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焦裕禄

环球人物   2022年8月第16期

作者: ◎文字统筹许陈静  ◎本刊记者杨学义

1922.8—2022.8

1966年2月，焦裕禄去世后，妻子徐俊雅和6个子女在家门前合影。后来，焦裕禄生前影像被合成上去。

　　“一位亲人去世，我们可能会念叨他10年、20年。但父亲离开58年了，我对他的怀念却越来越浓。”转眼间，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也已年近七旬，当她坐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谈起让她魂牵梦绕的父亲时，依然会热泪盈眶。

　　那是1964年春节，焦裕禄带着全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山东老家。当时，年幼的焦守云随奶奶留在这里生活。久别重逢，父亲最想念的就是她，端着一碗煮好的猪肝不断对她笑道：“快来，叫爸爸，就给你吃！”焦守云很想吃，却羞怯地往后躲，那声“爸爸”始终叫不出口。

　　春节后，焦守云告别了奶奶，跟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回兰考。几个月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最后一个春节里没叫出口的“爸爸”，成了她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

　　提起父亲，焦守云还有很多遗憾。父亲逝世后，全家人突然发现，他生前工作太忙了，竟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父亲离开两年后，一家7口人在家门前拍了一张。“你看我母亲，当时也不过34岁，但在父亲离开后，她迅速变老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后来，焦守云成了焦裕禄精神的“宣传员”，一遍遍地讲述着父亲的故事。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写书、拍戏，还是做报告，她都是为了重温父亲，与父亲用另一种方式“团圆”。前几年，有人帮他们把那张不圆满的全家福翻新了，并将父亲的生前影像合成上去，焦家这才有了第一张“全家福”。但此时，连照片上的母亲都已远去了。

　　今年7月，在焦裕禄诞辰百年前夕，焦守云与儿子余音沿着焦裕禄生前工作和生活的足迹，重走了一遍。“一路上，我们见到了曾与姥爷共事的人，听到最多的一句评价是：焦裕禄这个人，太聪明、太仁义！”余音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的演员，在歌剧《盼你归来》和音乐剧《焦裕禄》中两次饰演外祖父。“从小，我听别人说姥爷，耳濡目染。后来，我通过创作和各种活动展览，不断看见姥爷。再后来，我就要融入到姥爷的角色里。”余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追忆焦裕禄百年的一路上，他在努力走进焦裕禄的内心。

　　对焦守云来说，讲述父亲，也是为了重新认识父亲。“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这是焦守云对父亲的认识。焦守云细数着父亲一生的经历——解放后，焦裕禄先是在尉氏县，后来又到陈留地委、郑州地委任职。1953年6月，他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后来又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56年他回到洛阳，1962年又调回尉氏县任书记处书记。1962年底，焦裕禄被调到了兰考县。

　　那时，焦守云还小，不知道父亲调到兰考意味着什么。长大后，焦守云去见曾任开封地委书记、将焦裕禄调到兰考的张申。他用手抚摸着焦守云的脸，亲切地喊她“宝宝”，同时充满歉意地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不知道你爸爸有病，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要不然他也可能活到现在。”焦裕禄在尉氏县工作时，就是张申的老部下。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调动：“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当年兰考县36万人，有19万人都在逃荒要饭。”余音说。有些干部认为，要饭有损当地形象，于是成立劝阻办公室，阻止灾民外流。但是焦裕禄不一样，“他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扶着我的肩膀，说我们没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多年后，一名讨饭的老人流着泪向焦守云回忆起自己遇到焦裕禄的这一幕。

　　初到兰考，焦裕禄有一个底线：不管用什么方法，先让老百姓活下去。“在我的歌剧里，有一句台词'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余音说，有人听到这句歌词，非常钦佩，“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公社，'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属于开荒，是要引起争议的。姥爷这么做，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够吃饱饭。”焦守云也记得，为了让人民填饱肚子，父亲与7名同事尝试过田箐籽的食用功能。为了保护身体不好的焦裕禄，其他7人将田箐面做的馒头抢着吃了，结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当晚，焦裕禄就向地委做了电话报告，主动承担责任，其他7人坚决不同意，最终与焦书记一同承担责任。

　　开封地委也在想办法。地委曾准备将兰考县拆分给周边四个县，但焦裕禄立即表态：“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将困难转给兄弟县。”焦裕禄相信，兰考人民有志气，一定能战胜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他对因“三害”受灾的百姓饱含深情地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

　　“父亲有个特点：看不得别人比他过得差。”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是根据焦守云口述改编的，作为监制，她全程参与影片创作。片中，焦裕禄临终前对孩子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

　　焦裕禄有个习惯，每到中午时分，要张望周围家家户户的烟囱，哪一家没冒烟，就是没人或者吃不起饭了。每到翻淤压沙的现场，焦裕禄总是冲在干活的最前线，到了饭点一起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讨来的，晒干后再放到一起煮。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焦裕禄，有人偷偷给他“开小灶”。他又养成了一个习惯，吃饭前绕着大家走一圈，看到碗里的饭一样，他才下筷子。他还告诫每位同事，雨雪天气不要在老百姓家吃饭，也不要喝水，因为老百姓这时连自己都顾不过来，留人吃饭是负担。

兰考人民在治理流沙。

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在兰考田间劳动。

焦守云参与创作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还原了焦裕禄办公室中那把烂了的藤椅、放洗脸盆的竹架子，以及回到家乡时拎的行李。（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焦守云说，父亲逝世后，有人过来奔丧，母亲发现他们穿的竟然是焦裕禄的棉袄。原来，他当年看到衣着单薄的穷苦人，就将身上棉衣脱下来给人家，一件件棉袄就这样送出去了。唯独一次“顺回来”棉袄，是1964年春节回老家前，焦裕禄找县委副书记程世平借路费，程世平看他大冷天只穿件空心袄，连秋衣都不套，就硬拉他到街上买处理的便宜料子，做了一件棉袄。

　　焦裕禄看见了受苦人的眼泪，却看不到他自己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许多细节都记录着他的疼痛与挣扎。最广为人知的是那把烂了的藤椅——他用一把刷子抵住肝部，时间长了，藤椅就被戳出了一个大洞。焦守云则记得更多细节，父亲棉袄的第二粒和第三粒扣子是不扣的，就是要随时把手伸进去按压肝部止疼；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肝疼到发抖，就用车座抵住，趴着继续骑。油尽灯枯时，他依然奔波在路上……

一对没绣完的鸳鸯枕头

　　“你看，这几位'焦裕禄’，哪位最有我父亲的感觉？”焦守云掏出手机，滑动着4张照片，第一张是父亲生前照片，后面3张是不同时期影视作品里焦裕禄扮演者的剧照。“他们各有各的好处，但我还是觉得，父亲身上的精气神，是永远也演不出来的。”

　　让观众印象最深的是李雪健主演的1990年版电影《焦裕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却对一个细节表达了意见。余音回忆：“姥姥曾说：'我不可能让老焦穿得那么破的。衣服补丁可能会有，但绝对会收拾得利利索索。’为了让姥爷安心工作，姥姥每天把他的衣服一层层套好，并且在炕上焐热乎，保证第二天姥爷起床能穿上暖和的衣服，套上就走。”

　　焦守云说，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少提到两人的往事，偶尔提起的片段她就牢牢记住，用这些勾勒出父母的爱情轮廓——

　　焦裕禄和徐俊雅相识在1950年。那年6月，尉氏县的徐俊雅到河南省团校参加培训，在那一批学员中，焦裕禄是负责人。当时焦裕禄人长得帅气，性格开朗，又多才多艺，喜欢拉二胡，还排演过广受欢迎的歌剧《血泪仇》。徐俊雅一下就喜欢上了他，却遭到自己母亲的反对，“做母亲的，一是怕她嫁得远，二是看到我父亲比她大9岁。但是我奶奶特别喜欢我母亲，一眼就看上了她的大辫子。奶奶的青睐，也成了母亲一生的骄傲”。

　　徐俊雅如愿嫁给焦裕禄。多年后，徐俊雅仍然记得婚礼上的场景，焦裕禄拉着二胡，她高兴地表演着《小二黑结婚》里面的小芹唱段。不过，由于婚期仓促，徐俊雅留下了一生无法释怀的遗憾。她要绣一对鸳鸯枕头，结果只绣好一只，另一只来不及了。大家劝她别放在心上，总不能因为一只枕头就推迟婚期吧？在后来痛失丈夫的40多年里，“母亲总会懊悔，说那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仿佛我父亲的早逝与这件事有关”。

　　无论焦裕禄走到哪里，徐俊雅几乎都陪伴着他。1955年3月，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安排下，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学习，徐俊雅也得到一同前去实习的机会。在大连的日子里，徐俊雅年轻漂亮，气质出众，烫了头发，还穿着时髦的布拉吉。她给焦裕禄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每天晚上，只要是没有工作，两人就并肩在厂里散步。焦裕禄经常写文章，被厂报和广播站采用后，会有稿费。到了周末，焦裕禄就用这些稿费招呼年轻人聚餐。“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真是我父母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母亲晚年经常对我们讲：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是在大连度过的。”

1956年冬，在离开大连前夕，焦裕禄和徐俊雅合影留念。

　　焦裕禄本有机会留在大连。“大连起重机器厂要用两个工程师换我父亲，但父亲还是选择回到洛阳搞建设。”焦守云说，父亲从来没有忘记初心，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后，为了完成苏联专家撤走后独立试制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的任务，焦裕禄和工友们几十天都没回家，刻苦攻关，终告成功。徐俊雅记得，那天焦裕禄喝完庆功酒回家，一直不停地笑。徐俊雅担心他“笑傻了”，就用枕头捂住他，不管用，又用被子蒙，但焦裕禄在被子里面还是止不住哈哈大笑。多年后，焦守云回首这段往事，觉得那可能是父亲最开心的一天了。

往事有多美，此刻就有多痛

　　徐俊雅不仅与焦裕禄分享人生喜悦，也帮他分担忧愁。到兰考后，焦裕禄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住在办公室。为了不让他孤单，徐俊雅每天晚上都会带着一个孩子去陪他。焦守云至今还记得那段时光，她年幼顽皮，睡觉前偷懒不想洗脚，就调侃皮肤黝黑的父亲：“我的脚比你的脸还干净呢！”其实，父亲此时的黝黑，跟越来越严重的肝病有很大关系。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于郑州。焦守云记得，那天兄弟姐妹6人里，只有大哥大姐陪伴在父亲跟前。安顿完后事，母亲带着大哥大姐回家。焦守云高兴地跑上前，却看到母亲一下车就放声痛哭，从外院一直哭到里院。大姐把焦守云头上的红头绳拽下来，换上一个白布条，母亲把焦守云搂过来说：“你爸没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啊！”

　　那一刻，“家里的天塌下来了，我不再是个孩子了，瞬间就长大了”。焦守云说，父亲在洛阳时，月工资有170块钱，母亲只有40块钱。焦裕禄临终前，特意叮嘱徐俊雅：“这么多孩子，还有两个70多岁的老母亲，千斤重担，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辛苦一点，要教育好孩子，多叫他们参加劳动……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徐俊雅做到了，她带着6个孩子艰难度日。最窘迫的时候，焦守云和哥哥姐姐都去铲煤、捡煤核，努力帮母亲减轻生活负担。

　　1966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都来兰考学习。母亲开始被众人簇拥着，几乎每天都做一场报告，做一场哭一场。每次报告做完，她的衣服上都会被群众挂满毛主席像章。

　　“可能一般人会认为，我们拥有这样一位父亲，会感到自豪。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失去了父亲，没什么可自豪的。那种遗憾，是永远弥补不了的。”焦守云说，特别是母亲，一直没有从焦裕禄病逝的悲痛中走出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家一直是不圆满的。母亲最怕听到别的孩子叫'爸爸’，这是能把她喊哭的。”每一次搬家，焦守云看见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父亲的遗像擦干净，抱到屋子里。

　　“妈妈常年哭，眼睛都哭坏了。最后那几年，不哭都流眼泪。”焦守云说，总会有记者问父母的爱情故事，但母亲从不回答。“后来我也懂了，母亲是害怕提起那些往事。”甚至，母亲很怕听到别人谈论父亲。有次徐俊雅端着一碗水，听到别人突然谈起焦裕禄，手就不停颤抖，碗都没端住，摔到地上。“我也总劝母亲要高兴一点，但她说：高兴不起来，有啥高兴事儿啊？”

　　1980年，徐俊雅住进了离焦裕禄纪念园只有一路之隔的小院里，从此，她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到纪念园走走路、说说话。童年时，余音也常常住在那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清明节，每次我们去扫墓时，全国各地的人们早已经给姥爷扫完墓了，并且摆满了鲜花。”有的兰考老百姓生活中受了委屈，也会跑到焦裕禄墓前哭诉。

2022年8月4日，焦守云在郑州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2022年7月29日，余音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最让徐俊雅难过的，是每年春节。除夕夜，徐俊雅总是一个人包饺子，一包就是一整夜，并且不让其他人插手。大年初一，家家户户响起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她却躲到房间里，用被子捂住自己，任凭儿女怎么喊，一天都不出来。后来，焦守云明白了，这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往事有多美，此刻就有多痛。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突然对我说：以后不哭了，我都比你爸多活40年了。”卧病在床后，她又很认真地问：“守云，你觉得我这辈子值不值？”焦守云故作轻松，说：“咋不值？您为我父亲牺牲太多了，是千人敬、万人敬的。”听她这么一说，母亲陷入了沉默，很长时间都不说话。“我想，那一定是她时常问自己的问题，可能已经问了40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终于说了出来。”

　　1964年，病重的焦裕禄选择回到老家，与母亲团圆过了最后一个春节。41年后的2005年春节，徐俊雅也穿上了女儿和儿媳精心缝制的棉袄，打开房门，终于和儿孙们共度了一个新年，老泪纵横地给每个孩子发压岁钱。半年后，她就逝世了。夫妻两人用相似的方式过完了各自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焦裕禄的闺女来看您了”

　　圆满，在焦守云脑海中只有一次：1964年的除夕夜。

　　从两岁开始，焦守云就被父母送回了山东农村老家生活，探亲和相聚的时间不多。所以1964年的除夕夜，在焦守云的脑海中至今都是非常清晰、具体的。“父母都在，我们6个兄弟姐妹也都在，大家围在一起吃年夜饭，感觉特别新鲜。奶奶在灶台前忙活着，一会迎财神，一会敬灶王爷，摆满了贡品。精心雕刻的白萝卜里，放进豆油，做成造型独特的长明灯。不过，两个弟弟很淘气，爬上灶台偷吃贡品，奶奶不停地赶他们。院子外面，用石头和石凳搭起台子，也摆上了贡品。经过一夜，贡品都被冻住了，两个弟弟看咬不动，随手就扔掉了，奶奶也是追着他们赶。”

　　那是焦家孩子充满年味儿和欢声笑语的一个春节。“但对于大人，那个年他们过得并不好。”父亲当时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很瘦了，奶奶一眼就看出来了，什么都明白了。焦守云说，当时父亲或许已经感受到时日无多，带着所有的孩子来到山上的祖坟前，“雪下得特别厚，厚到能把一个小孩子埋进去”。父亲带着他们跪下，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本。

　　多年后，在焦守云的参与下，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对这段往事做了呈现。焦守云记得，她小时候看到村里的墙上贴着各种年画，其中“岳母刺字”那张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她又听母亲说，父亲最喜欢听家乡的五音戏。于是在电影里，奶奶和父亲一起在村里看了五音戏《岳母刺字》，在精忠报国的教诲中，看戏的儿子牵起了娘的手，母子两人深情地、依依不舍地相望。这些情节，是焦守云的幻想，她多么希望那个春节永不结束，所有人就这样其乐融融地欢聚在一起。

　　余音（中）在音乐剧《焦裕禄》中饰演外祖父焦裕禄。

　　虽然父亲早逝，但焦裕禄精神永远地留在儿女们身上。对大女儿焦守凤来说，难忘的是父亲拒绝各方面照顾，将她安排到食品加工厂条件最艰苦的酱菜组工作，还带她上街，教她如何走街串巷卖酱菜。对大儿子焦国庆来说，难忘的是父亲对他“看白戏”发了火，第二天让他把票钱补上。

　　在父亲离开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焦家儿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扬焦裕禄精神。焦守云说：“母亲经常告诉我们，你们在外面做得不好，没人会说是徐俊雅的孩子，都会说是焦裕禄的孩子，所以一定要严于律己。”三女儿焦守军在部队工作，先后两次上前线，肩负繁重的通信保障任务。在坑道通信枢纽部，她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离岗，经手发出十几万组电报。小儿子焦保钢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名刑警。他说：“父亲的形象是靠自己干出来的，要像父亲那样，靠自己实干，不能借他的光去图名图利”，他破获了很多大案要案，最终因积劳成疾在2013年突发脑溢血去世。

　　2013年，焦保钢的女儿焦力继承了祖辈、父辈的精神和志向，在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刚入伍时，3公里跑是最难过的关，由于膝盖有伤，第一次她用20分钟才跑完。从此她每天跑两个3公里，有时冲得太猛，到了终点会大吐一场。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兵训练结束时，她被团里评为“十佳新兵”，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女兵。她深情地回忆，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她的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当年在兰考与“三害”以命相搏的祖父。焦力在2016年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转正当天她在日记里写下了对祖父说的话：“未来日子里将沿着您的路继续走下去。请放心，您的精神流淌在我血脉里……”

　　焦裕禄临终前交代的“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焦家后人也做到了。国企改革时，焦守凤的两个儿子相继下岗，她没有请组织照顾。焦守军当年新兵下连，主动放弃了留机关工作的机会，要求前往大山坳的某通信站。1976年领导想要提拔她，但她记着父母“不提要求、不要照顾”的叮嘱，拒绝了这次机会。焦力在当兵的第三年参加了大学生士兵提干考试，虽拼尽全力，还是以6分之差与军校失之交臂。姑姑焦守军开导她：“焦力，总有一段路，你是会一边失落一边走完的。但我们都得在一次又一次的落寞中奔赴前方。你一定要面对困难不害怕、面对陌生不胆怯、面对失败不气馁！”经过努力，第二年，焦力以某集团军女大学生提干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实现了梦想。

　　余音也说，一开始扮演外祖父的演员并不是自己。虽然他参与了音乐剧的全部采风和创作工作，“但是当时我心里有杆秤，我演不了。男主角要在台上唱两个小时，没有多年的积累是不行的”。后来扮演外祖父，还是临危受命。首演中，由国家话剧院的涂松岩扮演焦裕禄，首演结束后，团里决定音乐剧要到各地巡演，此时主演就空出来了，“领导说只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就数你余音对焦裕禄最熟悉，只能逼你一把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焦家人早已形成共识，“焦裕禄”三个字不能给他们带来特权，带来的全是约束与责任。虽然兄弟姐妹已经无法与父亲团圆了，但父亲的影响一直都在。无论他们在哪个岗位上、在人生哪个阶段中，人们都会用焦裕禄的标准来审视和衡量他们。

　　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焦守云理解了团圆的更多含义。有一年，焦裕禄干部学院带队看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大娘。大娘的视力已经不行了，意识也有些模糊，任凭大家怎么说话，都没有一点回应。直到有人趴到她耳边说：“焦裕禄的闺女来看您了！”大娘的眼睛突然亮起来：“焦裕禄的闺女？是哪个？让我摸摸。”焦守云俯下身，脸颊贴近大娘双手，听到大娘喃喃自语：“妮啊，你爸爸真是好人啊！”刹那间，焦守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泪水是滚烫的，是幸福的。因为，那也是父亲通过父老乡亲，至今都还在传递给她的温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