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当中，朱熹仁学的新意蕴是怎样的呢？

导语：程朱理学当中，朱熹仁学的新意蕴是怎样的呢？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者，后人称为朱子。他把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于本文来说，我们则要重点讨论朱熹的仁学思想。仁作为孔孟传统儒学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到了朱熹这里得到了提升，从而开辟了朱熹独立的仁学体系。对此，《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中如此评价朱子的仁学：“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通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学到此境者，正惟朱子一人。自孔孟以下，儒家言仁，皆指人生界，言人心、人事，朱子乃以言宇宙界。”又说，“《论语》仁智关言，此下儒家中最富重智精神，能真达到孔子仁智并重之教者，实当推朱子为第一人。朱子言仁，即兼言智，又兼言义，必以尽得此仁之全体大用为主，义其深广，非拘拘于徒文字名义之分别者所知。”足以看到，朱熹仁学之于传统儒学的重要地位。

有人统计过，“仁”字在朱熹所有的论著中共出现过 7000 余次，仅在《朱子语录》中便出现了 4800 余次，足以看到仁学在朱熹之学中的重要性。然而，若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恐怕连朱子的皮毛也抓不到。所以，我选择了分角度来论述朱子的仁学思想。在笔者看来，朱熹仁学基本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朱熹仁学与天理本体论的关系；其二，朱熹心中的仁与爱，即道德方面的阐释和规范。

众所周知，魏晋之后，我国思想界发展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即儒家并非一统思想，而是与佛与道共生共存，这一点，从许多魏晋至唐代修建的庙宇中就能看出，许多庙宇并非供奉一神，而是将孔子、老子与释迦摩尼三人共放一室，共同让人参拜。表现在思想界，便是佛家与道家对于世界本体论即宇宙观的问题回答了出来，这恰恰弥补了儒家以于世界本体论是的解释缺陷。

问题在于，先前的儒家思想，根本就没有解决过世界本原的哲学问题。对孔子来说，孔子都喜欢讲人事而非鬼话，始终对本体论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一点，虽然在汉武帝时被董仲舒得到了改善，然而，汉学的“天人感应”也没有清楚的回答世界本原问题。道家有“道”的思想，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同样，佛家也有大量对于世界本原的认识，最基本的是，“本原、觉性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宇宙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是虚”。所以，儒家哲学因在为先天上对于本体论的缺陷决定了它在魏晋这个文化开放时期必然受到有完整哲学体系思想派别的冲击。继而，出现这样那样的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也就不在话下了。

仁与四德。朱子讲，“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无元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意思是说，仁既饮食义礼智，还是四德之首、四德之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四德与爱不同，前面讲过，仁与爱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仁与义礼智是并列或归属的关系。对于此，张栻不以为然，说“仁义，体用相须者也，人之不仁，以非义害之也，不为非义而后，仁可得而存。

”（《南轩子孟子说》卷七）朱熹对张栻把仁与义及仁与义礼智拆天开来分为体用的观点表示十分担忧，他说，“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以不忍之心与义礼智均为发见，则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亦亦性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址二答张敬夫，1322 页》）朱熹强调了四德之间的一个共性即——性，简单来说，就应当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只刻意而做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对于朱熹之仁学来源于“自发”“不安”却有十分大的相似之处。

朱熹是影响中国社会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其作为理学集大成者，也是将仁学发展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内涵与实质。虽然，我们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与思想都无法摆脱社会与时代对其的影响，虽然，按照以前的阶级分析理论，朱子的理学与仁学不过是“以理杀人”的文化工具，或是束缚社会人道德的精神枷锁。但在法制与民主文尚不健全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的宋代社会，世人又何必苛求于朱熹作为古代人的狭隘性的。法制不彰，道德自然站出来约束社会人的行为，而如果道德又不彰，则社会必乱。从这个角度而言，朱熹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历史，自将有着言不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