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儒家，大家首先想起的都是孔子和孟子，然而在当时，却有一位大宗师在儒家学派中地位比孟子更高，这个人就是荀子，也是著名的秦朝丞相李斯和法家大宗师韩非的老师。
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荀子的地位却越来越低，孟子则正好相反，地位越来越高，以至孟子成为了儒家学派中仅次于至圣孔子的存在，号称“亚圣”，而荀子则逐渐隐入尘烟，不为常人所识。这又是为什么呢？
荀子
深究起来，其实是因为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掘了儒家学说的根。
儒家学说在孔子时代，讲究“仁”，所谓仁，主要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安抚，以维持良好并且稳固的秩序。也就是说，“仁”更多是单向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就正如孔子所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孔子的“仁”能够立足的基础是当时知识教育实际上还绝大多数为贵族或说上位者（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所垄断，普通人由于知识不足，自然也不会有太多想法，只能追随这些君子，服从其教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只讲究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道德责任不行，因为随着知识教化的普及，越来越多有自主意识而且狡黠的下位者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而反叛甚至弑杀上位者，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于是孟子响应时代的需求，提出了“义”的概念。相比于孔子的“仁”主要约束上位者，孟子的“义”则是对上位者和下位者双方共同的约束。这样才能让上位者感到略微安全。
这种对上下双方的约束，最突出地就表现在这句话中：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臣子如果不能按照君父所给的待遇相应地给予回报，则被视为不义。有了对下位者的义务约束，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儒家学说的闭环。从完善儒家学说的角度来说，孟子的地位注定会非常之高，而且随着知识教化的普及会越来越高。
孟子
又随着时代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发现基于人性善良的假设得出的想象与当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的残酷现实极为不符，孟子可以用“义”对此进行谴责，却还是无法制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是否人性本恶，才会造成如此人间地狱。在这种背景下，荀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出了“人性本恶”的主张。
终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此时上位者（主要是天子或说皇帝）最大的需求不再是兼并诡诈攻伐，而是如何守住天下。要守住天下，就要断绝臣子的非分念想。如果国君能力够强，那么臣子自然不敢多想，但如果国君年少懵懂甚至昏庸暗劣如晋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么怎么保证天下有才能之人不生轻视甚至觊觎之心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荀子一脉包括其两个杰出弟子李斯、韩非法家一派的根本性问题，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所有历史王朝最大的死结，幼主弱主当国导致衰败甚至灭亡的故事不断循环上演。西方古代社会因为依靠宗教、讲究“君权神授”靠血统维持所以相对稳固，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讲究绝对的血统纯净的原因所在。而中国古代社会则因为缺乏高于治权的神权在治权衰弱之时予以保障而时常在治权衰弱之时表现出脆弱性。
法家之所以只能是阴面而非阳面（阳面为儒），根本原因也就在此。法家天天讲法术势，但这一切都只有在国君能力够强、足够明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国君本身年少无知或者弱智，甚至可能是像秦始皇那样本身非常强势也非常明智但还是没有足够明智到全知全能，因而也就忽视了一些重大问题，然而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秦始皇驾崩之后天下秩序迅速崩溃，那么法家的这一套体系就会从中心开始崩塌，而且幼主弱主当国的情况在封建世袭制下几乎不可避免（连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进入近代、接触近代社会的清朝灭亡也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连续几代幼主弱主当国）。
韩非子
孔孟讲仁义，至少还对下位者有所约束，使其能够对心中之恶加上一些道德枷锁，而荀子讲“性恶”，那么篡弑就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不仅符合利益，而且符合本性，下位者也就连一丝愧疚都不必有，直接扯下道德伪装进行篡弑即可。如此则完全破坏了等级秩序的稳定性，而秩序，实际上就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也就是“克己复礼”的“礼”。
儒家学说本来是因为极力维护等级尊卑秩序的稳定性才会被天子所采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现在如果讲“性恶论”，却反而会造成上位者的权威地位更加不稳定，整个秩序也就更加脆弱，因此，“性恶论”相当于直接掘了儒家学说的根。
这是从现实政治需求方面来讲，从学理本身的角度来讲，“性恶论”其实同样存在根本漏洞。
儒家所讲究的“仁”和“义”其实都是一种美化之后的道德理想模型，它们立足的基础就是人性的善良。而荀子则破天荒地提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那么“仁”也好，“义”也好，都不再是人先天自然具有的本性，而是后天的教化或约束所致。如果承认“性恶论”，那么要维持良好的秩序，就必须要有优秀的教化或严厉的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宗师荀子会教出两个杰出的法家弟子李斯、韩非的原因）。那么问题就来了，先天本性人人皆有，后天教化或约束的效果却人人各异，如果教化或约束不成功呢？
孔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就是说，连孔子也都承认了社会上有不可教化的人物存在。在等级社会的稳定秩序之中，普通人（或“下愚”）教化不成功其实问题不大，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但如果一个天生的上位者（比如古代的天子之子）教化不成功呢？这时候臣下是否应该承认其权威地位呢？又或者是一个能力很强、智力甚至地位也都很高的人，却偏偏教化不成功，约束也对其无效（总是能巧妙避开），不具有“仁义”，反而为非作歹却又被昏庸的上位者欣赏而不断获得提拔呢？岂不是两者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孔子
因此性恶论在封建世袭社会中本身就隐藏了这两个大bug，一个是天生的上位者教化不成功（所谓的“下愚”），另一个则是下位者如果同样教化不成功、约束也无效却因为主君的昏庸或自身善于伪装（所谓的“上智”）而被提拔到重要位置怎么办。“上智”和“下愚”这两大bug的存在，就会导致儒家学说所维护的等级尊卑秩序彻底崩坏，这也就是在封建世袭情景下“性恶论”在学理上的根本漏洞。而这种漏洞在知识教化越来越普及因而拥有聪明才智的人越来越多的时代就会显得越来越突出。这也就是为什么荀子的地位不断下降的原因。
由此来看，随着知识教化的普及，孟子的地位自然就会越来越高，而荀子的地位则会越来越低，直到两者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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