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张载诞辰1000周年。张载关学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张载思想的现代价值更加凸显。
张载关学体大思精，气象恢弘，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思辨性，既有究极天人的本体之思，又有慷慨激切的治世之术。正如方东美所指出的，在张载关学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两大核心范畴，一是“太和”，二是“太虚”。“太和”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太虚”是道家的根本思想。在方氏看来，融通儒道是理解张载哲学建构的关键。在20世纪哲学史中，张载关学中有若干重要命题经常被加以引证阐述，并引发学界争鸣。本文由此认为，张载关学要旨可以概括为三个“四句”，进而探讨其诠释学意蕴。
“四句”之一是“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属于本体论，根据首句“太虚”范畴，可命名为“太虚四句”；“四句”之二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属于辩证法，因其出自《正蒙·太和》篇，并归结为“和而解”，可命名为“太和四句”；“四句”之三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属于境界观，从冯友兰先生说，可命名为“横渠四句”。
“太虚四句”：撑扩起理学本体论的整体架构
宋明理学本体论的主要范畴（天、道、性、心）在“太虚四句”中被系统且逻辑地揭示出来，前两句涉及天道观，后两句涉及心性论，凸显宇宙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的双层架构，由此撑扩起理学本体论的整体架构。
张载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太虚即气”的内涵是指“太虚”的实质是气，而气的存在状态是“太虚”，二者不可分离。但“太虚即气”表述上的模糊提供了多元解读的可能，如张岱年认为张载“以气为本”，牟宗三则认为“太虚为本”。
张岱年在20世纪哲学史上首次揭示了张载关学的唯物主义特征。首先，张岱年明确将“气”规定为哲学意义上的物质范畴，“最细微”是对气的物理特征的规定，“最流动”是对气的运动特征的规定。其次，他肯定张载将气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物质本原，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气，就是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物质，也就是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再次，天地万物是气化流行、矛盾运动的结果，太虚、气、万物乃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因此，“太虚就是气”，气与太虚没有本质的区别，“太虚乃气之本然”。在他看来，“气本论”是唯物论的中国形式，实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而他自觉地以继承和发展“气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将辩证唯物论、逻辑分析方法与张王气学相结合，实现了气学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时代超越。
牟宗三称颂张载是“关河之雄杰，儒家之法匠”，指出横渠学注重天道性命相贯通，代表了儒家的正宗思想。对于将张载哲学定为气本论，牟氏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张载哲学本体决非形而下之器（气），而实为形而上之“太虚神体”，这就豁显了宇宙之生化亦即道德之创造。张岱年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就是”，牟氏认为是“圆融之‘即’，不离之‘即’，‘通一无二’之即”，这样“太虚神体”既不同于气，也不离于气，二者是不即不离、体用圆融的关系。牟氏挺立心性本体，并依智的直觉打通主客两面，从而建立起圆融形态之道德的形上学。
“太和四句”：张载辩证法思想的代表性命题
《正蒙》首篇即为《太和》：“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王夫之解释道：“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张子正蒙注·太和》）“太和”是与“太虚”同等重要的哲学范畴。“太和四句”，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描述了“太和”之道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张载辩证法思想的代表性命题。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对张载“仇必和而解”的诠释经历了三个时期，具有阶段性特征。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从现象层面理解阐释“仇必和而解”，重视“对”的哲学涵义。他解释道，相反之物，亦能相成，气散则相反相仇之物，又复同归于太虚，这就是所谓“和而解”者。第二个时期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冯氏立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他指出：“张载的辩证法思想，从现代的标准看，也是很不彻底的。最明显的就是，他所说的‘仇必和而解’。他认为，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仇’）的结果，是调和。调和了，矛盾就解决了（‘和而解’）。”冯友兰突出“仇”的作用，对“太和四句”定了调和论的基调，下了不彻底性的结论。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冯氏对“太和四句”更强调“和”的价值。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他肯定张载“太和四句”的命题具有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典范意义，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是矛盾的统一，“仇必和而解”承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属于以统一为主的客观辩证法。
冯氏指出，每当国家完成统一，中央政府有效治理，民族关系团结和睦时，就会产生一个反映社会结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内容的广泛哲学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围绕“仇必和而解”的综合论述体现了他对古典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部分的新见解和新阐释。他坚信“太和四句”既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推动，又对世界哲学的未来有贡献，而国际社会和现代历史必然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