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在孔子政治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论语·为政》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又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20德政是社会向善的基础，而德政的特点，就是领导人身体力行，要让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75《论语·子路》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又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289孔子这些论述中，最重要的观点，实际就是两点：第一，领导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吃苦在前；第二，坚持不懈地实践吃苦在前的原则。
《世本·三皇世系》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1]太昊伏羲氏的时间略早于炎帝、黄帝之前。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2]此说人文始于伏羲氏，而以《周易》为始。《周易》经伏羲而至孔子，最后完成，成为中国人文的纲领。《周易·系辞上》载，“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3]如此，中国之德治文化，始于伏羲氏之《周易》，传承至孔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王谟辑《世本》，见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8月，第3页。
[2] 影印元至正本《文心雕龙》，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资料丛书》上册，学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64页。
[3] 孔颖达《周易正义》，台湾艺文书局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50页。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有《保训》一篇，是周文王病重后对周武王的训话。[2]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释文，按照现代通行文字，其内容可以有如下表述：“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水，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捷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命未又所延。今汝祗备毋解，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 [3]
《保训》是周文王告诫周武王姬发的政治嘱托，其核心思想，一是要学习虞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违背百姓的意愿；二是要学习舜和商汤五世祖上甲微的谨慎不懈。而这两条，与孔子之言“先之劳之”和“无倦”完全契合。这说明孔子德治思想，与先周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6孔子从周文明，即是服膺周对德治文明的贡献。
一、不窋奔狄应该在夏后启篡位前后
周民族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帝的晚期，周人先祖弃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是唐尧时期，并在虞舜时期得到发展。《史记·周本纪》载弃儿时以“种树”麻、菽（豆类）为游戏，而且对种植业颇有心得，“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于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4]112
弃成人后，在唐尧之时任后稷之官，唐尧、虞舜、夏禹皆老寿，所以，后稷弃之子不窋“奔戎、狄之间”的时间，就应该是夏后启篡权之际。《史记·夏本纪》说夏禹死后，“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4]83
夏后启即位后，结束了近年考古学界有人提到的“古国”时代，而建立了以地方自治为特点的“方国”时代。夏后启取代乃父夏禹，开始了父死子继的世袭制，以“天下为公”变“天下为家”，是上古社会的一次大变革，这次的变革的后果，到了辛亥革命胜利，才被终结。这次变革对官制设置和官员的影响，都是不难想象的。
《礼记·礼运》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5]
孔子“有志”于“大道之行”的五帝时代和“三代之英”。五“帝”是有“道”时期，是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制度的“大同”时代，领导人的遴选采用“选贤授能”的“禅让制”，领导人的责任是保证社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夏以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但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是“三代之英”，他们“示民有常”，建立了“小康”社会。而夏禹之子取后益而代之，开始了以“天下为家”为基本制度的“小康”社会，贯彻“德治”原则，代表性的时代是夏、商、周三王时代，领导人的任用采用世袭制，社会的公平公正被颠覆。“小康”相对于“大同”，是一种彻底的社会退化。
夏禹时代实际是“五帝”时代的尾声，而不是“三王”时代的开始。孔子以夏禹为“三代之英”，是因为夏禹和启实际形成了“大人世及”的事实。夏禹之子启取后益而代之，开始了“天下为家”的时代，领导人世袭，社会的公平公正被颠覆，无疑是一种彻底的社会退化。因此，对于忠于“天下为公”观念的五帝时期的人民来说，夏后启时代的开始，就是夏禹“政衰”的开始。
有学者提出不窋之“奔戎、狄之间”应在夏末。《史记·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3]112《史记》所载周世系不详，因此认为不窋之前，后稷的后代皆任“后稷”之官，后稷不只是后稷弃一人，可能是多代，因此，不窋作为最后一任“后稷”之子，也是完全成立的。假设夏代有后稷之官，而这位后稷之官就是后稷的后代，那么，不窋“奔戎、狄之间”的时间，就可能存在于夏朝的任何“政衰”阶段。包括夏后启之子太康失国时期，以及夏末夏桀无道亡国，可以看作是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时间点。不过，如果仔细辩析“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一句话，其意应该是指唐尧、虞舜、夏禹三位领导人交接的时间段，而不必一定包含“夏”朝。
因此，不窋“奔戎、狄之间”的时期，应该确定在夏后启篡权前后。
二、先周文明产生的时间应在不窋奔戎狄之后
周先祖后稷开始了农耕文明，但是，后稷时代的农耕文明只是先周文化形成的基础。当不窋把农耕文明带到戎狄之间的庆阳，[1]农耕文明脱离了唐虞文化的范围，而独立发展为先周文明。
先周文明萌芽于五帝时期的尧、舜时期，并最终在戎狄形成和发展起来。《国语·周语一》载，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6]3祭公谋父对不窋在开创先周文化方面的贡献的肯定，是非常中肯的。
[1]晋杜预《春秋释例》巻七《土地名》云：“不窋故城在庆州。”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四之《王朝列国兴废说·王朝兴废说》云：“周，姬姓，黄帝之苗裔，后稷之后也。后稷封于邰，今武功县也，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窜于西戎。《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今庆阳府、安化县也，不窋之孙公刘徙居邠。今邠州东北有豳亭，三水县西有古豳城，皆是也。公刘传九世至太王，去邠邑于岐山之阳，今岐山县也。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今西安府鄠县南有酆城。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定都于镐，镐在丰水之东，丰在丰水之西，相去二十五里。平王迁都王城，今洛阳县西，河南故城是也。敬王又迁成周，今洛阳县东洛阳故城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立，敬王三十九年获麟之岁也。后九王二百二十年而赧王为秦所灭。”
不过，正像一般文化发展的规律一样，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独立运行，随着周民族沿泾河流域向镐京迁徙，周人的居住地东移，与商朝文明渐渐有了联系，并成为商的方国之一。随着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先周文明顺利过渡为周文明，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文明。
周朝的德治文明肯定有一个层叠累积的历史。在孔子提到的小康时代“六君子”中，去掉夏禹，夏就没有了德治之君，商朝只有商汤，可以算是例外。因此，在漫长的商朝，德治只是例外。至周初诸王，实现了较长久的德治，德治才成为主导文化。周先祖不窋奔戎狄的时间点既然在夏后启之时，而周的德治文化又是从后稷、不窋传承下来的，那么，周代的德治文化就不应该与夏、商文明相关。《论语·为政》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39周文明对殷商文明，殷商文明对夏代文明都有因革，“因”是继承，“损益”就是革新。继承文化，有可能保留的是文化糟粕；“损益”传统，有可能损减的文化精华，增益的是文化糟粕，所以，有继承有革新并不代表其价值，只有通过“损益”，把过往的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才是有价值的。《论语·八佾》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6孔子认为，周对夏、商的“损益”，是取夏、商两代的文化之长，而开辟了最为有价值的新文明。而这个新文明，就是周人早就建立的自觉的德治文明。
周代文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而周文明的集大成者周公旦“制礼作乐”，也得到孔子的崇敬。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137孔子把梦不见周公，当作自己的衰老的重要征兆。《论语·泰伯》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孔子也把周公看作是能力和品德的化身，周公有才之美，同时不骄傲不贪婪。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不骄不吝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对于像周公这样一个当过摄政王的人来说，不骄不吝就很难了。容易做到不骄不吝的普通人，即使骄吝，对于社会也不会有太大危害，而周公这样的人如果骄吝，社会就会危险了。
由于我们对夏、商文明中价值文化和制度文化了解的欠缺，我们不能判断周文化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于夏、商两代的文明成果，但我们相信，周文明在周公时期，就达到了高峰，这说明周文化必然是以先周文化为蓝本，以夏、商文明为补充。而《保训》周文王对周武王的训诫，让我们知道，周文王心中的文明构成，结合了五帝时期的为民思想，以及商朝的敬慎思想。这说明周文明并不仅仅继承了商朝的文明，而是超越了商朝文明，上承五帝时期的文明价值的。
三、德治为先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国语·周语一》载祭公谋父反对伐戎，指出周代“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6]1-3祭公谋父专门把周代的德治历史溯源至后稷、不窋：“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6]5 德治的核心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以力服人。到了文王、武王时期，实在是因为商纣王无道，周武王不伐纣，则不能贯彻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伟大使命，祭公谋父说：“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6]6祭公谋父的论述，给我们说明的，无论是先周文化萌芽时期的后稷，还是先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的不窋等人，及到了先周文明到周文明转换时期的周文王、周武王，其文明核心，都是继承五帝时期的文化传统，以“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为核心的价值追求。
《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载，刘邦欲都洛阳，想与周室比隆，刘敬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4]2715-2716娄敬不但指出了周以德治国、不以武力服天下的历史事实。又说后稷至公刘十余世，公刘避夏桀而在戎狄，这种说法容易让学者误会周自公刘才避居戎狄之间，但说周自后稷至公刘十余世，而夏自启至桀，凡十六世，与周自不窋至公刘十余世的说法，在时间上应该是吻合的。我们仔细辩析《史记·周本纪》“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一句话，其意应该是指唐尧、虞舜、夏禹三位领导人交接的时间段，而不必一定包含夏启开始的夏朝。
《论语·泰伯》载孔子赞扬文王大伯泰伯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1]168孔子所赞扬泰伯的“至德”，以及周之“至德”，就是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孔子对泰伯的看法，可以和孔子对尧、舜、禹的看法联系起来，《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1]169-170《论语·卫灵公》引孔子之言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33《论语·雍也》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134《论语·宪问》云：“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329
四、帝王霸与道治德治仁政
在战国秦汉之际，一般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由五帝至三王，由三王至五霸，由五霸至七雄的历史蜕变是清楚的，对这个变化过程中由道而德，由德而仁、义、礼的演变也是清楚的。除了《礼记·礼运》关于由五帝“大同”到三王“小康”的论述以外，《道德经》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7]又《庄子·知北游》引黄帝之言曰：“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8]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礼的变化，正是帝、王、霸社会发展的真实反映。
《战国策·燕策一》载郭隗之言，有“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9]四句。帝道、帝者指五帝时代，王道、王者指夏、商、周三王时代，霸道、霸者指春秋时期，强国之术、亡国指的是战国时期。五帝时代，特别是尧、舜时期，效法“天道”，政治制度以“天下为公”为基础，政治文化以“大同”为价值，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简单说，就是有饭大家同吃，有衣大家同穿。三王时期，虽是“天下为家”的时代，但社会文化氛围强调德治，即领导人为人民服务，领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我看来，夏、商两代谈不上有德治传统，德治精神应该是周人克商之后建立的文化体系所体现的价值。周先祖不窋在夏后启破坏禅让体制、篡权建立世袭制政治体制后去夏，辗转在泾河流域的义渠，在周民族部落中传承“大同”文化。但是周克商后，民族融合，周人面临继承的“家天下”的政治制度遗产和固有的“大同”的政治文化遗产的冲突，因此，提出德治来调节人民和周天子利益相悖可能带来的困境。德治的特征，简单说，就是群众没有饭吃，领导不吃饭；群众没有衣服穿，领导不穿衣。五霸时代，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文化价值，承认领导人的特权，但是，领导人仍能“推恩”，具体体现就是贯彻“仁政”观念，领导人在享受特权的时候，也需要兼顾群众的生存问题。简单说，就是领导吃肉的时候，应该给人民留一点肉汤喝。而强国之术，强调的政治文化是弱肉强食，《论语·颜渊下》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1]270《韩非子·五蠹》指出：“当今争于气力。”[10]《史记·天官书》说：“顺之胜，逆之败。”[4]1319这些话所表述的行事原则，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简单说，就是群众顺从领导，则有饭吃，有衣穿；不顺从领导，则没有饭吃，没有衣穿。
从大同至小康，从小康至春秋，从春秋至战国，是中国社会制度不断退化的过程，《孟子·告子下》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11]而实际上，三王也是尧、舜之罪人。大体说的也是从大同以下的社会蜕变带来的观念变化，道与大同时期相联系，德与小康时期相联系，而仁、义、礼则是小康之后至五霸时期的政治文化。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游说秦孝公，曰：“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4]2228商鞅游说秦孝公，先说五帝天下为公之道，孝公不觉悟；然后说三王德治之道，孝公也无兴趣；商鞅改说春秋五霸之道，孝公以为善；商鞅明白孝公是个功利之徒，所以索性以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道投合孝公，因此得重用。而商鞅自己也知道，以富国强兵之道治国，必然没有办法达到三代的水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3。
桓谭《新论·王霸》曰：“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道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汤、武则久居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载，包含以统乾元也。儒者或曰：‘图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此言未是也。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12]桓谭关于“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的说法，明显与他的前代学者不同，大概源于他在五帝之前加了一个三皇，实际上，战国秦汉间人的说法更为可靠。五帝用道治，三王用德治。五霸仁义礼结合，仁在人心，义在行动，礼则是仁义的物化形态。至于战国七雄，则以先权谋，再继之以气力争天下。不过，道包含德，德包含仁义礼，而五霸之行仁义，又与智谋结合。因此，桓谭才会产生如此误解。桓谭说“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这二者可以合并。“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桓谭的这个表述，基本是准确的。
应该说，周朝建立的是“天下为家”的体制，“天下为家”的体制决定了领导人的恶行和善举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而与“天下为公”的一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不同，但是，周朝的文化传统显然继承了先周文化传统，希望在“天下为家”的体制下，能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正因此，《保训》之中，才强调遵从百姓之欲望，以及领导人自身的自律。先周文化和周文化本身，与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成果的核心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体现了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
在周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周代文明在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都体现出了重视人权及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特征，这些制度，在今天，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发挥其生命力。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恢复周礼只是他改造社会的阶段性成果，他的最终理想是实现社会大同，因此《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73《韶》乐体现了“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因此达到了至善，而《武》乐毕竟是想在“天下为家”的政治体制下实现“天下为公”的宗旨，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236这句话历来有不同解释，但都不得要领，只有放在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论述的文化氛围中，才能抓住其核心内涵。礼乐文化起源于三代，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大人世继”、“天下为家”的社会秩序，因此，三代之前以“道”行事，不需要礼乐制度，如果按照三代礼乐制度评判，则三代之前的人如“野人”，但三代之前的文化体现了“天下大同”的宗旨，所以孔子从“先进”，从“野人”，而不从“后进”，不从“君子”。
无疑，周文化是孔子非常尊敬的文化传统，孔子是站在更高的文化视野，对周文化进行了重新阐释，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研究孔子的德治理论，必须重视周文化和先周文化研究。
伏羲氏是中国人文始祖，就是说，自伏羲而后，中国古代文明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因此，我们在研究伏羲的时候，应更加关注作为人文始祖的伏羲。也就始说，应该把作为人文始祖的伏羲与后代部分地区流行的神话中作为人类始祖的伏羲区分开来，而天水地区伏羲与炎帝、黄帝及先周文明地域的亲缘关系，说明天水地区的伏羲，更应该是作为人文始祖的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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