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受历代好评。北宋景祐元年（1034），因宋仁宗废郭后之争，范仲淹被贬睦州。在睦州的这段短短的闲暇时光中，范公建龙山书院、修建严先生祠堂并作记、二访方干故里……为这里留下了近五十首（篇）诗文作品。其中《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以下简称《斗茶歌》）不仅较早地以文学的形式保留了睦州民间斗茶这一文化雅事，更反映了当时睦州茶事之盛，为我们地方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范仲淹《斗茶歌》全文如下：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范仲淹像
严先生祠堂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荬。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全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建宁府志》记载：“章岷，字伯镇，浦城人。天圣进士。尝与范仲淹同赋'斗茶歌’，岷先就。仲淹览曰：此诗真可压倒元、白（即元稹、白居易）。”章岷的《斗茶歌》我们已无缘再读，然范公这首《斗茶歌》，不仅使章岷成了茶诗界的重要人物，并且使我们从中似乎也可隐约看到章岷诗的价值。对于范公此诗，自古多有评价，堪称有宋一代茶诗的奇制，远承卢仝《七碗茶诗》，后开杨诚斋《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黄山谷《煎茶赋》。本文拟在众多赏析文章基础上，以此诗与桐庐关系的角度，从三个方面对诗歌内容进行赏析。
一、关于题中“从事”及本诗与桐庐之关系
《钦定四库全书》之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五十六（明贺复征编）书五十二之《睦州寄晏尚书》云：伏自春初至项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谢。由颍淮而下，越兹重江，四月几望，至于桐庐。回首大亳，忽数千里，日思奏记，夐于无阶。恭惟蕃宣之居，钧体惟宁；赫赫之瞻，日以増重。某罪有余责，尚叨一麾，敢不尽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无刚。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夺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见诸生，以博以约，非某所能，盖师门之礼训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今有郡斋歌诗一轴拜献，庶明前言之不诬尔。干渎台严，伏增战惧！尚远门下，伏惟尊崇，为国自重。
《范文正公全集》第陆帙《范文正公年谱》第十四至十五页：景祐元年……是岁春正月出守睦州……又云郡之山水满目奇胜，且有章、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交迭唱和，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建严先生祠堂，复其子孙四家而奉祠焉。以从事章岷往构堂，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自为文以记之，与邵鋉先生求篆额。又图唐处士方干像于堂之东壁……
以上两文，虽内容相近，却略有不同，且出现于不同地方，不妨相互印证。这里都提到了“章阮二从事”，即章岷和阮逸二位从事。而“章岷从事”即《斗茶歌》题中所指。他还写过一首《钓台》，从诗中“遗基”似乎可以看出，此诗写作与构堂建祠殊有关联：
乘兴访遗基，扁舟宿烟渚。
水净写天形，山空答人语。
风篁自成韵，霜叶纷如雨。
寒亭暮响清，饥猿夜啼苦。
疑将洞府接，似与人寰阻。
不羡重城中，喧喧听笳鼓。
关于章岷从事，网络资料显示：章岷，字伯镇，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徙镇江（今属江苏）。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平江军推官。庆历四年（1044），为江州通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知越州四年，移知福州。
前文中与章岷同提的从事阮逸，字天隐，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景祐初知杭州。皇祐中与其师胡瑗同典乐事。至和中为王宫记室，坐事废。有《王制井田图》等。
钓台秋色
对于“从事”一词，现在很多资料解释为“属官”甚至“幕僚”，笔者以为“属官”不够精确，而“幕僚”则不尽贴切。
从事，古代官名，即“从吏史”，亦称“从事掾”，汉时为刺史的佐吏。隋罢地方官自辟僚属，遂于开皇十二年（592）将诸州从事一律改为参军，但州郡长官仍多以“从事”为称。
然最迟从唐代开始，“从事”已是一种明确的职官。如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将孟浩然招致幕府，辟为从事；唐彦谦，唐咸通二年进士，中和中王重荣辟为从事，官至兴元节度副使，阆州、壁州刺史；章孝标于太和年间曾为山南道从事；殷尧藩，历任永乐县令、福州从事，后官至侍御史。文中孟浩然和唐彦谦之“辟”是“君主召见并授予官职”之意，而章孝标和殷尧藩直接是“为”“任”，所以，“从事”当以理解为具体官职为妥。
而“推官”也是官名。唐朝始置。宋朝时三司下各部每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临安府设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各一员；诸州幕职中亦有节度、观察推官。金朝时推官始为地方正式职官，品秩为从六品或正七品。
查找宋代职官制度，“从八品职官”中有“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閤门祗候、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诸州县令／丞、赤县尉、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从六品职官”中有“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右司员外郎、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可见，“从事”确实是隋后州郡长官之属官的称呼，但同时也是与“推官”一样是具体职官名称，只是一个是从八品，一个是从六品。
范公在《留题方干处士旧居》序云：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洎移守姑苏，道出其下，登临徘徊……在这段文字中，“从事章岷”“会稽僧悦”并提，“会稽僧”是身份，而并非与自己的关系，所以“从事”也理解为身份而非表示关系的“下属”更为妥当。并且，此时范公已“移守姑苏”，然仍以“从事”称呼章岷，如从事仅是下属，则似乎不妥了。
范公离开睦州到苏州后，与章岷之间仍多有唱和。可能是章岷已经升迁，由从八品的从事，升为从六品的推官了，所以范公在后来的诗中，改称章岷为“推官”。如章岷有《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阁》：古寺依山起，幽轩对竹开。翠阴当昼合，凉气逼人来。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双旌容托乘，此地举茶杯。范公有《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晚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阮逸也有《和范公同章推官登承天寺竹阁》：竹石寒相倚，云窗晓共开。闲身方外去，幽意静中来。坠响风随箨，移阴日上苔。迟留秋更夜，待月露盈杯。而范公同样以推官称呼章岷的还有《依韵酬章推官见赠》：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来早又拋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范文正公年谱》中对范公仕途履历也有相关职官名称的记载：“（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养，调广德军司理参军。”“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天禧二年戊午，年三十岁，为谯郡从事。”这里“参军”“推官”“从事”都单列，也可作为佐证。
所以，范公诗中之“从事”，因确是下级官员，且关系亲密，故以“章岷”直呼其名；然在此基础上，再以“下属”称呼，则似为不妥；而以职官之名称呼，则符合当时之惯例。这从范公其他诗题中可以印证。如《范文正公文集》卷四有《寄余杭全安石段少连二从事》，另有《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结合范公行略则明显可见，“从事”并非“幕僚”之意。
而章岷在范公任苏州后不久即为“推官”，另一位桐庐郡从事阮逸也于“景祐初知杭州”，可见，这首以“章岷从事”为题的“斗茶歌”，定是作于章岷与阮逸在桐庐郡任从事之时，也即范公知睦州之时。
桐庐范仲淹纪念馆
或许是巧合，章岷和阮逸这两位从事一个是建州浦城，一个建州建阳，都是建州人。而建州从唐朝始就是著名的茶乡，由茶乡之人来写茶事之诗，当是驾轻就熟的。可惜我们无缘得见章岷原诗，也不知阮逸当时有无和诗，只能通过范公的和诗，去领略当时的斗茶盛况，并从中了解北宋茶事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桐庐严子陵钓台
二、关于“建溪”“北苑”和桐庐茶
建溪位于闽江上游。唐时建州府治之地有东溪、西溪二流，于建瓯市汇合，经南平剑溪流入闽江。建溪两岸所产之茶，称建溪茶、建茶、建茗。建茶主要产区为建溪之东溪两岸的凤凰山、壑源山等处。
建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据说早在汉代就有“建溪芽”。而依茶学专家陈椽考证，在南北朝齐时（479－502）建州就有人工种茶和从事茶叶加工生产。至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建州境内已盛产茶叶，且茶叶制作已从草茶向蒸青茶过渡。《建宁府志》载唐贞元年间（785－804）常衮任福建观察使兼建州刺史，是他教会当地茶农制作蒸青团茶，“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画墁录》也记载：常衮任福建观察使兼建州刺史，在建州主持改革茶的制作工艺，把蒸青茶叶研末和膏，压成茶饼，创制了研膏茶，俗称片茶。陆羽《茶经》“八之出”中也提到建州产茶，而且赞道“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至后唐时，建溪流域尤其是建州北苑凤凰山一带已盛产茶叶而成为江南著名的茶叶产区，所产茶品小有名气，且被地方官列为每年上贡之品。
“北苑”之称则始于南唐闽国时期。嘉靖《建宁府志》有载：“龙启中（933－934）里人张廷晖以所居地宜茶，悉输之官，由是始有北苑之名。”《中国茶叶大辞典》也说：“南唐保大元年（943），闽王延政遣潘承佑主北苑茶事。”据资料显示，到贞元后期，建安山地种茶已相当普遍，而且出现了许多种茶大户和一些因办茶园发家的“茶焙地主”。王审知建立闽国时，建安吉苑里茶焙地主张廷晖在凤凰山拥有数十里茶园，但因多种原因，茶业难以维持。闽龙启元年，张廷晖干脆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的茶山献给了闽王，由此凤凰山办成了闽国的御茶园。因凤凰山在闽国北部，取名“北苑”，这便是北苑御茶园的由来。入宋之后北苑、壑源、凤凰山一带均称“北苑”，成为宋代御用贡茶园，所产茶总称北苑茶，又称建溪茶。宋代设福建路转运使，负责贡焙之事。到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朝廷在北苑设御焙，制作龙凤团茶上贡。龙凤茶品种先后有大小龙凤、密云龙、龙园胜雪等几十种，被誉为“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北苑茶从此成为茶中绝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就有“建安北苑茶，始于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遣使造之，取像于龙凤，以别庶饮，由此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其后大小龙团，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记载。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改贡芽茶，北苑龙凤团茶的上贡时间历经五代（闽国、南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共458年。
北苑贡茶代表了我国团茶制造的最高工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贡茶。研究北苑贡茶的茶学专著有十几种，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历代吟咏北苑贡茶的诗词曲赋据说有七百多篇。所以，北宋周绛《补茶经》说：“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
而《东溪试茶录》记载：“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者尤早。岁多暖则先惊蛰十日即芽；岁多寒则后惊蛰五日始发。先芽者气味俱不佳，唯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常以惊蛰为候。”
因此，“建溪”代表了茶的最好产地，“北苑”则代表了我国团茶制造的最高工艺。所以范公《斗茶歌》中第一层次就写到了建溪茶。然范公所写，目的并非在此，而是由大家所熟知的全国最著名的名茶，引向他自己所见的睦州之“林下”也即睦州民间的斗茶盛况。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从“占春之有利条件”的地理方位出发，说明名茶建溪茶特别早的原因，与上文《东溪试茶录》记载吻合。“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因对此句的不同理解，据说还引出了建溪与武夷两地的笔墨官司。然据《闽小品》茶目载：“北苑在郡城东。先是建安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之品未著。至元设场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可见，范公写诗时，武夷茶还没有建溪茶那么名冠天下，但名气也已经不小。其实我们不妨把两者理解为并列关系：“建溪茶名冠天下，武夷茶也是仙人手栽并历史悠久。”在内容上婉约地表明：大家别老盯着建溪北苑那些贡茶，民间如武夷等地也还有很多未见经传的好茶在；在结构上由此自然过渡到下文对睦州茶的各种描写和赞美。“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就与《潇洒桐庐郡十绝》之六有异曲同工之妙：“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再请看：“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北苑茶以能献天子为最高愿景和荣誉，而“林下”已经先行斗茶决雄豪了。诗中的“林下”，除“庭院中”“竹林下”之表层意思，更兼“山野”“民间”的指代意。查看范公诗，同样写于睦州任上的《桐庐郡斋书事》，就有“杯中好物闲宜进，林下幽人静可邀”之句。另外如《诸暨道中作》中“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赠广宣大师》中“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又和赏梅》中“陇头欲寄交情远，林下初逢病眼开”，《南园》中“林下老成人，相招植松桂”，《送湛公归四明讲席》中“自言此去云林下，惟讲华严报太平”，《与滕子京书》中也有“水边林下，略能清吟”等，均可看出，这里的“林下”，不同于“朝廷”“官场”甚至“文人雅集”等上层社会；这里的“斗美”，也是乡间茶农茶商之间的斗茶活动。民间评判茶质的优劣和茶技的高下，是茶乡一种相对固定的生产风俗，目的是证明茶叶质量和制作技艺，并为进一步提高做准备；而上层社会的鉴赏品茶，经文人墨客的刻意渲染和提炼发挥，进而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更多的是表现品茶人对茶的品鉴水平，是文会雅玩，要赢便赢得风雅，赢得有趣，这是他们的生活情趣。所以两者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当时的睦州，虽然或许也有文人雅士间的“斗茶”活动，但更多的应该是茶农和茶商之间为茶叶生产和销售而进行的交流和竞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的“得意忘形”或有失风雅；也才会有“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之句，虽则“茶博”蔡襄提出疑议，而范公仍不作修改的故事。
关于睦州茶或桐庐茶源于何时，已很难确考。不过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炎帝虽尝未解煎，桐君有箓那知味”，使《桐君采药录》和桐君隐居地桐庐，与茶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陆羽《茶经八之出》中：“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注云，睦州生桐庐县山谷……与衡州同。”可见至少到唐时，桐庐已是茶的重要出产地，且品质优良。唐朝张又新《煎茶水记》载，陆羽品评天下水味，李季卿（时任湖州刺史）因命笔口授而次第，将“桐庐严陵滩水”列为“第十九”。又载“……过桐庐江，至严子濑，溪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辈用陈黑坏茶泼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鲜馥也，又愈于扬子，南零殊远。”可见桐庐水也很适合煎茶或泡茶。宋人陈埙有诗《十九泉煎茶》曰：“十年不泛钓台船，梦想高风日月边。今日偶来无住著，再尝滩下煮茶泉。”至于唐时分水县（今属桐庐县）人施肩吾的《过桐庐场郑判官》中“偶因榷茗来桐庐”更可知，在唐朝元和年间，桐庐茶叶交易之盛况，且已是民间茶叶交易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的事实。曾任睦州知府的田锡（940—1004，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宋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在《酬桐庐知县刁衎歌》中也有：“六县万家人辑睦，鱼盐利人茶货足。” 梅尧臣《送学士睦州通判》中云：“君到桐庐日，正值采茶时。”范仲淹曾推荐的张伯玉，至和中通判睦州，后知睦州，其《后庵试茶》云：“郡僻好藏身，心闲久无事。前轩饱食罢，后庵取茶试。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滥官来此游，时得拂尘累。莫笑后庵茶，闲中好滋味。”《桐庐县志》载：“按唐志，睦州贡鸠坑茶，属今淳安县。宋朝既罢贡，后茶亦不甚称。而分水县有地名天尊崖，生茶，今为州境之冠。分水盖析桐庐，鸿渐所云是也。”“桐江巡检司，在窄溪市，旧在桐江口，宋设巡监茶厅，明初省。成化八年马知县隆请增置，始建署。”睦州鸠坑茶唐时即入贡，分水天尊岩之茶为州境之冠，可见睦州历代都有名茶。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茶叶运输和贸易的管理，从侧面也可看出当地茶事之盛。
天下第十九泉
所以，笔者以为，范公《斗茶歌》写作重点并非建溪茶，而是同样像武夷茶一样未入公众法眼但茶事已盛的睦州茶，“建溪”和“北苑”，在全诗中只是起到引子作用。只有这样理解，才更突显出范公写此诗的意图和作用，除发自内心的愉悦和热爱，更是要振兴一方产业、造福一方的百姓，而非人云亦云地凑个文人雅趣的热闹。
三、关于“斗茶”“斗草”及桐庐相关民俗
宋时盛行的斗茶程序，根据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所描述，大致分四步：第一步是研茶协盏，将茶饼碾碎成末，置入微热过的茶盏中；第二步是调膏点注，注入适量的初沸开水，调和茶末似浓膏，然后轮番点注；第三步是击拂候汤，用茶匙击拂使茶面泛起汤花；第四步是细啜吟咏，细啜慢饮，品评得失，吟诗赋文，尽享品茶乐趣。第一步是准备工作，第二步颇见功底，第三步分出胜负，第四步尽享茶趣。
然在范公《斗茶歌》中，包括茶器和茶水的精心准备在内，所用笔墨也不过三联：“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真正符合斗茶程序的，只有“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一联，还被别人质疑。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
范文正公《斗茶歌》为天下传颂，蔡君谟暇月与希文聚话。君谟谓公曰：“公《斗茶歌》脍炙士人之口久矣，有少意未完。盖公方气豪俊，失于思虑耳。”希文曰：“何以言之？”君谟曰：“公之句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翠涛起。今茶之绝品，其色甚白，翠绿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谢曰：“君善知茶者也，此中吾诗病也，君意如何？”君谟曰：“欲革公诗之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谟曰：“绿、翠二字也”。公曰：“可去！”曰：“黄金碾畔玉尘飞，紫玉瓯心素涛起。”希文喜曰：“善哉！”又见君谟精于茶，希文服于议。
这段轶事在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中也有记载。
是范公真不知茶吗？笔者以为非也。只是蔡君谟所言为文人雅斗，而范公所写是睦州民间斗茶罢了。或许也就是因为这原因，范公虽然佩服蔡襄知茶之深，而此诗并未听取意见并因之而改易，全不如《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听李泰伯一言而以“风”易“德”。若将两事作比较，估计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范公定是别有深意了。
紧接着，诗中道出决定胜负的最关键环节：“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虽然文人品茶有诸多讲究，有“相较水痕”“茶汤咬盏”等，很多时候还得以“茶百戏”分高下。但茶之为茶，最重要的还是茶香茶味。《大观茶论》就说：“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范公此诗，虽名斗茶，却在总共21联中，采茶制茶用了4联，饮茶功效用了8联，真正斗茶只用了3联，包括准备和结果才5联。因此，笔者大胆揣测，范公此诗并非意在斗茶这种形式，而是通过斗茶来宣扬制茶之艰辛和饮茶之功效，进而推广茶产业，增加茶农收入。因为在范公通过奏文和诗文所体现的经济思想中，商业和贸易，是和农业一样同样被看重的。
关于“斗草”，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有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刘禹锡在他的《寄苏州白使君》中有“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之句。白居易《观儿戏诗》有“抚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的描述，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也有“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童斗草来”的描写，晏殊《破阵子》也有“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之句。可见，斗草之戏古时即有，在民间殊为流行，尤盛于春季及端午前后。
斗茶图
而范公当年正月从京城出发，“四月几望，至于桐庐。”这与桐庐新茶既采，民间斗茶比试，在时间节气上是吻合的；章岷写成斗茶歌，范公以诗和之，或许正值乡间女子斗草时节，这样推测似也不算突兀。当地孙瑞谷就有《题美人斗百草图·调寄沁园春》“小院春深，杂花生树，绿阴正浓。笑那家女伴，晓妆初过，约来斗草，团坐芳丛”的生动描写。可见，斗草、斗百草这种游戏，也是桐庐一带春季的流行风俗。所以，全诗结尾句“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完全可以是睦州当时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
文字：李 龙
编辑：申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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