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年间，宋朝出了几个“大贪官”——说他们是“大贪官”，并非因为他们贪得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们的名气特别大。
第一个“大贪官”，叫做滕宗谅。我们都会背诵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所写：“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这个滕子京，便是滕宗谅。
滕宗谅曾担任过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庆历三年（1043）九月，监察官对滕宗谅发起严厉弹劾：滕宗谅在泾州任上，“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这里的官钱，是指朝廷拨给各地方政府的特别经费，主要用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接待，叫做“公用钱”。滕宗谅被控挪用公用钱16万贯。这还了得？宋仁宗当然派出调查组，调查滕宗谅是否腐败贪污。
滕宗谅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羌人首领，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但滕宗谅显然撒了谎，因为他有豪侠性情，交游广泛，花钱非常大方，时常用公款“馈遗游士故人”，所以，被他花掉的公用钱肯定不止3000贯。到底花了多少钱，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调查组前来调查时，账本被滕宗谅烧掉了。
不过，若说滕宗谅贪污，也会冤枉他，因为滕氏本人并不是贪财之辈，公用钱从未落入他的个人荷包。但他滥用公款是毫无疑问的，不可不受处分。
怎么处分滕宗谅呢？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必须严惩不贷，而参知政事范仲淹却替滕宗谅辩解。最后，滕宗谅被贬岳州，即今湖南岳阳（北宋时的岳阳，差不多就是一个蛮荒之地），这才有了《岳阳楼记》开篇所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宗谅在岳阳，重修了已经破败的岳阳楼，并请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
岳阳楼
这个苏舜钦，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大贪官”。苏舜钦的来头可不小，他是宰相杜衍的女婿，副宰相（参知政事）范仲淹亦是他的忘年交。庆历四年（1044）九月某日，是秋季赛神会，按宋人惯例，这一天，京师各机关单位都会准备酒馔，饮酒作乐。
苏舜钦当时是进奏院的主管领导，因而也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了几贯钱，邀请进奏院的同僚以及几位有交情的文友，到酒楼喝酒联欢，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弹奏，陪饮助兴。饮得兴起时，一个叫王益柔的文友，又乘醉作了一首《傲歌》：“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这事情被监察御史听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很快便弹劾苏舜钦等人“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宋仁宗让开封案来调查、审理这个案子。由于案情比较简单，开封府很快就调查清楚：御史所弹奏确有其事。
于是庆历四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对涉案官员作出处分：苏舜钦以“监主自盗”的罪名“并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其他参加喝花酒的人也受到降职、贬官等处分。
苏舜钦被开除公职后，寓居苏州，建了一间小园林，取名“沧浪亭”，并作《沧浪亭记》——这是一篇可以与范仲淹《岳阳楼记》媲美的园记。
沧浪亭
对自己的遭遇，苏舜钦当然是愤愤不平的，他曾写信给欧阳修发牢骚：上次滕宗谅滥用公款巨万，尚不至于开除公职，老范还替他辩护，自己就卖点旧报纸喝个花酒，却被开除了，朝中也没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啊。
相信欧阳修与苏舜钦有同病相怜之感，因为他正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三个“大贪官”。庆历五年（1045）八月，欧阳修由于贪占财产事发，被贬为滁州知州。
原来，欧阳修有个妹妹欧阳氏，嫁给张龟正为继室。张龟正的结发妻子已经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张氏。后来，张龟正也去世了，欧阳氏便带着年幼的张氏回到欧阳家。张龟正给女儿留有一笔遗产，作为将来女儿的嫁妆，这笔财产，暂时由欧阳氏打理，也被欧阳氏带回了娘家。欧阳修大概可怜妹妹守寡，便用张龟正留给女儿的财产购置了田产，并以妹妹欧阳氏（即张氏继母）之名立户。这个事情后来暴露出来，欧阳修因此被贬到滁州。
在滁州（今安徽滁州），欧阳修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僧人智仙。智仙在琅琊山麓建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给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了一篇《醉翁亭记》——又是一篇可以与《岳阳楼记》媲美的名篇。
醉翁亭
好了，你看，北宋庆历年间的这三个“大贪官”，直接催生了岳阳楼、沧浪亭与醉翁亭三大文化名迹，以及《岳阳楼记》、《沧浪亭记》、《醉翁亭记》三大文学名篇。有文化果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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