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社会形势，我国探索实施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上海业余工业大学为代表的新型高等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在创建和办学过程中，两校在学校选址、培养目标、招录方式、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校厂（场）合作等方面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学术型大学的理念和做法，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多样化、探索普及高等教育的实现路径，以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干部和人才始终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建党初期到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各类教育、开办各种学校，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和各类人才。在高等教育领域，从湖南自修大学到“延安模式”再到中国人民大学，从未停止过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高等教育的脚步。而20世纪50年代在半工半读制度下创办的一批新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所谓半工半读新型高校就是在半工半读制度下，探索有别于传统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规律，在培养目标、招录方式、培养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走出了一条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之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和上海业余工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业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众多新型高校的代表。江西共大创办于1958年，是一所面向广大农村办学的农业类新型高校。上海业大创办于1960年，是一所面向城市工厂企业办学的工业类新型高校。鉴往知来，20世纪中国大地上新型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发挥了“试验田”和“探路者”的重要作用，对加速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半工半读新型高校与时代之“缘”
半工半读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项单纯的教育改革，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叠加汇总到高等教育领域，促成了江西共大、上海业大等一批新型高校的创办，从而开启了半工半读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的序幕。
（一）新中国急需大批建设人才的客观现实
新中国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重建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秩序的过程中，作为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和各级干部的高等教育，自然是重中之重。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教育进行了总体规划，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接收、改造和兴办指明了方向。1950年6月，新中国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即将“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1951年8月10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97次会议讨论《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时说：“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就更匮乏。因此，要大量培养知识分子。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大约只有一万七千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只有两万多人，中专全部在校生才有十几万人。”他预计：“只要建设一开展，每年就需要中专以上的毕业生二十万人。”
据统计，1949—1958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毕业43.1万人。由此可见，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新中国各项建设的一大瓶颈，以至于出现部分理工科院校学生提前毕业的情况。如1952年1月3日，《教育部关于理、工学院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问题的几点指示》要求，“理学院、工学院水利、采矿、冶金、地质、数学、物理、化学、气象等系中原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两年暑假应届毕业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以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急需。”同时规定：三年毕业的学生即作为正式毕业生，由中央人事部统一分配，其政治待遇、物质待遇与四年制毕业生同。在此以后，土木、机械、化工、纺织以及工业管理等系的学生，也有的提前一年毕业，分配了工作。提前毕业的措施是在特殊历史时期采取的应急办法，而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更多更快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类人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优先方向和重点领域，创办新型社会主义高等学校已进入最高领导人的议事决策视野。
（二）从单一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到自主选择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延续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外，从“国统区”接收了大量的高等学校。因此，急需对这些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基本路径是“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留存旧教育中的有益经验，借鉴苏联先进的教育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高等教育改造”。由此我国高等教育类型从传统欧美模式向学习苏联模式转变，从通才教育向专才教育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的模式亟待修正。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以战略家的独特视角和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要求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有效的探索。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的政策性设想，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等工作方针。以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为代表的新型高校可以看作是修正单一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和探索半工半读高等教育新模式的“试验田”，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三）寻求加速高等教育发展的实现路径
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来实现的。
1949年12月23—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也提出了“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高等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也随之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27年3月，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他希望，“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因此，让广大的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甚至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理想，而且也是全党和全国的重点任务。1958年诞生在江西这块老革命根据地的江西共大，以及1960年创建于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工业基地的上海业大，不仅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也是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号召的具体行动，由此引发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半工半读办学潮，拉开了加速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序幕。
据统计，截至1965年底，高等学校中半工（农）半读试点学校有177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40.8%；试点学校当年招生人数25566人，占高等学校招生数的15.6%。比例较大的是农业类、工业类和师范类院校。另外，全国独立设置的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1964年有37所，在校生14063人；1965年109所，在校生28951人。当然，在创办新型高等学校之初也存在贪大求全、仓促上马的做法，成立了一些教学条件和生产条件都不够的学校。为此，1959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1958年新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标准，同时要求对于符合高等学校标准的可以巩固下来，对于学生的程度、师资、设备和教学计划等不符合高等学校标准的学校予以调整合并。统计显示，1957年全国有高等学校229所，1958年增加到791所，1959年841所，1960年猛增到1289所，1961年845所，1962年610所，1963年下降至407所。由此可以看出，整顿和规范起到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半工半读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半工半读新型高校与传统高等教育之“争”
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立足社会主义大建设对各类人才迫切需求这一客观现实，在建校和办学过程中，围绕学校选址、培养目标、招生考试、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校厂（场）合作等开启了有别于传统学术型高等教育的探索之旅，生动演绎了办学的艰辛、探索的不易，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新型高等教育办学印记。
（一）选址之争：集中办学还是办在学员“家门口”
传统学术型高校一般都选择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作为自己的办学地点。作为新型高等学校，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对自身的办学地点有着不一样的思考。他们认为，新型高校要根据办学性质、办学基础、专业设置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来决定办学地点。他们一致决定要把学校办在学员的“家门口”。这一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学校办在城市、城郊还是办在农村，看起来是选址之争，其实质则是“为谁培养人”之争。这种办学模式的优点有利于落实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学校办在学员的“家门口”，方便学员社来社去、厂来厂去，有利于开展半工半读。为此，江西共大总校就设在南昌市郊的西山梅岭，其他分校如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也都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上海业大则根据学员分布面广的特点，在上海市虹口、闸北、宝山等各区设置了七所分校，方便学员就近学习。校门对着农民的大门、对着工厂的大门成为新型高等学校的重要特色之一。
（二）培养目标之争：造就学问家还是建设者
在解决了学校选址问题后，关于培养目标的争论又摆在了建设者的面前。一种意见认为，新型高校的培养目标要参考名牌大学，甚至要参照国外的办学经验。只有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才不会比别人差。另一种意见则担心大批的工农学生文化基础不同，如果按照全日制高校的要求则学员可能跟不上。争论的焦点虽是教学内容之争，即教学内容是全面性、系统性为主还是适应性、针对性为主，说到底还是培养目标之争，即“培养什么人”之争。新型大学是培养基础理论扎实的学问家还是实践动手能力强的建设者，这是摆在学校管理者和广大教师面前必须回答的一道考题。
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颁布的《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明确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1960年4月29日，《新民晚报》登载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的决定》和招生简章，明确学校定位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加速实现工人群众知识化，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干部”。为此，江西共大从半工半读特点出发，根据所在地县的生产特点、生态条件和自然资源状况，因地制宜地开设了有针对性的系科，如蚕桑、果茶、水产、林化、农经、农业机械等，尽力做到农村需要什么人才就设置什么专业，较好地满足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的学习需求。上海业大则把“政治觉悟较高的、生产技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技术工人”作为自身的培养目标，要求“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每周抽出生产时间16小时（工资照发）、业余时间8小时，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理论知识”。并根据上海市工业发展需要，开设机械制造工艺及其设备、轧钢、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无线电电子技术等11个专业。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观，选拔农民和工人中的骨干接受半工半读的高等教育，采取社来社区、厂来厂去的方式，快速培养了一大批既具备一定理论知识又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和工业急需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新型高等教育的力量。
（三）招录方式之争：重文化基础还是重职业背景
新型高校在办学之初，对于招录什么样的学员也存在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当地的考生文化水平低，要招一些“高质量”的学生来，进而拒收没有中学文凭的工农学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型高校要打开考场的大门，对有一定文化基础又有着较好职业素养的青年要敞开大门。两种意见的争论，与其说是录取对象的争论，不如说是关于新型高校招录方式的探索。
新型高校的性质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学员从农村、工厂来，通过大学几年的培养，再回到农村和工厂去。为此，1959年江西共大的《招生简章》规定：“年龄在17~35岁，身体健康，历史清楚，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男女工人、农民、公社干部、复员军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学生和社会青年，全省各人民公社保送1~2名具有培养前途的公社或大队优秀干部均可入学。”并规定：“凡不及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要先进预科班补习文化课，然后再进专业班学习。”上海业大的学员主要通过各工厂企业推荐，经学校招生委员会审查录取。学员一般要求是工龄5年以上，有一定生产经验的生产骨干和技术革新的能手，每周抽出一定的生产时间和业余时间，做到学习和生产两不误。据统计，该校第一届学生来自全市675个工厂，涉及8个工业局和市政、交通、出版、军需、建筑、铁路等系统，其中，科室干部占12.48%，技术人员占21.07%，生产一线技术工人、班组长占69.47%。由此可以看出，半工半读高校的招录方式还是比较务实的，没有搞“一刀切”，在文化基础和培养目标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四）课程改革之争：先理论还是先实践
新型高校在初创时期，在教学方面遇到的困难丝毫不亚于物质的匮乏和教学生活条件的艰苦，普遍存在教师不适应、教学内容不符合实际等问题。
一是，教师重理论轻实践。新型高校教师大多由全日制学术型高校培养而来，教师讲马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专深精到，但对于如何诊治病牛却手足无措。二是，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江西共大为例，动物学课程讲马、学马，但当地却只有牛没有马；林学系不讲江南的毛竹、油茶、杉树，却讲俄罗斯的白桦树；农学系的土壤课不讲当地的红土壤，却讲欧洲、西伯利亚的黑土壤。三是，教学计划与生产实际发生错位。以江西共大为例，水稻育秧的教学计划与季节严重错位，浸种的时候在讲收割，收割的时候在讲浸种。为此，江西共大开展专题研究，并在学校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推开了轰轰烈烈的教学和课程改革。首先，是在课程体系方面。江西共大首先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贯彻落实到课程改革之中。根据半工半读的办学特点，坚持面向山区、面向农村、面向实际和少而精、突出重点的原则，合并内容联系密切的课程，取消不急需学习和不必要单独开设的课程。按照“专业课面窄一些，专深一些，文化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的教学原则，将课程分为基础课、专业课、政治课、劳动课。其次，是在课程实施方面。江西共大实行的半工半读，并不是机械地将学习和劳动时间平均分配，而是把教学与生产劳动有机结合，并将其阐释为“生产中有学习的部分，学习中也有生产的部分”“生产内容中穿插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中贯彻生产内容”的“辩证的结合”。再次，是在教学评价方面。江西共大通过多年实践摸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办法，把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作为成绩评定的重要参照。如，“林学系要懂育苗、造林技能。园艺专业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果树的嫁接和修剪技能且成活率须达90%以上；农机系要求达到三级拖拉机驾驶员和修理工的技能水平；畜牧兽医系的学生要合乎'三个一标准’：'一把刀’的阉割技能，'一把锄头’的识别挖找草药技能，'一根针’的防疫注射技能。”上海业大的学员们则“既要进得了课堂，也要下得了厂房”，他们边学习边生产，带着生产中的课题来，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把研究改进的方案带回工厂企业。“据统计，四年中学员们运用学到的知识进行技术革新、试制新产品、改进工艺过程、改正设计错误等有两千多个大、小项目，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两百多项。”新型高校强调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先实践后理论，边学习边实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考核评价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岗位要求，深得用人单位的欢迎。
（五）教学方法之争：在教室还是在现场
关于教学方法的争论也是新型高校办学过程中的一个重点。为改变“在黑板上开机器、在教室里种庄稼”的现状，新型高校在进行课程改革的同时，大力开展教学组织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改进，要求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和企业生产一线。这样学生不仅能实时了解生产实际的知识，更有利于培养他们“学农爱农”“学工爱工”的思想。
为方便农、林、牧等专业开展半工半读的课程改革，江西共大建立了直接为教学服务的生产基地，使学生尽量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生产建设劳动。如，土木科参加基建，在基地划线中讲几何，通过测量校舍讲比重压力，一年级提前讲建筑工程施工课。畜牧系本科一年级提前开畜牧学、解剖生理学等课程，做到教学与专业劳动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和总结群众生产经验相结合，有力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为改变教师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现象，新型高校还创造性地探索教师的半工半教制度，促进教师从劳动中不断了解生产、了解社会。上海业大积极鼓励教师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1963年暑假参加'半工半教’的教师占全校教师总数的40%。”1965年还制定了《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关于教师参加半工半教的几项规定（草案）》，不断规范教师参加半工半教活动。当年学校有152名教师参加了半工半教，占教师总数的58%。通过教学组织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及教师参加半工半教的实践，丰富了师生对工农业生产实际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力促进了教育教学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六）校场（厂）合作：一体化还是“两张皮”
积极探索校场（厂）结合也是新型高校的一项重大任务。江西共大总校和分校是以原江西省南昌林校和各垦殖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垦殖场在学校初创时期起到了筹措办学经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行、提供师资等重要作用。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专业设置的多样化，江西共大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必须在可以解决生产基地的地方建设学校，必须在建设学校的同时，进行生产基地建设，搞好基地生产”。为此，江西共大把建校和建场（厂）结合起来，加大生产基地的建设力度，选择适当地方建立农场林场，把临时性的林副业生产与固定性基地生产结合起来。据1959年1月底不完全统计，江西共大兴办农场66个、林场40个、畜牧场71个、工厂243个，学校经营的耕地面积4.275万亩，林地面积14.2万亩，创办半年来总收入427万余元。上海业大则加强与工厂企业的联系，从招收的第一届学员开始，就坚持毕业设计对接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坚持真题真做。学校8个专业851名毕业生共选了111个题目。此外，学校还为学员配备专职指导教师61名，聘请设计单位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指导教师。毕业实习和毕业作业阶段采取全脱产方式进行，除一部分题目留校完成外，毕业生深入工厂、企业单位进行实习和设计。新型高校坚持教学和生产基地的一体化建设和运作，促进了教学、生产、科研三者的结合，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为提升办学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半工半读新型高校与高等职业教育之“源”
新型高校既没有沿袭传统西方模式，也没有照搬苏联经验，而是融入了中国元素，彰显了时代特征，走出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创新之路，成为实行半工半读高等教育制度的典范。新型高校的成绩是主流，其办学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受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必然带有时代的痕迹和认识的局限，从而不同程度存在超越历史条件、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但半工半读制度对于后续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发展，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起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探路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全国将有三类学校：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在这三类学校中，用大量发展业余的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的形式来普及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在这一文件中，首次出现普及高等教育的提法。这既是一项宏伟计划，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决心。普及高等教育只是目标，要把目标变成现实，则要寻找实现路径。新型高校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克服种种困难，把大学办到学员的家门口，探索出“总校+分校”的新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成为半工半读高等学校的开路先锋。新型高校的毕业生能文能武，能上能下，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掌握生产技术技能，既可以当干部，也可以当工人和农民，成为普及高等教育的行动者，为探索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实践者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的创新举措虽是“省（市）域实践”，但却具有全国意义，为我国后续探索多样化高等教育发展之路提供了宝贵经验。邓小平曾十分中肯地谈到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问题，他说，“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为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半工半读制度下新型高校的创立就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办好传统学术型高校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型高校不仅改善了高等教育内部结构，而且加速培养一大批生产、建设、管理一线急需的人才，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虽在后续的改革发展中重回普通教育轨道，但其探索的高等教育多样化办学路径却在后续的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我国探索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
（三）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贡献者
半工半读模式既无法照搬全日制高等教育那一套做法，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摸索中前进。江西共大和上海业大当时虽无高等职业教育之名，却开创了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先河。半工半读制度下的新型高校终究没有辜负伟大的时代，首创了培养目标与当地生产建设需求相匹配的办学工作思路；创新了校场（厂）合作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生产、科研的有机结合；探索出“文化素质+技能考核”的多元化招录方式，面向人人，让广大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现实；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企业、面向生产，尝试了因地制宜、对接当地产业的专业建设思路；探索出“半工半教”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基本路径，有力促进了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把课堂搬进田野、搬进车间，开创了生动活泼、学用结合的“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方法。新型高校的实践探索对当今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探索提供了基本范式。
半工半读制度下创办的新型高校，是特殊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虽然作为一种办学形式已结束了它们的历史使命，但这些新型高校独特的思想、理念以及贯穿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所体现的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不仅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如何办好新型大学提供了借鉴，而且丰富了高等教育内涵，完善了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并初步探索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规律，彰显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1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本文请标注：壮国桢.“半工半读”新型高校与高等职业教育渊源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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