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看过电视连续剧《南下南下》和《南下》想必对当年南下干部的壮举有一些深刻了解。故事讲述的背景是1949年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等待耕耘的土地，告别年迈的爹娘，别妻离子，从解放区出...
看过电视连续剧《南下南下》和《南下》想必对当年南下干部的壮举有一些深刻了解。故事讲述的背景是1949年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等待耕耘的土地，告别年迈的爹娘，别妻离子，从解放区出发，冒着严寒酷暑，长途跋涉，跟随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南方各省，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创建新政权的精彩篇章。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山东及周边地区几万干部随军南下，就没有江南新区的建立和巩固，就没有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值得骄傲的是，这些功勋卓越的山东南下干部大多是从我们走出去的，是在经过短期集训后，从青州集合出发，背上行装扛起枪，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挺进南下的。大军南下后，为做好南下干部子女的安置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保育院，院址就设在现今弥河镇大关营村。父母走了，孩子们留在了“娘家”，留在了青州。
1948年3月21日，青州城解放，华东局机关和华东军区机关进驻青州，驻扎在现在的弥河镇闵家庄。在这里，华东局领导同志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和胶济铁路线上的17座县城，歼敌8.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春季攻势。同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积极领导地方的党组织建设、肃匪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济困救灾等工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华东局在青州设立过若干工作机构：华东局财贸委员会驻城南涝洼村，曾山同志任主任。华东局财办所属邮政管理局驻青州城里西皇城街温氏故宅，下设邮电学校。在大关营村建立华东保育院，集中教育培养烈士遗孤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曾山同志的夫人邓六金任协理员。华东交通局青州办事处，所属交通学校在城北裴桥村。以华东野战军随军卷烟社为基础成立的利华烟草公司以及《大众日报社》印刷厂等也相继移到青州。鲜为人知的是在黄楼镇的王岗村还有一个华东局党校，南下干部就是在这里进行短期培训的。
华东局在青州运筹帷幄部署南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这样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类干部5.3万人左右。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华东局驻地青州市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同时，华东局要求各级党委选送的党员干部，速到华东局党校所在地黄楼镇的王岗村集结学习。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部署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一地委随即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学习整训。翌年1月，渤海区第一大队全体南下干部由行署驻地出发，最后来到益都县华东局党校所在地王岗村。与此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也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王岗村。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第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第二部由华东局机关干部组成；第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第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及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在党校学委会统一领导下参加学习，主要学习文件有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接管政策的文件。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闵家庄会议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并且每个区党委也要求所属各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南下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3月初，南下干部随华东局党校到临城(枣庄市薛城区一带)集训，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南下。
“青州支队”在上海大显身手
在这支南下干部纵队里面，有一支打着“青州”旗号的特殊支队，他们肩负着接管大上海的特殊使命。上海是旧中国最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当时全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于此。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总的部署：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准备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局负责，原华东财委接收上海全部财经系统。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驻涝洼村)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代号为“青州支队”，大名鼎鼎的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20岁参加中国共产党，30多岁担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作为南下干部，34岁任“青州支队”队长，参与接管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顾准在培训期间，“青州支队”的领导们仔细研究接管上海以后的每一项工作，许多干部都不敢在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上随便发言。顾准领导经验丰富，文化水平高，又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在讨论会上惹人瞩目地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不断鼓励他充分发挥。顾准当时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譬如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如何与各界民主人士联系，如何征收税款、繁荣新上海，至今仍为健在的与会者们津津乐道。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华东局及时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顾准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青州支队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历，在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格外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他们“统统都是人精”，而34岁的顾准，12岁入会计行当练习生，19岁时即写书《银行会计》，25岁离开上海赴苏南根据地前，已经成为上海名倾一时的会计专家，在几所大学兼课，后来在根据地他也显出了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他能被任命“青州支队”队长的重要因素。
青州各界积极响应出色完成南下任务
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指标一下达，青州解放区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各县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从速抽调南下干部的问题，并将外调干部任务具体分配到各个区委。同时要求在选拔外调干部中，一定要做好思想动员与教育，着重抓好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阶级教育及南下开展新区工作重要意义的教育，从而启发大家的觉悟，服从组织的决定，做到留者安心，去者愉快。在选调方法上，按照“公开动员、干部带头、自报公议、组织批准”的原则进行，对应选者的实际困难要尽量帮助解决，以免有后顾之忧。根据各县委的统一安排与要求，各区委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层层动员，一个一个地落实，许多领导干部带头报名去新区工作。有的区委还针对干部中的一些思想问题，开展了对比教育，“比比战士送炸药包”，“比比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比比参军支前时所做的贡献”。这些活动对干部的思想触动很大，再加上我们的干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大多数人具有较高的觉悟，因此，自愿报名去新区的热情高涨起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益都县委抽调30多名干部南下；中共益寿县委在县委副书记孙兴国、宣传部长吴化远、民运部长李华村、农救会主任王金樽的带动下，抽调56名干部南下，县委在北马兰小学召开了欢送大会，并合影留念；中共益临县委书记张光、县长纪立纲带领部分干部南下。
南下新区的广大青州干部，在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发扬了在革命老区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各方面人士努力工作，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建设新生活，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许多同志在建国后继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又立了新的功劳。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随后于1949年3月下旬南下，迁往上海，华东保育院的孩子们随后由大关营村搬到了城里教堂，6月份接到命令南迁上海，从青州“姥娘家”回到了父母身边。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给青州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和昌盛，给青州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青州现代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辉煌一页。（胡友道）
华东保育院旧址
保育院里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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