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可以说是近世中国最活泼，且至为重要的思想形态，其旨趣异常丰富，举凡哲学、教育和文化意识，皆有蕴涵于其中。甚至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阳明心学也并未随古典中国进入“寂静的博物馆”，依然在现当代生活里存续，不仅许多政经和社会名流深受“心学”的影响，普通民众也能从中汲取大量明澈的智慧，也就是说，如同其影响明请“贩夫走卒”那样，阳明心学因自身生命意识被读解和被体悟，同样参与构筑当下世界范围内人来人往的心灵。另外，颇多秉持客观和理性精神的阳明学的研究者，也会不自觉地携带此心境，优游于学术与生活之间。
阳明心学既简易又丰富的思想内涵，一直是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所致力探寻的对象。2022年1月10日14:30，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学院张家成老师受邀在25-1310会议室主讲《阳明心学的思想渊源》，浙江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蒋海怒老师主持了该讲座。
▲张家成老师做主题报告
张老师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和“五溺三变”二句，概括王阳明事功和心学探求之路。王阳明的三大事功，即指其政治和军事领域内的“平南赣匪患”、“平宁王之乱”，及“平广西匪患”，这三次军事磨练也使得阳明将“用兵”和“学问”统一起来，力求达到“养得此心不动”。而阳明心学思想的建构，也在逐一抛弃早年沉溺于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以及“学之三变”和“教之三变”后，渐续构建其“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迄至“四句教”，可谓是阳明心学的终极“秘要”。
阳明心学的“四句教”具有高度涵括性，所汲取的思想资源范围很广，甚至也包括了他言辞中排斥和指责的佛老思想。如果要一言蔽之的话，可以认为，阳明心学以儒家思想为本位，以良知为载体，借鉴佛道的心性论、工夫论理论框架，构建了致良知的心学体系。
就阳明心学的儒家成分，张家成老师提到了孟子、陆九渊的思想，以及古本《大学》、《周易》的人生智慧、儒家重行（实践）思想、浙东学派“务实”特征等等，认为它们均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阳明心学的义理架构，也可以参考学者吴光的概括：“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目标，知行合一为方法”，或者说，“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
阳明一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思想，包括少年时代的“圣贤志向”与中年“范围朱陆而进退之”。此后，王阳明开始了儒家经典的独特诠释历程，这里的典型是《大学》文本。按照朱熹的排列，《大学》各章次序应是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按王阳明所赞许的古本《大学》，各章次序大 约是诚意、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其中没有给格物致知作传。比较这两种排列会发现，对于理学家常提的修身工夫如格、致、诚、正等排列次序，朱、王的看法是对峙的。张家成老师还认为，阳明学的儒家成分还应包括儒法兼施思想，其典型体现是所谓的“十家牌法”。
关于阳明心学的道家和道教因缘，张家成老师认为，王阳明终其一生具有“隐逸情结”。他早年结交道士，晚期回到绍兴授徒讲学，“遁其身而亨其道”、“隐居以求其志”。出世归隐之愿，乃其其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王阳明的道教因缘，也有数端。如弘治元年(1488)七月，17岁的王阳明到江西南昌迎娶诸氏。“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此外，弘治十四年（1501），30岁时筑室会稽山阳明洞（第十洞天）“行导引之术”达一年，始以“阳明”为号。有一说，“阳明”之号本来自道教，唐贺知章书《龙瑞宫记》云：“洞天第十，本名天帝阳明紫府，一真仙会处。”在龙场滴居时，王阳明亦曾把所居古洞改称“阳明小洞天”，在江西赣州亦留有“阳明别洞”。张家成老师指出，“阳明”之号与王守仁在绍兴阳明洞修炼内丹有关，而“阳明”一语的具体内涵或是指《黄帝内经》三阴三阳说的“阳明”。
然而到了最后，即使对于“仙家”养生旨趣，王阳明也是排斥的，如说“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或指责羽客“独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对于道家“以身为重”的立场，阳明甚至在《传习录》里作出极端表态，认为如果“把生身命子看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这是典型的儒家诛心之论。
王阳明毫不隐藏地直言“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然而直至“居夷三载”，才“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并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在毫厘之间”。即使阳明自我恳认能辨析此“毫厘之别”，在思想构建上依旧兼取“二氏之用”，以成就其圣人之学。
许多儒者依旧会指责阳明学“阳儒阴释”。这表明，阳明心学与佛教的更是难言无瓜葛。从中国佛教演变来看，王阳明所接触的佛教，大多属于禅学内容，明代朱子学派人物陈建的《学蔀通辨》也视阳明心学为“阳儒阴禅”。
就阳明与禅二者关系，张家成老师提到了忽滑谷快天的《达磨与王阳明》(1908)和《中国禅学思想史》(1934)。久须本文雄的《王阳明の禅思想研究》（1958)认为王阳明与僧寺之间交往紧密，王阳明实际上也曾参禅，并且阳明“良知说”与“华严禅”的“妙知说”、宋代“山外派”的“灵知说”也有类似之处。此外，荒木见悟《佛教与阳明学》（1979）、《阳明学的开展与佛教》（1984）、《中国心学的鼓动与佛教》（1995）等也认为阳明心学与“看话禅”有关，良知说是理学与佛学结合产物，心学反过来又促进了明末佛教的复兴。柳存仁《王阳明与佛道二教》（1981年）将王门静坐工夫与佛教的禅法进行比较，认为王阳明确实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为王阳明辩护的学者，例如陈荣捷氏《王阳明与禅》（1969）认为王阳明与禅宗并没有过多接触，其对禅宗的批评相较宋儒更加深入且尖锐。陈荣捷对心学与禅学做出了区别，并认为明儒对王阳明的批评不过是“门户之见”。此外，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1994年）认为阳明心学并非禅学，提出“一有彻悟便称之为释家，这是流俗之错误见解”，徐梵澄也批评“向心求索即是佛教”说。
阳明学与《周易》思想存在密切联系，是张家成老师的独特见解。他认为，阳明每每经历人生危难时刻都与《周易》有缘，如阳明在正德元年（1506）阳明因谏忤旨下狱期间“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玩易窝记》记录了他在窝中读《易》的情景。此外，王阳明在《五经臆说》中对《遁》卦作了丰富的阐释。王阳明在36岁时于闽北也曾蓍得36卦“明夷”，使其在困苦中获得心灵的启迪：“君子当明夷之时，利在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也”（《读易》）。
张家成老师最后指出，《周易》“时中”智慧，正如惠栋《周易述》所言的“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这种“时中”智慧也体现在阳明心学的儒释道成分里，儒家是“积极入世，进则兼善天下”，道家是“隐遁出世，退而独善其身”，而佛教则是“出世入世，尽在一念之间”。
来源：钱塘哲学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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