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助理教授John Alekna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师生带来了题为“中国科学史——核心问题与论争”（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Questions and Debates）的线上讲座。本次讲座由燕京学堂副院长Brent Haas主持，是燕京学堂2020-2021学年必修课“中国专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
讲座之前，Alekna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分享了自己对科学的理解。与科学史先哲George Sarton的观点相比，他认为，比起科学，人们的思想精神、积极乐观的态度和情感是更具革命性的力量；科学与这些人类情感、行为的交融，改变推动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面貌。
Alekna老师认为科学不完全等同于真相。对真相的探究是形而上学的命题，而科学属于认知论的研究范畴。同时，他谈到理解科学语境的重要性，认为语境使得科学变得有意义。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研究者、学者，互相之间的行为互动，赋予了科学价值。离开人类互动行为的科学，是不存在内在价值和意义的。
接下来，结合自身经历，Alekna老师谈及了跨学科学习的意义。在研究20世纪中国的无线电技术和大众传媒时，除了科学史，他也曾学习政治史，并将两个领域的知识相结合，以更好地开展研究。他认为多元的学科背景，有利于开阔人的眼界，使其更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
与人们通常喜欢说的“相信你的直觉”相反，Alekna老师认为直觉有时并不客观，甚至是有误导性的。为了充分了解研究对象，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调查研究，而对于学习中国学的同学们更是如此。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要真正了解中国，初步印象远远不够也并不客观。他鼓励燕京学堂的同学们踏踏实实认真钻研，从不同维度去深度挖掘和探究中国。
讲 座 回 眸
中国在科技上何时开始“落后”于欧洲，这样的印象又是如何被打造的？讲座开始，John Alekna老师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这一历史事件为例，还原了中国“科技落后说”叙事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落败是军事战略与政治上的失误——北洋水师使用了威力大但装弹速度慢的前装炮，不敌射速快的日本火炮；更重要的是，由于水师内部的区域斗争，南洋、福建水师并未出战，北洋水师以“一隅之力，博倭人全国之师”，最终全军覆灭。
然而，这次失利却引发了有关中国科学发展长时间停滞甚至衰退的论述。关于甲午海战的“文明”叙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提示我们，要对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保持警惕，而不是贸然否定中国本土的科学技术传统。
从科技史的比较视域来看，不仅中国缺乏“科学传统”，同时期在西方发展出的前牛顿和亚里士多德自然研究体系与现代科学也相去甚远。走出狭义的现代“科学”定义，Alekna老师在讲座中带我们回溯了中国古代到近代所取得的一系列自然知识成就——从植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到农学和医学，他提出，中国可能拥有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广阔的科学传统与知识框架。
接下来，Alekna老师回应与修正了17-18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停滞说”的相关论述。他指出，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出于宗教目的，没有如实描述欧洲在天文学上取得的最新成就，传教性质的科学传播具有滞后性。以耶稣会士在中国历法、军事、土地测量等活动中的参与为例，他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对西方科学保持着相当开放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和乾隆皇帝对外交形势的考量有密切的关系，并不能证明中国对科学知识需求的无视。不幸的是，近代数次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贴上了“科学落后”的标签，对译英文“science”的日语词汇“科学”（かがく）从此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格致学”说法，斩断了科学与中国自然学传统的联系。
对于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科学发展，Alekna老师强调了通信技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从医疗、农业与工业革命等视角入手，梳理了知识与技术在近现代中国的建构与传播过程。在讲座中，他不断鼓励大家打破现代性科学话语的桎梏，重新思考被“李约瑟难题”所固化的中国“科学落后说”。
讲座尾声，Alekna老师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当今中国已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科学发展中曾经历的“寒冬”？本次富有启发性的讲座在互动环节激发了师生的积极讨论。
师 生 互 动
Q：您的研究展现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及其变化。我很想知道您在这方面的个人看法，您对科技是持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态度呢？
A：虽然我在直觉上对科技保有一定警惕性，但历史研究为我看待科技发展提供了更乐观的学术视角。历史告诉我们，公众对科技发展一直怀有恐惧，19世纪中国反对修建铁路、义和团运动抵制外国技术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历史上的技术变革往往伴随着思想上的剧烈冲击，但这些恐惧与迷茫的时刻终会结束，人们会逐渐发展出对新科学技术的情感适应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对技术发展保持乐观。
Q：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科学家的资金和制度支持。我想进一步了解同时期中国科学发展所能依靠的制度和机构保障，明清时期的科学研究如何得到资金支持呢？
A：在传统中国，科学技术相关的研究既可以由中央政府资助，也可以由私人资助。天文观测、地理测量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一般为官方性质，由中央出资完成；而与欧洲情况相似，部分中国政府官员也会以私人名义赞助科学研究；甚至研究者自己（如李时珍）有时也能资助自己的研究。
反观西欧早期的科学发展，其资助体系也多半是混合性的。伽利略、牛顿等学者作为大学教授，能够得到教会的资金支持，而在中国没有相应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为科学研究者提供资助，这的确是中国与欧洲在科学制度保障上的一个很大不同。
讲座内容整理：雷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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