨重的铁锤不经意间误伤了那纤细的手指。其实我知道，这担心是多余的。她们那娴熟的技法和安静的神态，任外界如何喧嚣烦杂也是搅乱不了的。看着她们，倒是让我忆起了乡下当石匠的二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们村里，有很多石匠，但数二叔的手艺最为精湛。石匠是一种靠体力吃饭的营生。在离村子约末三里开外的山梁子处，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很多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石头，谁家修房造屋、打晒坝（晒四季收割的粮食）、垒猪圈、打猪槽（装猪食用的长方形石制大凹槽）、砌墓碑什么的，就会请几个石匠到山梁子处打石头。
儿时的我，最喜欢屁颠屁颠地跟在二叔身后，一则为着能蹭顿“东家”的红薯干饭吃，偶尔还能吃到肥得流油的肉片子，重要的是喜欢看到那些原本丑陋的、了无生趣的石头在二叔抡起的大铁锤和一錾錾、一凿凿的敲打下，变得规矩、温顺，甚至变得有了生机。石匠们很是辛苦，即便在严寒的冬日，脸上、身上也是流不尽的汗水。多少年来，我的脑子总是浮现出二叔穿着破旧的红秋衣，手中抡着大铁锤，口中喊着号子砸向大石头的场景，一个小女孩不时地用脏兮兮的袖角为她的叔叔拭去脸上和着灰尘的汗水，这个场景甚至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挥之不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下，匠人是一种极为体面的职业。那时，家里有个匠人，无论是石匠、木匠、剃头匠、泥瓦匠、铁匠、弹匠、篾匠等等，都备受人尊敬。在我的堂兄弟、表兄妹中，很多人都拜师成了匠人。我的表弟杨路娃木匠活就极为精致，我的几个表姐们结婚用的大穿衣柜、饭桌、木凳等嫁妆都是出自他的手。我的大表哥还是一位裁缝师，我们过年的新衣服也都是他做的。我的幺舅也是一位走村串巷的剃头匠，所到之处，那也是欢声笑语，一派喜庆。至于我的爷爷，那个吸着旱烟袋的老篾匠，一手篾匠活做得相当精致，爷爷尤其擅长编织凉席，凉席编得柔软且好看，爷爷能巧妙地用竹节编织出很多好看的图案，拿到镇上去买，很是受欢迎。我时常为我们家出了这许多的匠人骄傲得不行，甚至还用这威胁我的小伙伴，要是谁得罪了我，有好吃的不分给我，有好玩儿的背着我，在我面前耍威风，就不让我家的匠人给他们家干活，请也不去，哪怕是杀老母鸡也不去。这招很管用，屡试不爽。我也成了小伙伴的头，爬树摘果、下河摸鱼、甚至搞些小破坏，只要我一声令下，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好不得意。当然，我也为此挨了不少长辈们的黄荆棍子。现在忆起来，那时虽贫穷，但却又是多么欢乐的美好时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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