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他望见远方有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蒯聩就大咧咧地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就这样，戎州被卫国消灭吞并了。这就是春秋时期小国命运的真实写照。
春秋时的外交力量格局是这样的：大致黄河下游开化程度最高，社会最为发达，黄河中游次之，长江中游又次之，长江上游、下游和黄河上游地区最不发达。因此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国家力量相对强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除了楚国，其他三国都在黄河流域。如果从今天的地域上来讲，各国之中楚国最大，大约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下；晋国第二，齐国、秦国、吴国次之，越国、燕国、宋国、鲁国又次之。
综合起来看，国力最强的是楚、晋、齐、秦四国，可以看作是天下力量的“四极”。史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列强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相互征伐。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则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支配下，不是降为列强的附庸，就是沦为列强贵族的采邑。这些附庸和采邑最后都逐渐沦亡，成为列强的领土。春秋是国家数目急剧缩减的时代。如山东诸小国被齐国兼并，河北、山西诸小国被晋国吞并，江淮、汉水流域各小国被楚国所并，西北各小国被秦国吞并。吞并的速度在春秋后期越来越快，力量格局的对比悬殊也越拉越大。
也有一些小国因为列强追求均势的需要，而侥幸存活下来。
小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你用什么类似的词来形容春秋的兼并征伐都不为过。
随着天子衰落，诸侯列强兴起，周朝的天下变成了类似于“联合国+列强”的“非政府状态”格局。
东周王朝就是那个“联合国”，是天下名义上的管理机构。但它的权威来自于大国的承认和配合。大国如果都像熊通那样不搭理王室，那王室就什么都不是了。周天子哪凉快，哪呆着去。它更多地起着一个标志作用。在以周朝为中心的世界中，中心，次中心，次外围，外围等层次是清楚的。在政治关系上，华夏民族形成中心区，使天下秩序的主要力量，与周王室的关系最为明确，也最为密切；在华夏之外的蛮夷地区是拱卫中心的次外围地区，它们受华夏文化影响，与政治中心形成时紧时松的关系；而不开化的荒凉地区的民族则是最外层，与华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只是偶然发生的关系。
这种格局类似于“同心圆”结构，圆心是周朝，各国按照血缘、地域和强弱的综合考虑环绕在圆心四周。
中心与外围的关系通过联合国大会——“四方民大和会”得到确认。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上记，周公时为打算在东方的洛水营建新的都市，把各地的诸侯召集到一起。“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在这次会上向各诸侯发表了著名的《康诰》。这也许是华夏各方国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叶自成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第3页。]
在这个圆形舞台上，各国上演了缤纷多彩的春秋外交剧目。北大教授叶自成老师给我们描绘了似曾相识的一幕：“美苏两极对抗与晋楚争霸相似；苏联解体后的情况，使人想起晋国瓦解后出现的韩赵魏三国；当今的联合国命运使人想起齐国，晋国等霸权操纵下的周朝；美国的霸权使人想起当年称霸一时的齐国和晋文公时的晋国……甚至西方高张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其实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比，在形式上其实也并不新。”[ 叶自成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第11、12页。]
阳光下没有任何新鲜的事物。今天的许多外交事物是与春秋外交相通的。
衰微的周王室虽然被渐渐抛弃，但它投射在历史深处的影子始终笼罩在春秋外交身上。
周朝的第一个长影子是它作为“圆心”的象征性作用始终存在。春秋各邦都已自立，弱时不能指望王室的支援，强时也不向王室施舍，但周王朝依然具有各国盟主的影响。绝大多数国君至少对周天子还抱有一丝名义上的礼貌；春秋人在祭祀祖先神灵的时候，还心存几分虔敬。春秋诸侯征伐如果能够得到周天子的授权或者赞同，仿佛就增加了几分“师出有名”。这在春秋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就像联合国安理会是全世界唯一有权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行动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一样，周天子对诸侯和蛮夷进行征伐的权力来源；天下的许多大事名义还是需要向天子汇报，听取意见。
周朝的第二个长影子是它制定的许多礼仪和制度依然被春秋邦交所遵守。尽管“礼崩乐坏”，春秋国际交往间相互遵守的公约、礼仪都是发源于西周的。所谓的“周礼”为个人和诸侯国言行树立了标准。鲁国的孔子甚至将春秋乱象和人民的困苦归结为没有严格遵守周礼，将“克己复礼”作为解救困局的良方和毕生追求。宋襄公还煞有其事地举起了仁义的大旗。
周朝的第三个长影子是发生在天下观念方面的。春秋各国对世界的认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延续了西周的思想观念。西周的宗法分封、华夷观念和天下认识，使春秋诸侯在思想观念和民族文化上形成了“诸夏”的认同感和心理划一的认同感。这就使得尽管在战场上打得死去活来，但多数诸侯都认同是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观念使春秋走过战国，最终走向了统一。
共同的天下观念表现在中原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演绎了华夏族和少数民族的和平与战国。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认识支配下，诸夏各诸侯之间虽然宗法关系己经淡化，可在抵御外敌和对外征伐上的利益和行为是一致的。各国“迁邢救卫”、“救灾恤难”、“迎逃送归”等扶持救助的事例不胜枚举。诸侯普遍认为周朝的礼仪和制度只对诸夏诸侯国有效，对蛮夷外邦无效。
周朝的这些影子使得春秋外交是我们中国的外交，而不是现代的外交。
周朝的这些影子也有投射不到地方。在那些地方，春秋外交突破明显。
第一个暗处就是各诸侯国开始发展成为独立国家。诸侯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周天子主导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在内政上受到天子的制约，不能展开外交活动。但是王室东迁后，各国独立性越来越强。它们不断拓展领土，发展军队，独立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根本不理睬周天子的约束。其中许多诸侯国的疆域大小和政治独立性并不比现在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国家来得少。这样的国家完全能够成为独立的外交主体。
第二个暗处是“诸侯无外交”的禁忌被打破了。西周制度规定外交是天子的专属物。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对此记载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意思是说：周朝范围内的诸侯们，没有周天子的允许，是不能相互交往的。这可能是在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明确的“外交”一词的记载。诸侯外交在这里是贬义的。因为它是天子的特权，诸侯贸然交往就是僭越。但是这并不妨碍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的现实存在。诸侯有外交，大夫更是成为了外交的主要人员。春秋时，鲁国大夫就出使齐国16次，去晋国展开了24次外交活动。
不管承认与否，春秋各国都接收了周朝的外交遗产。
摘自张程《春秋大外交：乱世外交政局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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