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本打算派遣钱传教士德明担任特使访问法国，但是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让他这一项本来可以名垂青史的计划泡了汤。
一，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惊动乾隆
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杀人无数。光当时统计正式被法庭判决行刑的人有40万人。其中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那么短短几年在巴黎8那个断头台上砍掉的脑袋7万颗，每个月都是好几千、好几千这么杀人。
在法国其他地方也是杀人杀到是血流成河。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民工会以叛国罪为由，处死了路易十六。
就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古老中国，却有一个人对法国的形势十分关注，这个人就是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
在这之前，乾隆本打算派遣钱传教士德明担任特使访问法国，但是法国轰轰烈烈的变化让他这一项本来可以名垂青史的计划泡了汤。
二，钱德明是乾隆会见西方使节的首席翻译官
钱德明，法国耶稣会士，清代来华，深受乾隆信任，居北京四十二年。对于孔子、中国音乐乃至兵法都有研究。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是用欧洲语言系统研究中国音乐的首部专著。
因其博学和在中西交流中的巨大贡献，他被誉为“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汉学家”“中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在1750年来到中国，得到了当时乾隆皇帝的赏识，成为乾隆会见西方使节的首席翻译官。
通过来华的像钱德明这样的天主教传教士，乾隆皇帝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
在乾隆皇帝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荒诞不经的祸乱。所谓“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实际上就是犯上作乱，让他对欧洲国家的映像增加了厌恶与反感。
三，法国的种种理论，乾隆政府深恶痛绝
就在路易十六掉脑袋的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此时的乾隆对欧洲国家有了很强的防范意识，认为和他们过多来往没有什么益处。
根据使团成员斯丹东的记录：
“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最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不愉快的结束，法国大革命对乾隆的影响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乾隆对法国大革命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国革命荒诞不经，原因在于路易十六对“刁民”没有防范于未然，太过放纵，管束不足，以至于最后把自己的性命都丢了。
乾隆处于自己的封建统治利益，认为西方国家的理论会影响中国的江山社稷，要“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就应该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机之由，积小成大”。
——原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出处在这里。
四，乾隆本来对西方的兴趣和好感被冲跑了
乾隆其实原来对西方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的！
比如乾隆十六年（1751），为祝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为了展示他们的科学技术与聪明才智，共同向乾隆皇帝进贡了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新鲜玩意，其中就有著名的名字叫做“万年欢”的机械装置。
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对此兴趣盎然，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这件事好几个传教士都有记载，流传很广，成为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还有一件事，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 ，两位天主教神父给乾隆带来了先进的“ 新法远镜” 。
据著名传教士蒋有仁记载：“陛下十分赞赏欧洲人的创造才能，尤其赞赏发明了这种新望远镜和观察装置，这种装置能使望远镜快捷地移动以便对准种种物体，而且能对选定的物体作不限时的端详。”
蒋有仁还记述道，乾隆皇帝对这新的望远镜装备提出了自己的“改动” 看法。
根据蒋有仁的记述，他向乾隆皇帝介绍了大科学家牛顿，蒋有仁明确记述：“他在这方面的好奇心使他就各种天体现象向我提出了无数的问题。”“皇帝对观察天体的方法问了我许多问题”。
但是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把乾隆吓坏了，他把他感兴趣的西方科技与欧洲的人文精神当成了一丘之貉，统统扔进了垃圾堆。
五，撞到枪口上的白莲教
就在路易十六掉脑袋后的第二年，陕西、四川的白莲教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
受法国大革命刺激以后的乾隆神经过敏，不去正视土地兼并等社会矛盾的激化、老百姓民不聊生以及官僚腐败现象的加剧，刚愎自用的下令“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勿使一名漏网。倘不能搜查净尽，别经发觉，唯该督是问。”
数省州县贪官污吏开始挨家挨户地清查捕杀白莲教，借机敲诈勒索，民怨沸腾，交不出银子就当白莲教徒捕杀，无数民众倾家荡产，死于非命，结果激起民变，反而催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最终被清军镇压，但清廷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耗银无数，给了“乾隆盛世”的狠命一击，撕开了大清王朝虚伪的盛世面纱，从此开始逐步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