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乃孔子学生卜商是也，字子夏，晋国人。
《论语》总共二十篇，不到五百章。约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其中牵涉到子夏的约二十章，包括子夏言论，孔子对子夏的评价和教导子夏的一些对话，仅约七百字，却都使我觉得，子夏是一个博学豁达而不拘于小节的侠儒。
子夏博学，《论语·先进第十一》之第三章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本章被称为孔门四科，共列举十人。其中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如果他们二十岁，那么孔子就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这个名单应是孔子晚年所定的。子夏二十岁左右便能在孔门成为拔尖人物，尤其是位列“文学”一科之下，“文学”二字指的是熟悉历史文献，可见其才学不容小觑，是得到孔子的肯定的。
当然，以上只是间接地通过孔子的认可佐证了子夏的博学。在《论语·八佾第三》之第八章和《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二十一章中关于这一点都有更直接的体现。
《论语·八佾第三》之第八章：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章中，子夏先以《诗经》中的三句诗发问，引发出孔子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立场的思考——绘事后素，意即一个人不要迷于绚丽，不要过分。问题到此似乎已有结论，然而子夏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联系到礼乐和仁义之间的关系。“礼后乎”三字，自然而然引导人想到礼乐的根本是为了弘扬仁义，不能过分迷于礼乐而致使礼乐和仁义脱离，成为形式的礼乐。难怪孔子要说能启发他的人是子夏了。
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二十一章中，樊迟问智于孔子，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未达，转而拿孔子的话请教子夏。子夏深入浅出，运用舜提拔皋陶、汤提拨尹伊的例子引申孔子这两句话，告诉樊迟，无论如何，作人处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这样的人自然就可以。这里子夏重点强调“举直”两字，可谓一针见血，紧扣要点，颇有见地。
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首先是一个博学鸿儒，这一点毋庸质疑，上文也已试作说明。然而其次，子夏作为一个儒生，他的言论观点中却流露出侠的气质——意即那种豁达磊落不拘小节的个性，是儒中的侠者。
《论语·子张第十九》之第十一章：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夏主张大德不能超越界限，大节不可以变更，而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一点，小节上有点出入就不要过分责备了。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很好了。这点可以看成是子夏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最能代表子夏价值判断的基本准则。《论语》中几乎子夏所有的言论都是建立在他这个认识的基础之上而引申出来的。
作为对于核心思想的补充，子夏在《论语·子张第十九》之第四章中论述了他对小道小节的看法：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并非不重视小道小节，而是在把握大道的前提下，适当注意小节问题而又不拘泥于小节，以免在小道上走远了而陷于拘泥不化的境地。这便是所谓君子不拘小节。上文提及子夏关于人不能过分沉迷于礼乐的思考恐怕也是由这个认识所引发的。
客观地说，纯粹一个观点应该是没有什么性格的，但是直觉以为子夏这两个关于大德小德大道小道大节小节的观点却是个性鲜明，充分体现出子夏豁达磊落大而化之不拘小节的侠儒风范。这点体现在很多方面都和孔子的观点有所出入。
在孔子所标榜的核心思想“仁”这个问题上，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向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第十九》之第六章）子夏强调的是踏踏实实地坚持自己的理想，而这个理想不要想得太虚玄高远，要切近地平实地思想，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就可以做到仁了。在这里，子夏相对于孔子对仁的要求，只抓取一二切实可行的要点，使得在孔子那里几乎是无人可及的“仁”也可以通过实践来慢慢地达到。
在儒家关于君子小人这两种人的评判标准上，子夏说：一个人能够尊敬贤者；侍奉父母，能竭尽心力；服侍国君，能献出生命；和朋友交往，诚信不欺。一个人能这样，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一定把他当作读过书的人。（《论语·学而第一》之第七章）这就是子夏对于一个君子的要求，相比于孔子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夏指出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知识，而是作人做事，因此子夏对君子的唯一要求便是“质”。相反，过于追求“文”在子夏看来，或许沦于文饰之嫌也未可知。“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第十九》之第八章）在子夏看来君子应当磊落，犯了过失便大方承认，改过即可，无谓过多文饰，而小人则必定想法掩饰。未必说符合“文”的人就必定是伪君子是文过饰非的小人，但是也确实有这样的“文”小人存在。所以是否符合“文”在子夏看来并未构成评判君子小人的标准，文质彬彬固然锦上添花，质胜文也无伤大雅。
《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五章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子夏之豁达：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之潇洒不拘现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夏之豪放豁达现矣！这两句话中的侠气充溢，无需我再赘言，请看官自行体会个中意境。
于我个人观点而言，对于子夏的这种个性是颇为欣赏的。但就孔子而言，认为子夏的这种不拘小德小节不为小道的特点是不合要求的。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之第八章，子夏问孝。孔子的学生问孝的很多，而孔子的答案却没有任何两个是相同的。可知孔子回答问题都根据提问者的情况，因材施教，针对性很强。他对子夏所要求的孝行乃是和颜悦色。想必也是因为知道“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令，先生馔。”之类的“大德”，子夏是一定会做到的，而关于色悦之“小德”于子夏则难矣。
孔子对子夏更直接的指导在《论语》中出现两次。一次是在《论语·雍也第六》之第十三章中：“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另一次是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之第十七章中：“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在孔子看来，“商也不及”，子夏的目光是不够远大的。我想这和子夏不拘小节的个性很有关系。在子夏看来是为了避免“致远恐泥”而“小道不为”，在孔子看来便是“欲速则不达”了。是以我眼中有“侠儒”气质的子夏在孔子眼中便有“小人儒”之嫌了。
子夏的不拘小节豁达豪放究竟是属于“侠儒”亦或是“小人儒”并不是我说了就能算的，然而他和孔子式的“君子儒”之间确实有明显的区别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我看来，“侠儒”或曰“小人儒”于品德修养上固然不及“君子儒”圆满，至少在追求的境界上不及后者圆满，但前者本身并不以圆满为理想境界，却也随性自然，为性情中人。而我，更欣赏的则是子夏那种“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