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曾经有很大的反响。实际上他讲的已经不是冲突了，而是文明之战。同时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概括不了世界的多样性。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说对具体问题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对于处于文明夹缝中国家的冲突本质上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利益冲突。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世界的冲突会少一些的。
文明的冲突也是一个伪命题，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图是在外力作用下强行拼凑的，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之所以我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在于中华文明是经过数千年演变发展形成的，具有内在的逻辑，因而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而现在很多的所谓文明，是在帝国主义时代靠暴力催生的。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更多的是殖民历史的后遗症。
文明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片面的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就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也是存在边缘动荡的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他们的出生地几乎都来自所谓的文明分界线，这似乎印证了文明冲突论。但实际上这代表了更大程度的融合。因为这些来自边缘地带的领导者更能理解不同的文明，他们会用各种办法弥合分歧，带领国家前进。
亨廷顿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强调文明冲突论，在于西方历史有其原罪。印第安人被种族灭绝就是令他们不安的因素。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产生的无数罪恶也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所说的软实力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包装。美国大片中渲染的外星生物的入侵模式只是对他们祖先当年罪行的回顾。西方是需要忏悔的，因而也不是真正自信的。当其他民族追求自己的自由独立的时候，他们把这样的行动降格到文明冲突的层面，但实际上很多民族是为生存而战。
回看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民族大融合也夹杂着激烈的民族对抗，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但占据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没有主动进行过种族灭绝。这在世界上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当匈奴强盛之时，西汉王朝是处于战略守势的。当汉武帝集全国之力进行反击之时，中华帝国的战争潜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在长期的对峙中，汉民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大量的匈奴内迁到了中华腹地。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发展权。
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贵族势力的发展，少数民族的确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包括现在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实际上是汉民族的一部征服史。少数民族的资源被掠夺，人民不得不缴纳税负。同时，孙吴政权对山越的围剿也是同样的历史进程。这是文明冲突，但也是文明融合的开始。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王朝。之后天下众生变成了皇帝的子民，享有同等的权力。这和西方的模式并不相同，西方更多的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了中华民族曾经的激荡岁月。石勒建立的后赵实行民族仇杀政策。汉民族沦为贱民，作为历史的反面，冉闵与之相反对羯族进行了屠戮，羯族几乎灭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向着建立文化国度的方向迈进。势力强大的北齐的灭亡，也在于北齐对汉民族也实行歧视政策。至于后来的元帝国，它在中国的鼎力，靠的也是大量汉族地主阶级的投诚。但它最终把汉民族排除在统治中心之外，那么它的统治也很难长久。
中国的天下观并不是似是而非的概念，而是历经千年形成的民族团结的纽带。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各种少数民族实际上不是按照血统划分的，很多都是按照地域命名的。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情势下，加之隋唐文官政治的确立，中华民族实际上真正成为一种靠文化连结的民族。因而我才觉得韩毓海先生所写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才是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最好总结。
在中国的盛唐时代，中国可以接纳八方来客，能够包容各种宗教信仰，让不同种族的人们各得其所。中华文化实现了儒释道的合流。在斗争哲学上，中国士大夫阶层可能不合格。但在精神境界上，他们还算洒脱。在天下这样大的宇宙观下，各类宗教、意识形态都能够统一。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一开始之所以很有攻击性，在于它们首先是一种反侵略宗教。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最终它们都要实现人类大同。都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情怀，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从本质上来说，中华文明代表了农业文明，到最后不具备侵略性，成了防御性文明。而新教以来的基督教文明，则是一种进攻性文明。中华文明不需要进行传教，而是讲求八方来朝。西方新教文明则要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最后实际上是文化殖民、经济殖民。这当然与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文明产生巨大的冲突。
实际上认清文明冲突最好的老师还是马克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文明的精神内核逐渐被摧毁，大多变成了拜物教文明。中国这样国家的变化就代表了这种大趋势。中国之所以走上了这种道路，也在于中国享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益处。对于那些没有获得真正民族解放的文明来说，他们只能用宗教外壳帮助它们凝聚人心。总之，现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实质是弱小民族捍卫生存权、发展权的外在表现。我们是该想想怎样终结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让每个人都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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