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年，齐威王田因齐在齐国都城临淄城稷门外修建了一所学宫，名为“稷下学宫”，以广招天下士人来此议政讲学。
谁也不曾想到，这位登上王位时踌躇满志，不久便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美好的后宫事业中去的齐威王，不经意插下的这株“柳”，竟然让稷下“荫”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交流中心！时间长达100多年！
特别是他把发端于墨子，终结于秦大一统，一场历时200多年跨三个世纪的思想大论辩又推向了新高潮，绽放出了中国思想史上，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璀璨的思辨之花！史家将人类思想史上这次思想论辩的饕餮盛宴，送了一个十分有想像力的名称，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到稷下学宫议政讲学，都是各学派的掌门人和学术造诣高深的大伽。孟子、杨朱、申不害、慎到、告子、苏秦、张仪、荀子、李斯、韩非子等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十教九流”大伽都曾到这里议政讲学，所著书早已失传了的邓析、惠子、公孙龙也都来此参加盛会。孟子来稷下三次，时间长达三十年，荀子曾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聚集了七国士子一千余人。据《汉书.艺文志》，春秋战国学术派别数得上名字的的一共有189家，他们都曾来此讲述学术，争辩观点，诘难存疑，稷下学宫可谓群英荟萃，高朋满座，大伽云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名符其实。
稷下学宫，史上第一次思想论辩
早在稷下学宫诸子论辩前，史上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早已展开，史称儒墨之争：墨子及墨家弟子与孔子的儒家弟子已“吵”了一百多年，稷下学宫不过是儒墨旷日持久的大论争的下半场。一生以继承孔子职志为业的孟子，在稷下学宫“辟杨墨”论辩场（杨墨，指墨家代表人物杨朱），掀起了儒墨之争的新高潮，原来的隔空交锋变成了面对面的谈经论道，慷慨陈词，由此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繁荣活跃，闪现了无数智慧火花，儒、墨、法、道四家是这场跨世纪论辩最为耀眼的明星。
儒、墨、法、道思想博大精深，浩瀚如汪洋大海，我等国学业务爱好者，穷其后半生也难涉猎、弄懂万一，现“各取一瓢饮”，以此来管窥诸子论辩的激情四射。
这次跨越世纪的论辩因孔子而起，他创立的儒学便成为众矢之的的“箭靶”。孔子在那个被称为巨人辈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创立了儒家学说，他之前无私人著书立说，因此，孔子是史上“文字著述第一人”。孔子死后59年，墨子出生了，起初，“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忧而不悦”（《墨子.非儒》），隧弃之而去，自立门户，创立墨家学说，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人，墨家也成为了儒家学说的第一个反对派，儒墨之争便拉开了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论辩的序幕。
儒家是站在君子士人的角度“恢复秩序和伦理”，而墨家是站在底层百姓的立场“重建秩序和伦理”，因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势不两立”。因此，儒墨之争，墨家一出手就直击儒家“七寸”。儒家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墨家反驳说，“仁，爱也；义，利也”（《墨经》），在墨家眼中，“仁”就是“兼爱”，“义”就是“利”，“义”与“利”是等同的，但墨家强调“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为墨家估定一切价值的标准，因此，墨家“无利不起早”的功利思想，冯友兰评价说，“孔子乃无所为而为，墨子乃有所为而为”。儒家“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论语》），父母去世子女守丧三年；墨家痛批“农夫行此，则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不修舟车，为器皿”（《墨子》），劳民伤财，阻碍社会发展。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墨家则高喊要“明鬼”，对儒家注重祭祀，墨子讥笑道，“执无鬼而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鱼网）（《墨子》），现在看来，儒家的祭祀是慎终追远，与鬼神无关。儒家主张持之以恒尽一切努力做事，成不成功交给老天爷，“时也命也，善始慎终，尽人事听天命”（《中庸》），墨家则号召与命运抗争，革命性的喊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墨子.公孟》总结了儒之道丧天下的四大“罪政”：一为信天不明鬼敬神，“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无鬼不说”；二为久丧厚葬之陋习，“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三为贪图声乐之享受，“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笔者注，“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四为贫富悬殊民不聊生，“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孟子气极，痛骂墨子和杨朱为禽兽，“杨氏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腾文公下》）。
法家的矛头也直接对准了儒家，儒法两家思想观念尖锐对立。商鞅和韩非子把儒家的基本教义“仁义礼智信”分别痛斥为“六虱”和“五蠹”，都是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商鞅说，如果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国，不至，则贫国”（《商君书》）。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主张尊卑有序，建构社会秩序，法家则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司马迁传》），尊卑亲情让位于法纪。儒家说，“人性本善”，只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就能治理好国家；法家反驳说，“人性本恶”，实行“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的法律，防止好人变坏，坏人使坏。儒家“以德治国”，再恶的人，只“缺德”而不“负德”，法家“以法治国”，只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国家才有正常秩序。儒家推崇“王道”，法家指责儒家迂腐可笑，纸上谈兵；法家推崇“霸道”，儒家斥为严刑峻法，急功近利。儒家指责法家的思想是冷酷无情的“暴政”，法家则讥讽儒家思想为不守规矩的“乱源”，韩非子把“儒”和“侠”归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两大乱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儒法之争，本质上是人性的善恶之争，直指灵魂深处，因而刀光剑影，可看的文字和可想像的场景均“儿童不宜”。
相对于儒、墨、法或其它诸子学派直接下场开撕，道家则是“隔岸观火”，默默地为儒、墨、法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提出消解的方法和生命救赎的逃亡路径。儒家要君王“行仁政”，墨家则把“功利”放在第一位，法家则要“齐之以刑”，而道家轻飘飘一句“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家号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则“遵从天道，道法自然”，强调“夫为不争，天下莫不与之争”。儒家发出“相濡以沫”的道德拷问，道家一句“不若相忘于江湖”，更洒脱自在。儒家教育人要成为谦谦“君子”，“内圣外王”的“圣人”和浩然正气的“大丈夫”，道家则劝人要做“闻道后勤而行之”的“上士”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而隐”的“隐君子”。儒家号召“富国强兵，以天下为已任”，道家则劝人当“小国寡民”，没有比“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更逍遥自在的了。
自由、开放、包容的学术论辩不只在各大学派之间，也在各大学派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儒家和法家几大代表人物思想交锋就十分夺人眼球。
孔子、孟子、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三个代表人物，但他们在重大问题的思想观念却是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比如，关于人性之善恶，孔子曰，“性相近”，孔子只承认有人性，但没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如同“饥欲饱，寒欲暧，耳好声，目好色”都是人无可厚非的本性。
又如，孔子和孟子都主张行“王道”，荀子则主张“王道”“霸道”兼用。在君臣和父子关系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等伦理道德观念，而孟子演进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伦”道德规范，荀子则说出了可让孔子、孟子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
关于儒家价值风骨，孔子若泉下有知，会骂后儒离经叛道！孔子周游列国，诸侯国许以高官厚禄，但孔子强调，不按我的“主义”干，我就不来当你的官，不食你的禄，以至有“累累如丧家之狗”（《史记.孔子本纪》）之狼狈。孟子则把儒家“主义”放一旁，玩的是“理想与现实”结合，“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小日子过得风光体面，荀子则被批评失去了儒家的价值风骨，把儒学变成了取悦诸侯的恃宠固位“政治儒学”，荀子的学生大都进了诸侯国朝堂，没有了学术自由的独立性，成为了诸侯国的“政治秘书”。
法家虽然主张“以法治国”，但怎么个以“法”侧重点却不同，一直吵吵嚷嚷了一百多年。如何“以法”有三派之争：一是以讲权力和威势结合的“重势”派慎到；二是以讲政治与权术结合的“重术”派申不害；三是有讲法律和制度结合的“重法”派商鞅，最后韩非子集三派之大成，自成一家之言，可惜韩非子被妒忌他的才能，被怕威胁自己秦国相位的同窗好友李斯给害了，这是题外话。
稷下学宫论辩偃旗息鼓一百多年后，司马迁对阴阳、儒、墨、名、法、道思想理论从“优势和不足”两方面有一个总结。他说，阴阳家的不足在忌讳多，让人拘束而生畏惧，“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优势在论述四季的变化是不可错过的，“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的不足在博学但不得要领，花了大力气却见效慢，“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优势在讲述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分界线是不可改变的，“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的不足在节俭作风“俭而难遵”，优势在强本节用的道理是不可废弃的，“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的不足在严厉却缺少恩情，“严而少恩”，优势在理顺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改变的，“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的不足在让人拘俭而失去真实，“使人俭而善失真”，优势在强调名称与实在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可以省察的，“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的优势在“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徒，应物变化”，不足在“其辞难知”，并赞扬道家“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以上出自《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对其它各家廖廖数语，褒贬不一，对道家却不吝其词予以赞扬，当代的南怀瑾等国学大师也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但笔者却不然。如果在国泰民安时，道家不失为诗酒桃源般一种情调高雅的生活取态，但若在民族危亡时刻，面对嗜血成性的外族入侵，如果国人都“不争”，都“清虚自守，无为而治”，那中华民族早已灭族了，伟大的、灿烂的中华文明也许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一样，只能在地下去发掘，或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博物馆里去寻找了。
2300年前，稷下学宫这场跨世纪思想论辩早已消逝在人类滚滚前行的历史长河中，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至今仍深远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毫无疑义，儒家的荀子是这场跨世纪思想大论辩的最大收获者。史家评论说，荀子“综合百家，出入道法，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集各家之大成”，对儒家从思想理论体系上进行了全面建构，从而也奠定了荀子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上，做出了仅次于孔子的历史性贡献的地位。
正是因为荀子，儒家才有了全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具体办法，而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要么有思想理论，却无政治、社会具体办法，似乎都“残缺不全”，儒家较全面的思想理论建构也这正是吸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策的一方面的原因。
参考书目：
《诸子百家》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
《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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