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黄巢、李自成的失败，都属于流寇的失败（李自成比黄巢好一些），二人都重创了当时的社会，甚至破国都，定国号，为人君，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他们很快一败涂地，原因之一，是没有根据地，然而没有根据地只是流寇思想的一个表现，流寇思想还有很多征兆值得探讨。
什么是根据地思维？
即重视建政，政治高于军事，它要有主张，有定力，有延续，以优越于敌人。
比如，大顺政权的对手是大明，其政治就应该着重于解决明的积弊，获取民心。使人认识到，明的失败不只是军事失败。
诚然，“均田免粮”作为旗号确实可以收买人心（说出了多数人的呼声），但画饼不能充饥，忽悠不能变现，平均主义可以作为主张，但不可能真正实施，如果追随者们不能在游击战中获取利益，义军也不可能凝聚，那么“革命”最终就成了为了自己，失去民意。
在不断胜利过程中，大顺干部们思想已经被腐蚀，于是获取的权力越大，风险越大。所以各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解放战争过程中，贯穿着“整风”运动，在解放后，“三反五”和高压反腐反仍然不可或缺。
为什么？
大顺就是因为在胜利过程中放松了自我要求，成为失败的前车之鉴，没能接住时代投来的铁饼。
大顺的兴衰悖论就是：
第一，这个组织的成员一旦失去利益就一盘散沙，所以它只能胜利，却经不起失败。
第二，胜利过程中没有自我建设（告诉自己的干部们将来要做什么），拥有权力后就经不住考验。
其中，第二条经验在近代解放战争中又一次呈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立马着手沦陷区的“接收”，大批日伪资产进入官员个人囊中，甚至自相践踏。这说明国民党在抗战中是缺乏自我建设的。
李自成攻占北京，却不知攻占北京的意义，北京地方狭小，不出物产，靠什么成为辽金元明的首都？换句话说，谁来养它帝都的威荣？
其一，是东南方的大运河的财赋。所以历史上东南发展好时，全国其他地方担子也轻，比如康乾时代皇帝们还有闲暇下江南游山玩水。
其二，是燕山以北的军马。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中国需要间歇性强化与北方的联动，无论是旧时代的草原、白山黑水，还是近代以来的苏联、俄罗斯联邦。
大顺的处境是只有西北和中原几省控制区，都是穷弊之地。所以他也只能敲打就在京城的前明官绅。即使这部分所得不用来中饱私囊，对于新生政权也是必要的（义军在别处也是这么干的）。只是这一步还没走完，多尔衮就入关了，正好被逮了个难看的吃相。
再对比历史，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伟人高瞻远瞩，将“辽沈战役”放在最前面打，因为东北不定，平津不稳，东北在别人手里，平津就不安全，从南京角度看，守江必守淮，从北京角度看，守京必守东北。
撤出北京时，大顺政权的历史“欠账”才正式表现出来。显然，李自成轻视了这次失败，高估了自己的翻盘能力，他最终在清军围剿下败了又败，被湖北当地土豪误杀在九宫山。李自成一生被土豪坑过两次，一次在北京，暗通关外的绝不止吴三桂一个人，还包括当地土豪，另一次在九宫山，这次是闯王一个人上山烧香，被误认为土匪，几个锄头下去领了盒饭。
人们总爱猜测，历史换了李自成会好吗？历史无法假设，但历史在流寇个夷狄的二元问题中选中了大清，再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看一看，夷狄或许比流寇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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