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皇帝登基后都会使用新的年号，同时也会铸造新的钱币。建安十九年，刘备尚未在蜀站稳脚跟，也未称帝，就急不可耐地铸造了新钱“直百五铢”。
刘备铸造得“直百五铢”铜钱，直径25mm，重仅6.4克，比原来流通的五铢钱重不了几克，但却因铜钱上纵向加刻的“直百”两字，以一当百，也就是说，刘备用同样的铜从百姓手里换取五十倍不止的物资。
刘备这样做必定会抬高物价，引发通货膨胀。刘备此举似乎与仁义爱民的大汉皇叔形象严重不符。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做？
三国时群雄割据，战争频繁，打仗是很烧钱的。为了筹备军用，曹操设“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成为了有史料记载的官方盗墓第一人。一座邙山，几多皇陵。这是地处北方的曹魏独有的地理优势。吴、蜀两国没有这种“便宜”，但孙权也曾派人去找境内的南越王墓。刘备以仁义著称，何况本是汉室宗亲，断不可能去掘祖宗坟墓。因此，刘备只能另辟蹊径。
除了掘人坟墓，铸钱也是一条捷径。铜在古代还是十分稀缺的，因此，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直接铸钱并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想办法从中取利。刘备所铸造的“直百五铢”，重仅6.4克，币值却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恰能达到这一目的。
一般来说，攻城略地之后都能得到一定的战利品，但刘备新入川，就遇到了财政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刘备为了能顺利入蜀，遂向士卒许诺，“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以致后来军用不足。刘皇叔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刘备所铸的新钱着实坑了一回百姓，甚至还波及到了东吴。无论有意无意，刘备所铸的虚值大钱都对东吴的货币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蜀、吴两国是敌是友，分分合合，百姓间仍有贸易往来。
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曾出土了一件“童子对棍图漆盘”。漆盘底部有“蜀郡作牢”铭文，说明这件漆器是蜀国工匠所作。同时，墓中也出土了6000多枚铜钱，其中就有蜀国的直百五铢，进一步说明了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往来。
东吴地处江南，相较于中原腹地，这里受战乱影响较小，社会较为安定，不少百姓依旧仰仗汉五铢钱进行交易。如果东吴任其发展，那么，蜀国的知百五铢早晚有完全取代当地汉五铢的一天，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并且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又怎会坐以待毙？
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下令铸造“大泉五百”。此时距刘备铸“直百五铢”已过去了20多年，因此，有人认为孙权下令铸造如此虚值大钱正是为了应对刘备发动的“货币战”。
“大泉五百”仿照王莽大泉，铸造之初重有7至9.9克，后来越铸越轻，仅有4至7克。一枚却相当于五百枚五铢钱，与刘备所铸的直百五铢相比“魔高一丈”。
“大泉五百钱树”，1991年湖州桐乡出土
赤乌元年，孙权又下令铸造“大泉当千”。近年又出土了“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这两种铜钱虽不见于史料，但从其质地来看，当属东吴所铸铜钱无疑。不得不说，孙权果然是个狠人。这样的虚值大钱虽能对抗蜀国的“直百五铢”，但却极不利于吴国的市场经济，孙权又岂会不知，于是，当终于有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指出其中弊端时，孙权当即下令停铸大钱，还迅速将锅甩给了别人。
吴蜀两国间的货币战不断升级，曹魏却未受两国影响。
曹魏政权地处北方，拥有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徐州、兖州、豫州等，基本上长江以北皆归魏国，东汉末年，这里受战乱影响更大。货币经济也因此受到了重创，通行两汉的五铢钱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购买力。后又有董卓为祸朝野，所铸无文小钱使后汉的货币经济彻底崩溃。
五铢钱与董卓所铸的小钱
董卓所铸的无文小钱，粗制滥造，根本无法与铸工精良的五铢钱相比，加上董卓之暴虐，其所铸的小钱根本没有什么公信力。《后汉书·董卓传》有：“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通货膨胀至此，百姓不再相信、也没办法再使用铜钱作交易，只能以物易物（剧版《三国演义》里关羽当街撒钱的桥段儿严重不符合史实）。
到曹操把持朝政之时，魏国的百姓早已选择用实物交易。何况，魏境百姓与吴、蜀两国来往并不频繁，因此，蜀国的直百五铢，孙权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并未对魏国造成恶劣影响。
其实，为了社会安定，曹操掌权后曾试图恢复使用五铢钱。曹操所铸五铢在克数上没有刻意偷工减料，却受到铸造水平的限制，所铸五铢钱的质量参差不齐，百姓还是更喜欢用货物进行交易。
俗语有“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刘备为民而哭，为兄弟哭，为自己哭，哭哭啼啼，虽然显得有点“假仁假义”，但却深入人心。很多人因此忘了这只是小说家笔下的刘备。正史里的刘备是个“硬汉”，喜怒不形于色，该出手时也能出手，并不手软。比如刘备初为官，被督邮百般为难，也能“杖督邮”，并非如《三国演义》里所说忍气吞声。
虽然曹操曾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样的话，但曹操实则心怀大义，未必会去荼毒魏地之百姓。在吴蜀两国纷纷铸造虚值大钱与民争利时，曹操并不为所动。刘备虽然以宽仁著称，也未必真得事事为民，反而，从魏、蜀、吴三国的货币制度来看，仁义爱民的刘皇叔实际上是最不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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