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造成族群迁徙、碰撞、融合；气候变迁，导致洪水泛滥，而治水推动了社会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促进了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正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的那样：“从陶寺到夏商周，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
1、蚩尤被杀。《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炎、黄部落原本生活在陇西渭水流域的姜水和姬水沿岸，而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部落生活在今山东，炎黄与蚩尤为何会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东南）？这与气候变迁有重要关系。
距今7200年至6000年，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稳定、最温暖的阶段，也称大暖期盛期。同时也是中国东海平面抬升最快，从而西侵内陆最深远的时期，距今7400年时，渤海的海岸线已西至燕山、太行山脚下。距今约6000年时东海平面上升至最高，比今海平面高近15米左右，渤海湾海侵向西最远处深入到今河北沧州青县。
这与孟子说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与《史记》记载：“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体一致。
原本生活在渭水流域的炎帝、黄帝部落，逐渐东移至河南、河北地区，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大体在太行山以东的河内陆区，以黄帝为首的姬姓部落大约生活在嵩山一带。而当时由于渤海、黄海海平面抬高西侵内陆，蚩尤被迫率领东夷部落向西部高地迁徙，于是与向东移动的炎帝部落发生了冲突。蚩尤是东夷九黎联盟的首领，东夷集团实力强大，故炎帝部落战败。战败的炎帝部落又联合黄帝部落在地势较高的河北涿鹿与蚩尤部落发生大战，结果东夷部落联盟战败，蚩尤被擒杀。
根据考古和专家对古代气候变迁、地理形势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学者们一直认为“涿鹿”乃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其实应为今甘肃天水。《周逸书》称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山海经》称蚩尤作乱攻打黄帝，黄帝命应龙在“冀州之野”与蚩尤作战；《路史》称黄帝传战执蚩尤于中冀而诛之。
从《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发现，先秦的冀县大约在今甘肃天水，所谓的“冀州之野”正是半坡类型文化所在的渭水流域。在属于半坡类型文化的陕西华县的元君庙遗址和华阴县的横阵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性别地葬在一起，一个墓穴中少则几人，多则近百人，极可能是因为炎黄与蚩尤大战有关。
根据历史地理和气候学家研究，距今7000年至4000年前，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沼泽众多，不适于人类居住。为避洪水，人类被迫居于高处，形成“高台文化”的特点。因此，古人也不会为争夺沼泽地和洪泛区而大动干戈。
笔者以为，把涿鹿之野定位于甘肃天水一带，是一种玄想。对于生活在山东的东夷集团而言，向西迁徙至适于定居生活的地方足矣，之后逐渐向西扩张亦有可能，但没必要也不可能到达遥远的甘肃天水一带。
黄帝为姫姓部族（白狄）首领，居住在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北部，兼跨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以南的一些地方，对应老虎山文化与朱开沟文化；炎帝为姜姓部族（包括西戎或姜氏之戎）首领，居住在今甘肃、青海一带，以及今陕西关中地区，应是渭水流域的土著，对应的是客省庄文化、马家窑文化晚期。西向的东夷集团如何能穿越和突破炎帝、黄帝部落的领地而到达甘肃天水一带？
一些学者还认为，炎黄与蚩尤大战后，炎帝与黄帝之间又发生的激战，炎帝失败，半坡文化从此衰落，黄帝族的庙底沟文化空前兴盛。在晚于半坡类型的文化中，陕西渭南县史家遗址和姜寨遗址二期出现了更大规模的二次葬，前者43个土坑中葬了730人，后者189个土坑中葬了2194人，这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距今6400年至6000年之间的战争与古文献上的炎黄之争是吻合的。
濮阳县西水坡墓很可能是蚩尤之墓。1987年5月，河南的考古人员在濮阳县西水坡发掘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房址和墓葬。在已发掘的墓葬中，M45号规模最大，长达4米多，形制特别，是头圆脚方的所谓古代的“盖天”之形。墓主为一身高1.84米的壮年男子，仰身直肢，头南脚北，与之同葬的还有三人，分置于东、西、北三面的小龛中。墓主两侧分别用蚌壳摆塑了一龙一虎。墓主人的胸骨、脊椎大部分缺失，左手自前臂中部断折不存。在南部还有两组蚌塑，三组之间各相距20——25米。第二组为龙与虎的合体，虎背上有一鹿，龙首有一蜘蛛，龙口前方还有一圆球。第三组为一人骑于龙背上，又有一虎头作奔跑状。尽管没有发现随葬用品，但其特别的墓制、用意深刻的蚌塑人殉等特点，说明了墓主人非同寻常之辈。
王大有先生根据《山海经》等古籍和《苗族古歌》等民族学资料，初步认定这位身材魁梧又身体多处受损的人，就是史籍记载的兵败轩辕黄帝的为苗人一直纪念着的祖先蚩尤。他复原了蚩尤兵败、受刑死亡和秘密下葬的情景：
距今6500多年前的十月里的一天，蚩尤兵败被俘，于刑场上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脊柱折断，身体碎裂。蚩尤余部最后抢走了尸体，偷运至今西水坡秘密下葬。因为事发仓促，于是无任何随葬用品，三位青少年自愿殉葬，随主而去。人们还用蚌壳堆塑了三组动物图像，以颂其功德。下葬这一天，正是冬至前十八天，苗人于是确定这一天为国难日，直至今日仍为苗人所纪念。
这段历史可能是这样的：蚩尤先与炎黄联盟战于华县，兵败被俘，受刑分尸而死，尸体被偷运至河南西水坡秘密安葬，后冈类型即本属于半坡类型的蚩尤余部从渭水流域逃亡至河南濮阳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若干年后战争又起，这一次是炎、黄大战，最后以炎帝族的半坡类型失败、黄帝族的庙底沟类型胜利而告终。第一次战争留下了华县元君庙和华阴县横阵的多人从葬，第二次留下了渭南史家和姜寨二期中央广场上的多人从葬。
蚩尤率部西迁至今河南西北、山西西南部，并与东进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冲突最有可能。蚩尤大败炎帝，东夷集团开始向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延伸，遂有炎黄与蚩尤战于华县。
2、大禹治水。《竹书纪年》记载，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已成，帝舜赐玄圭，赐土姓。史家认为，禹治水成功，与禹以疏浚导水为主、壅堵为辅的治水方法有关，与禹有很强的号召力、组织力有关，与禹以身作则、殚精竭虑治水有关。其实，禹治水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禹占有天时。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指出： 气候重建结果表明4.2～4.0kaBP气候事件的结束时间，亦即气候好转的开始阶段，在测年误差范围内恰好对应于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研宄表明，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往往是快速、突变的。如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记录的气温变化表明，在新仙女木事件后的快速转暖过程中，气温在短短的20年左右上升了6一7℃。青藏高原东缘红原泥炭沉积物的记录非常明显地揭示出4.OkaBP事件之后的气候快速回暖。
古本《竹书纪年》记述舜任首领的晚期（舜四十七年冬），“陨霜，不杀草木”，《吕氏春秋．应同》亦载：“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因此，自然证据和文献证据均表明，4.OkaBP事件后的气候好转可能发生在舜晚期至大禹受禅时。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自然减少或消弭。但先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知识，由于饱受洪灾，他们更注重结果。
大禹恰在舜在位晚期气候好转时负责治水，后又担任部落首领，故洪灾的减少归功于他自然顺理成章，大禹也就相应地在传说中被演绎成“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的伟人。这可能是鯀、禹治水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3、商王迁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从始祖契至成汤期间迁徙了八次，即契自亳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邱，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商侯迁殷，殷侯迁商邱，汤始居亳。后五次迁徙为：仲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都邢，南庚都奄，盘庚迁殷。盘庚迁殷之后，商人的都城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殷人屡迁与水患有关系。蔡沈《书集传》说：“自祖乙都耿（邢丘），圯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今河南安阳）。”盘庚为说服商民迁徙，说：“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无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殷人因躲避水灾而屡迁。事实上，因为水灾，殷人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也受到一些游牧民族的挤压，因此，即使殷人的生活受水灾影响不大，也会被迫迁徙。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的作者认为：3.5ka~3.3ka BP的降温事件有可能加剧了中商时期的不稳定。首先，气候转冷可能使得中原地区降水增加，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大，损害了商代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其次。冷期时，中国北方干旱化加剧，生活在农牧交错带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考古证据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或季风边缘地带，北方青铜文化系统的出现与二里岗文化南退时间几近一致，表明商王朝可能正在遭受农牧民族南侵的威胁。
3.5ka BP以后，中国气候转冷，并持续了约150年。当时，东南夏季风显著减弱，季风锋面雨带南移，黄河流域多雨，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气候状况与尧舜禹大洪水时代(4.2ka~4.0ka BP)相仿佛，从而导致殷人的频繁迁都。
余永梁先生说，商是东方民族，发祥地是山东。契至成汤凡八迁，都在山东境内。至汤迁亳，今山东曹县南二十余里。仲丁迁于嚣，今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河亶甲居相，在黄县东南十三里。祖乙迁于耿，今顺德府属。盘庚迁于殷，今安阳。渐渐由东方向中部移动，后更渡河而居。大约牧畜时代迁徙无常，到盘庚迁都河北后，《竹书纪年》所说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亡，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大致不错。商中叶社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游牧的进为农业的社会：庚盘以后不迁徙的原由，要以这个社会的情形为主因。
学者程洪认为：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 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千米；如降水减少100毫米，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千米，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千米。
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的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 1℃或降水量变化100毫米，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 10%的变化。
由这些规律性现象，我们完可以推导出天气转冷必然压缩了商王朝及其周边各方部族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缩小必然导致这一时期各方的反叛和商王朝对外战争的增多。
“治河古无良策，殷商五迁，半因河决”。盘庚迁殷后，商都西倚太行山，东连华北平原，有了可以避开洪水的区位优势，商民从此告别了因水灾而“荡析离居”的生活。此后200年间又恰逢“殷墟暖期”，殷商由游动畜牧时代进入定居农业时代，迎来了农耕文明新曙光。
到了商末又出现了“峣山崩，三川涸”，严重的地质灾害（大地震）和旱灾，导致“河竭而商亡”。严重的地质灾害和极端天气，必然导致民众生活处于困境，而商纣王又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糟蹋民脂民膏，百姓必然与其离心离德，叛商附周，商朝覆亡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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