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艺术与“非行动信条”

茨威格逝世八十周年纪念

茨威格，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其作品曾被纳粹焚烧过，如今其著作在世界各国不断再版或推出新译本，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自己的心境。

原文 ：《政治、艺术与“非行动信条”》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 梁锡江

图片 | 网络

茨威格研究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

1947年，汉娜·阿伦特在一篇题为《昨日世界里的犹太人》文章中，对五年前自杀的同为犹太流亡者的斯特凡·茨威格展开批判，她认为茨威格在纳粹上台之后的“所有反应都不具有任何政治倾向，反而是由某种担心丧失社会体面的过度敏感心理决定的。他并没有去恨纳粹，而是希望能惹恼他们。他没有鄙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是感谢理查德·施特劳斯，因为后者仍然接受他为其撰写歌剧台本，就像一个人感谢在逆境中没有抛弃他的朋友。他没有去战斗，而是保持沉默；他因为他的书没有被立即禁止而感到高兴，并且因为他的书与其他伟大作家的作品一起被从德国书店清除而感到欣慰。但这样的想法却永远改变不了现实，他的名字被纳粹指责为罪犯，著名的斯特凡·茨威格已经变成了犹太人茨威格。”

阿伦特对茨威格的揶揄无疑来自于对后者政治态度的审视，而这也正是茨威格研究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正如席勒在戏剧《华伦斯坦》的序诗中所言：“历史上爱他恨他的人各不相让，他的形象也模糊不清，摇摆不定。”在政治上，茨威格既有很多热情的辩护者，同时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愤怒、震惊和困惑。有人说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精神信仰，同时深刻地预见到了德意志民族性同反犹主义结合的恶劣后果；而另一方面，对于茨威格的政治态度也经常有两种常见的指责，一是他的和平立场过于幼稚，二是他没有利用他的名人地位为反纳粹事业作出贡献，没有去帮助和挽救更多在欧洲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德国的研究者也认为茨威格对待纳粹的态度有很多矛盾之处，部分传记作家还将茨威格的生平划分为1933年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最初他对法西斯运动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年轻化特点有一定的同情，他的一些政治想法非常不成熟；但在1933年后，在流亡之中，他逐渐成长为一位敏锐的时代观察家，虽然可能他的清醒与远见在某种程度上也总在宿命论和对于自我的过高评价之间反复摇摆。

资产阶级情感文化制造了他们的问题

事实上，除非有较大的变故，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都无法摆脱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思想教育与所经历的社会现实。出身世家的陈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似乎也表明，社会上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政治倾向更为保守，甚至与其父辈趋同。所以，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与陈寅恪情况类似的茨威格时，研究其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思想教育和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也就十分必要。

对艺术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茨威格出生在一个同化较为彻底的奥地利犹太富商家庭，正如卡尔·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所言：“有两个基本的事实，使奥地利资产阶级不同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它既没有完全消灭也没有充分融合贵族阶层；而且由于其软弱性，它还要将皇帝视作一个关系疏远但又必不可缺的庇护者，依赖和效忠于他。由于无法垄断权力，资产阶级就总有一点局外人的感觉，努力寻求同贵族的融合，而维也纳众多资财丰厚的犹太人，以其强烈的同化主义倾向，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一战前，奥地利资产阶级一直寻求与奥地利的贵族文化同化，由于政治上受限，以文学、音乐、绘画和建筑为代表的贵族艺术道路受到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推崇，并且他们越来越将艺术视为逃避日益具有威胁性的政治现实和不愉快的世界的避难所。“在欧洲其他地方，选择为了艺术而艺术，意味着其奉献者只能从某个社会阶级中退出；只有在维也纳，它获得了整个社会阶级的忠诚，而艺术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艺术生活成了行动生活的替代者。的确如此，当公民行动变得越发徒劳时，艺术简直成了一种宗教，是意义的源泉和灵魂的食粮。”

对艺术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让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在文化上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但也让那个年代出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地远离现实政治，转而过分关注自身的心灵状态。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奥地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世界主义为基底建造了一个属于梦想和幻觉的世界，里面充满了神经官能症、心理学之谜、华丽的快乐和令人困惑的焦虑。那样的世界美则美矣，却彻底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暗流，即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及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而造成的阶级贫富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类似茨威格这样的作家和艺术家“很容易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爱上自己的精神，因而失去了对自身和他人的判断标准。（……）容易把对世界的客观分析，转换为对个人情感的主观培养。他们把世界看成一连串随意的情感刺激，而不是一个行动的场景。（……）他们的特征就是自恋和内向，对外部现实被动地接受，最重要的是，对心灵状态极为敏感。这种资产阶级情感文化限制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心态，精炼了他们的感受力，也制造了他们的问题。”

政治表现不成熟

首先的问题就是政治表现不成熟。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茨威格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激情所影响。虽然他一再宣称自己始终秉持和平主义，但当时他在《新自由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却充满了尚武的热情和德国民族主义：“用双拳，向右和向左，德国现在必须出击，摆脱敌人的双重控制。”茨威格在一战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爱国情感，在民族主义、简单的忠诚、深深的绝望和越来越多的战争厌恶之间迅速交替，最终转变为一位激进的和平主义的倡导者。而在战后，他关于战后新国家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建议即使不算天真幼稚，也是太过理想主义的。他主张应该由以作家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充任新的共和国的首脑，其实更多地是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而不是基于对1919年的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

“自恋”的心态也导致了精神洁癖，特别是对政治人物的厌恶和不信任。理想主义的艺术家对于现实主义的政治人物总是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茨威格和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似乎非常认同并且多次引用歌德那句名言：“做事的人总是没有良知的。”从他的传记《福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可以看出他发自灵魂的对于政治和政治人物的反感。茨威格似乎在每一个政治家身上都看到了福歇的影子——毫无原则的“变色龙”，为了自身利益敢于践踏一切道德的机会主义者。有德国研究者甚至认为，当时德国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知识分子似乎都从精神和品格上轻视魏玛共和国，知识精英的傲慢与源于德国唯心主义的唯美情趣都使得当时德语世界的知识分子与魏玛政坛背心离德，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瓦解与希特勒的上台。从这个角度而言，《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的出版商评论作家说他的作品从来没有涉及政治，这一事实与其说是茨威格谨小慎微，不如说他不屑于谈论政治。

这种不屑也根源于当时德语区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的因为不熟悉、不习惯民主政治而产生的轻视心态。民主议事制度的繁琐冗长与官僚机构的拖沓颟顸都让出生于旧日帝国时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德意志知识精英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一直孜孜不倦于对现代文明与现代性展开批判，而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他们火力集中的一个重要焦点。无论是诺奖作家霍普特曼，还是意在成为“哲人王”的海德格尔，或者是军国主义者恩斯特·荣格尔，抑或是反犹色彩浓厚的卡尔·施密特，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反民主的。而同时代的茨威格也并不例外。1930年10月，当纳粹党人取得轰动性的选举胜利时，茨威格专门撰写了一篇短文《对迟钝的反抗》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德国选举很明确地展现出青年人的反抗，可能不太明智、但就其最内在而言是非常自然的，并且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他们反抗上层政治的迟钝和优柔寡断，反抗官僚主义方法的懦弱和优柔寡断。”在与友人的信中，茨威格慨叹，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被民主政治、仇恨与金钱所毒害，所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普遍呼唤“专断者”的出现，这一行为从本质上就是“对于人的呼唤，对于品格的憧憬，而不是那些摇摆不定的政客形象”。

“信念伦理者”

对于彼时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中也混杂着即将50岁的作家本人的中年危机心态。他在当时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到了对于老病苦痛的恐惧，而他内心最重要的愿望——统一的欧洲以及永恒和平却陷入现实政治的泥沼而迟迟没有进展，内心的焦急转化而为对青年人的期许和对于速度的迷恋：“（国联）12年，除了举行300次沉闷的会议、谈论和唠叨之外，什么也不会做。欧洲仍然盯着武器，国家对国家，人民对人民，关税封锁着边界，生活更加昂贵，这种可怕的不安全感仍将始终盘旋在每所房子和每间小屋之上。因此，青年们说（非常有道理！）：我们必须有快速决定的人（无论对错，只要快速，快速！），（……）他们能让事情滚动起来……”（《对迟钝的反抗》）

上述的内容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宣言，不如说是一个作家的牢骚话而已。思辨和逻辑从来都不是他的强项。阅读他的历史传记和散文写作，其实就已经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一点，只不过被他丰富的想象力与出色的心理分析所平衡。但是在茨威格试图进行现实政治分析时，这种缺陷无疑是致命的。同时，用激进的立场推动和平主义和欧洲统一，似乎也仅仅保留在口头阶段。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关于“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划分，茨威格无疑属于“信念伦理者”：“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一旦外界事物发展不符合他们的设想，他们很多时候也只能有心无力地袖手旁观或者逃避现实。从1931年至1933年期间的私人信件可以明显看出，茨威格显然从奥地利的政治动荡中退却，返回他真正在行的领域，也就是文学。

只求作品保持鲜活的影响力

用沉默保持威慑的姿态

也许“艺术”和“精神”才是他真正在意的事情，政治风云变幻，只有艺术恒常真实。在《昨日的世界》中，他对于他的朋友大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夫子自况”：“他信奉艺术上的唯我主义，心里觉得哪个政权都无所谓。他曾经作为宫廷乐师服务于德国皇帝，为皇帝谱写军乐，然后又在维也纳作宫廷乐师，服务于奥地利皇帝，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共和国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对他个人的喜爱。（……）事实上在他那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之中，他只关心一件事：让他的作品保持鲜活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就是让自己的新歌剧得到演出，而这部新歌剧紧贴着他的内心。”茨威格其实也一直都心存幻想，觉得凭借自己著名作家的身份可以和任何世俗政权周旋。和施特劳斯一样，他的书能够出版，能够继续在德国出版，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不过当奥地利官方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包括施尼茨勒、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等知名人士都受到批判的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决心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在1931年11月2日写给作家的费利克斯-萨尔滕的信中，茨威格觉得必须拿出“更积极的态度”。然而，当我们继续阅读该信件，就会发现，他要采取的行动仍然是无声的抗议，用沉默保持威慑的姿态。“我想到的不是宣言和抱怨，而是我们应当拒绝参加奥地利的所有公开活动（……），不要泪流满面，不停抱怨（……），而是我们大家共同采取坚决的态度，拒绝配合任何活动。”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呼吁，至少比那些暗地里和纳粹勾勾搭搭的犹太商人要强出很多。但是，这种抵制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奥地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自恋心态”的延续，因为他随后就补充说：“毕竟对于国外而言，我们才代表奥地利，而不是什么中学教师切尔马克（当时的奥地利教育部长）与文理中学教授米克拉斯（当时的奥地利总统——笔者注）。让我们把真正奥地利那些枯萎且杂乱的部分留给这些先生以及追随者们吧！”

文人式“崖岸自高”的心态似乎让他觉得没必要自降身份，去和俗人掰扯什么现实政治，大概有一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意思。和他笔下的伊拉斯谟试图用通信让所处的动乱时代恢复理性一样，他似乎寄希望于采取抵制的态度就足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还为自己成功惹恼对方而沾沾自喜，就比如他在《昨日的世界》中这样写道：“文字生命在德国被完全消灭的命运也发生在许多杰出的同代人身上，例如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韦尔弗、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许多其他人，他们的著作远比我的重要，因此我将和他们共享这一种命运看作一种荣誉，而非耻辱，但我反感任何形式的殉道，所以只是非常不情愿地在这里提到我们共同的命运。但奇特的是，恰恰是我将纳粹党徒甚至是希特勒本人放置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受到鄙弃的人们中间，恰恰是我创造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的高层圈子甚至最高层的圈子里引起了最疯狂的激动与无休无止的争论，因此我完成了我生命中一件具有决定意义且非常令我愉快的事情，我让这个新时代最强大的人，阿道夫·希特勒感到了气恼。”

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中，茨威格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该遵循的“非行动信条”——“因为每当艺术家、学者越过自己的界限，妨碍行动者的时候，去阻挡一个迎合时代的强力人物所走的路的时候，他就往往会降低自己原来的分量。一个从事精神世界工作的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他的国度是公正，在任何地方都超脱于一切纷争之上。”尽管这句话有一些自我批评的意味，但它坚持的中立精神在1933那个年代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时宜的。难道艺术家要做的事情就仅仅只是写本好书，然后耐心等待，把问题留给其他人处理？随着流亡岁月的开启，茨威格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困境，虽然他依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愿，但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承认：“从事历史的研究不过是对于现实时间的逃避”。

精神上的伤口越扩越大

于是他一逃再逃，一避再避。1934年，在诸多好友的劝说下，他极不情愿地踏上流亡之旅去了伦敦。在德国大举入侵法国之时，他又转去了美国。在那里，旧欧洲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针对希特勒的反抗活动。但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一言不发，他也因不愿公开发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而遭到怨恨。于是他又辗转来到了巴西，一个有着旧欧洲痕迹，又远离欧洲现实战争的国度。作家夫妇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他彻底爱上了那里，带着激情写下了他的爱情宣言——《巴西，未来之国》。但他被热情好客的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蒙蔽了双眼，或者说他本来就缺乏洞悉社会底层困苦的能力，所以这本书依然销量很好，却因为“粉饰太平”遭到了巴西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抵制。他们声称这是巴西政府委托创作的作品，是为极权政府歌功颂德以便换取永久居留权的谄媚之作。很快，他在里约热内卢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被回避、被鄙视，甚至还遭到了种族主义式的诽谤，说他是富得流油的犹太人，从巴西榨取更多的金钱。他也就失去了在那里继续社交的兴趣，孤独地来到佩德罗波利斯，对着雾气蒙蒙的热带雨林埋头写作。

远离故土被迫流亡，精神上的伤口得不到愈合，反而越扩越大。而战争的威胁似乎越来越迫近美洲和巴西。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令他深受打击。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创作出了不朽杰作《象棋的故事》。这是茨威格针对纳粹暴政而发声的第一篇作品，也很遗憾地成了作家的最后一篇。在作品中，他让之前只能头脑虚拟对战的B博士第一次与真正的对手比赛，但主人公在对手的攻击面前投降了，饱受折磨的B博士最终放弃了，正如茨威格从未公开对抗纳粹政权一样。而作家本人最终也选择了放弃。

也许弗朗茨·韦尔弗关于茨威格之死的文章才是最公正的。韦尔弗对茨威格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毫无讳言，称茨威格是“像孩子一样的人文主义的信徒”。他认识到茨威格的作品中，存在主义式的“虚无”才是真正可怕的，最后真正的恐怖是无法忍受的，这也许是《象棋的故事》真正的寓意。韦尔弗从这个意义上解释了作家可怕的结局：“他那颗被人文主义乐观主义宠坏的心，突然意识到人在地球上的整个冰冷的、无法解决的悲剧。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悲剧，因此无法采取任何巧妙的补救措施。（……）他寻求和平。他在虚无中寻求它。”但是很遗憾，他无法找到。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8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