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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昆虫的红色——胭脂虫艺术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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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经有一种颜色如此珍贵,以至于皇帝和征服者都对它垂涎欲滴,国王和红衣主教也是如此。艺术家们为之疯狂,海盗为了它洗劫船只。从多恩到狄金森,诗人都对它赞不绝口。科学家们竞相探索其奥秘,绝望的人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它。这种珍贵的颜料是隐藏着欲望背后的秘密——一种微小的昆虫,可以产生完美的红色——胭脂红。

本次展览为“寻色之旅”系列展览的第二次展览,在此系列展览中,我们将从颜色的角度出发,去探寻人们发现颜色、利用颜色的历史,并结合中外古今的艺术作品,共同领略色彩的魅力与价值。

一、墨西哥与胭脂虫

虽然猩红色在《旧约》中是罪恶的颜色,但古代世界的精英们却渴望红色,因为红色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他们斥巨资寻找更加鲜艳的色彩,直到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征服者在特诺奇蒂特兰(现代墨西哥城)的大市场中发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高饱和度红色颜料——胭脂红。

胭脂红染料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着色剂之一。数百吨的胭脂红从拉丁美洲出口到整个欧洲使用,但在当今时代,却很少有人知道“胭脂红”是什么。那么,什么是胭脂红?

胭脂红来自一种微小的寄生昆虫——胭脂虫(Dactylopius coccus Costa)。胭脂虫是微小、软体、扁平、椭圆形的蚧(jiè)壳虫(Coccoidea)。无翅雌性聚集在仙人掌垫上,用喙状的口器刺入仙人掌的肉中吸取汁液。以美洲大部分地区生长的仙人掌为食。雌性昆虫将自己附着在仙人掌垫上,形成一个毛茸茸的茧状结构,它们将在里面度过余生。而雄性胭脂虫则不会永久地附着在仙人掌上,相反,它们虽然很小但是能够移动。

胭脂虫 雄虫

胭脂虫 雌虫

胭脂虫显微结构

由于雌性胭脂虫不会移动,因此它们需要某种保护以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因此,雌性胭脂虫会分泌产生胭脂红酸,这是一种由雌性胭脂虫及其卵产生的红色化学物质,它不仅是一种天然的驱虫剂,还被广泛用于制造鲜艳的红色染料。这种酸就是历史上胭脂红热潮的根源。胭脂虫一词即源自拉丁语“coccinus”,意思是“猩红色”,指的就是胭脂红酸。

在南美洲,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古代墨西哥人很早就掌握了从胭脂虫中提取红色的技术,并将提取出的胭脂红用于布匹染色和绘画,甚至是化妆。15-16世纪,阿兹特克帝国统治者要求治下的百姓向帝国进贡胭脂虫以及染色的布匹。在当时,阿兹特克人大量种植胭脂红,当时其交易价格比黄金还要昂贵。

1519 年,当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抵达墨西哥时,他对阿兹特克红色服装以及这种神奇的红色染料感到着迷。

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

埃尔南·科尔特斯与美洲原住民交谈

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同样对这种提取自昆虫的鲜艳红色颜料感兴趣,并意识到其中可能蕴藏的巨大财富价值。1521年,科尔特斯在战争中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并建立起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523年,胭脂虫颜料被带回到西班牙,国王随即要求科尔特斯把这种颜料出口到欧洲。

在殖民地,西班牙人责令印第安人尽可能多地专项生产这种颜料,只给他们支付微薄的报酬,而西班牙人从中获得了高额的利润。

墨西哥人收集胭脂虫彩绘插图 1777年

二、珍贵的胭脂红

西班牙征服者被新大陆令人惊叹的猩红色所震撼,这种红色颜料一经传回欧洲,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完美的红色”。为了保持对这种珍贵染料的垄断,西班牙对胭脂红的详细信息严格保密。载有胭脂红的船只只能在某些港口靠岸,甚至会判处死刑以阻止潜在的走私者。对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移植胭脂红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由于胭脂红如此神秘,人们对其真实来源产生了许多猜测。当时欧洲许多人错误地猜测胭脂红是某种植物的果实,因为它的俗名是“粒”。由于对这一秘密的积极保守,西班牙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垄断地位。

胭脂红在16世纪末已成为墨西哥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之一,地位仅次于白银,同时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从1570年仅仅50,000英磅到了1574年就猛增到150,000磅。

由于胭脂虫红所呈现的红色比当时可用的任何颜料都更浓郁、更持久,因此作为欧洲华丽丝绸、天鹅绒和挂毯的染料,其需求猛增。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下令凡尔赛宫的椅子内饰和皇家床帘都用胭脂红染色。

路易十四的画像

克洛德·勒费弗尔

布面油画 196.5cm×159cm

1670年

巴黎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的画像

老尼古拉斯·雷纳·究林

布面油画 221cm×165cm

巴黎凡尔赛宫

路易十四

雅桑特·里戈

布面油画 277cm×194cm

1701年

卢浮宫

在这几件路易十四的肖像画中,不难看出他本人对于胭脂红的热爱,从头盔的羽毛装饰,到肩章的丝带,到裤子和袜子,再到室内的桌布和帷幔,处处都能够见到胭脂红的存在。

那么,为何胭脂红如此昂贵,价值如此之高呢?

原来,在中世纪和古典时期的欧洲,工匠和商人在寻求一种稳定饱和度很高的色彩上付出的努力都相继失败,相反,富贵感只能体现在疲软、潮湿的织品上。染工行会紧守着染色的秘密,他们如点金术一般神奇的在羊毛、丝绸和棉织品上使用颜料。他们使用植物的根和树脂来产生一种令人满意的黄色、绿色和蓝色。从海蜗牛中榨出的上等紫色染料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但真正鲜艳的红颜料还是难以得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大多数普通红色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种土耳其红产自一种茜草属植物的根茎,欧洲染工竭尽全力想尝试还原东方同行的成果,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土耳其红颜料生产过程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染料的生产原料中包含着奶牛粪便,腐臭的橄榄油和小公牛血液这样的有害原料。

染工也从巴西苏木、虫胶和地衣中提取颜料,但是结果通常都很难令人满意,过程导致颜色最终很快蜕变为偏褐色或桔红色。对于皇室和贵族,他们使用的“圣约翰血”和亚美尼亚红同样价格高昂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而从美洲胭脂虫内提取得到的颜料成分是“圣约翰血”的10倍,每盎司的颜料含量是亚美尼亚红的30倍。所以当欧洲染工开始试用这种颜料时,对它的潜力欣喜不已。最重要的是,这种颜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明亮最饱和的红色。

胭脂红的昂贵,也来自于它的生产过程麻烦且产量低:

胭脂红的生产流程

1.感染

胭脂虫和它们的寄主仙人掌在称为胭脂树的农场一起种植。仙人掌垫被悬挂的小篮子感染,如图所示,里面装有能生育的雌性。

2.繁殖

不会飞的雌性与有翅膀的雄性交配,生下微小的若虫,若虫会在身体上分泌一种白色蜡状物质,以防止阳光曝晒和水分流失。

3.胭脂红酸

雌性和它们的卵会产生一种红色化学物质胭脂红酸,以阻止昆虫捕食者。这是生产令人垂涎的鲜红色染料的关键成分。

4.收获成熟

大约 90 天后,从仙人掌垫上收获胭脂红。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过程,农民们单独敲击、刷洗或从仙人掌中采摘雌性及其卵,往往要收集数千个。

5.干制

将胭脂虫在水中煮沸后杀死,然后晒干至其体重的 30% 左右。

6.研磨

将干燥的昆虫研磨成细小的红色粉末,收集起来进行进一步加工。制造一公斤染料大约需要 70,000 只昆虫。

7.制作染料

胭脂红是红色染料的主要成分,是通过将粉末状昆虫尸体在水中煮沸来提取的。根据所需的红色深浅,向溶液中添加不同的化学物质。

三、名画中的胭脂红

17世纪初,胭脂虫红被引入到欧洲人的调色板并应用于巴洛克绘画中。当时的巴洛克画家,如在墨西哥(新西班牙)工作的路易斯·华雷斯、西班牙出生的塞巴斯蒂安·洛佩兹·德·阿尔特加、彼得·保罗·鲁本斯等人都受此影响。

卡拉瓦乔

Caravaggio

卡拉瓦乔,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艺术家,但同时也对巴洛克艺术影响深远。卡拉瓦乔的作品中充满了创新与反叛的影子,他拒绝接受矫饰主义的传统和古典规则,力图以自然主义的、戏剧性的方法创作绘画。他热衷于宗教题材的绘画,并擅长运用光线以营造强烈的明暗对比。

他笔下的作品中,不少都可以看到画家对于胭脂红颜料的运用,颜料与画面的转变,同画家所处的时代与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音乐家

卡拉瓦乔

布面油画 92.1cm×118.4cm

1595年

大多数的研究认为,这幅画是卡拉瓦乔在搬到玛达玛宫后所画的第一幅作品。玛达玛宫是他的新赞助者枢机主教德尔·蒙特的住所。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尔·蒙特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所以 卡拉瓦乔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也以乐器或音乐主题为题材创作了几幅画作。

埋葬基督

卡拉瓦乔

布面油画 300cm×203cm

1602-1603年

梵蒂冈博物馆

这幅画作的构图十分严谨,将观赏者对于画面戏剧场景的情绪带到了最高点。从画作的下方开始看,一群人站在一块厚实的墓碑石板上,石板的尖角像是从画作平面中凸了出来,借以彰显教堂代表基督殉难牺牲的象征。红色的袍子在画面中光影下更显得神圣与悲凉。

圣杰罗姆在写作

卡拉瓦乔

布面油画 112cm×157cm

1605-1606年

在这幅画中,卡拉瓦乔同时采用两个描绘教父圣杰罗姆的传统形象: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学富五车的作者与研读圣经的诠译者,或是一个改过忏悔的苦行者;亦即他总是让自己接受严苛的苦行生活。卡拉瓦乔采用与其他作品中圣人角色相同的模特儿,全神贯注地阅读着神圣的经文。教父圣杰罗姆伸长了他细瘦的手臂,越过面前摊开的一本书;一个人头枯骨放置在书册的白色页面上,在冷峻的光线照射下,象征着尘世生命的稍纵即逝。

格列柯

El Greco

格列柯36岁时移居西班牙,在那里,他也接触到了当时最受追捧的胭脂红色,并在其作品中一再使用。

圣彼得和圣保罗

格列柯

布面油画 105cm×121.5cm

1587-1592年

这幅作品描绘两位圣人的半身画像,在昏暗的背景下,鲜艳的服装颜色凸显两个人物形象。从调节装饰的角度以及人物面部的苍白描绘,仍可看出格列柯的绘画特征。在轮廓处理方面,依旧坚持传统的肖像画法,以真实的人物形象为主。

红衣主教的肖像

格列柯

布面油画 171cm×108cm

1600年

这幅作品中的人物是塞维利亚的红衣主教、大法官唐·费尔南多·尼诺·德·格瓦拉。此画是在1600年完成的。当时的画中人物还是大法官,尚未成为塞维利亚的红衣主教。因此,他以法官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

扮作学者的圣杰罗姆

格列柯

布面油画 108cm×89cm

1600-1614年

卢浮宫

这件作品是格列柯运用胭脂红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圣杰罗姆在红色外袍的衬托下,更显得庄严。

鲁本斯

Rubens

鲁本斯的绘画笔法洒脱自如,整体感强,将文艺复兴艺术的高超技巧及人文主义思想和佛兰德斯古老的民族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热情洋溢地赞美人生欢乐的气势宏伟,色彩丰富,运动感强的独特风格。他对宗教题材描绘时,长袍用胭脂红染色,而他绘制的大量肖像画中,人物的背景也往往是红色。

鲁本斯与伊莎贝拉·布兰特的肖像

鲁本斯

布面油画 178cm×136.5cm

1609年

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鲁本斯于1609年10月迎娶伊莎贝拉·布朗特,安特卫普一位著名人文主义者的女儿,这幅油画正是为了纪念他们华丽的婚礼所作。这很可能是赠与伊莎贝拉家族的一件结婚礼物。鲁本斯并未去描绘婚礼的形式,而是营造了一种不俗的氛围,自发流露出简单轻松的情感。这段时间正是作者创作生涯的巅峰期,他已先后受聘于意大利一些重要的宫廷。正如画中所示,作为一位儒雅的绅士,他有能力去负担华丽的衣装和奇特的橘黄色袜子,以及画面中大面积红色所需要的胭脂红颜料。

阿尔伯特七世肖像

鲁本斯

布面油画 122cm×89cm

1615年

英国国家美术馆

奥地利的乔安娜

鲁本斯

布面油画 247cm×116cm

1621-1625年

卢浮宫

凡·代克

Van Dyck

凡·代克的作品延续了鲁本斯那种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他的画像风格高贵,原因在于他的宫廷画师身份,查理一世及其许多皇族的许多著名画像都是由凡·代客创作的,他的风格影响了英国肖像画将近150年。

佛兰德斯画家安东·凡·代克

凡·代克

布面油画 28cm×31cm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画家在他的自画像中,为他的上衣外套使用了大面积的红色,右手指向向日葵,头转过来看向画面。

阿格斯帝诺·巴拉维西尼肖像

凡·代克

布面油画 216.22cm×140.97cm

1621-1623年

红色是对家族或个人地位的肯定。这件作品中的时任教皇大使、日后成为热那亚总督的 Agostino Pallavicini就身穿红袍,颈部装饰拉夫领正襟危坐在扶椅上。

奥地利枢机主教费迪南德

凡·代克

布面油画 107cm×106cm

1634年

伦勃朗

Rembrandt

伦勃朗的作品中,也有使用到胭脂红颜料,比如以下这件《红衣新娘》(《犹太新娘》),就根据化学成分分析检测出胭脂红成分。

红衣新娘

伦勃朗

布面油画 121.5cm×166.5cm

1665年

荷兰国家博物馆

胭脂红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对巴洛克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这种鲜艳的明亮的颜料,艺术家笔下的红色得以更加神圣、活泼、热情。

除了巴洛克艺术家以外,印象派画家对胭脂红也情有独钟。

梵·高

Van Gogh

梵高在阿尔的卧室

梵·高

布面油画 57cm×74cm

1889年

在这件作品中,床上的被子使用的颜色正是胭脂红。而同时期的雷诺阿、高更的作品中也大量检测出胭脂红成分。

然而19 世纪末,当新的人造红色(例如用煤焦油制成的茜素)问世时(它们比天然昆虫产生的红色更持久且更便宜),艺术家们迅速接受了它们。到了 20 世纪末,艺术家们已经基本放弃了胭脂红。染工也转向更便宜的替代品。即使在胭脂红颜料的家乡墨西哥,这种产业也几乎消失了。

四、胭脂红与中国艺术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胭脂,但与西方流行的胭脂虫红并不是同一种物质。
胭脂,又称焉支、燕支、燕脂,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也是最常用、最知名的化妆品,其主要原料为天然植物红花。
诗词典故中有关胭脂的记载非常多,如唐代白居易在《后宫词》中写道:

“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宋代尤袤在《瑞鹧鸪》中写道:

“晓妆无力胭脂重,春醉方酣酒晕深。”

元代王冕则在《红梅翠竹山雉图》中写道:

“湘帘隔竹翠雨浓,王姬醉染胭脂红。”

而胭脂虫红,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传入中国,据于非闇所说,传世的曾鲸所绘王时敏肖像画中就使用了这种颜料。

王时敏像

曾鲸

绢本设色 64cm×42.7cm

1616年

天津博物馆

中国古代有关胭脂虫红的最早文献记录,当属康熙皇帝的《几暇格物编》中“各作泥腊”一则:

西洋大红,出阿末里噶。彼地有虫,树上有虫,俟虫自落,以布盛于树下收之,成大红色虫,名“各作泥腊”……按今西洋之各作泥腊,大小正如蚁腹,研淘取色,有成大红者,亦有成真紫者。用之设采,鲜艳异于中国之红紫。是即古之紫丱无疑。

康熙在书中将 cochineal 称为“各作泥腊”,后在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著《华英词典》,里面收录“呀囒米”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汇是 cochineal,即胭脂虫。
在19世纪时,胭脂虫的中文名称“牙兰米”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在 19 世纪末的香港新界,“牙兰米”(胭脂虫红)是为一般民众熟知的事物,且这个译名在当时已经进入口语词汇,是民间实际使用的语汇,并不是生僻的专业名词。
除了曾鲸所绘《王时敏像》,其他绘画作品中是否也使用了胭脂虫红,目前尚无明确结论。18-19世纪的广州外销画中,可能有些就使用了胭脂虫红。对于中国古代对胭脂虫红的使用,仍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探索。

结语

艺术一直是人类历史改变和延续的见证者,而色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让艺术所呈现的样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绘画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色彩,但色彩在今天的世界有着更多特殊又难以言明的地方。颜色变得越来越多,分类越来越细,但似乎人们对于色彩的历史的关注越来越少。每年一度的“潘通流行色”把握了人们对于色彩流行趋势的追逐,人们却不再关注色彩从哪里来。

“寻色之旅”系列展览,将持续带你寻访色彩与艺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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