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为何很多人对第二任教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评价不高？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
蔡 宁，近代著名来华天主教人士，第二任教廷驻华宗座代表，1890年生于 意大利贝卢诺省， 大学主修 哲学和 文学，1913年7月18日晋铎。曾担任教区修院副院长及主教府秘书，1926年，进入教廷传信部。
第一任教宗特使刚恒毅与第二任教宗特使蔡宁
1933年3月，宗座驻华特使刚恒毅总主教因病辞职；1933年12月4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委任蔡宁为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特授总主教衔。
一，中国天主教会对第二任教廷驻华宗座代表充满期待，蔡宁主教到华受到极隆重的接待
1934年1月7日，蔡宁主教于罗马接受了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 枢机的祝圣。
蔡宁总主教祝圣后在传信部留影
同日，教廷委任蔡宁兼任天主教哈尔滨传教区宗座署理，不久到北京就任。中国天主教会对第二任教廷驻华宗座代表充满期待，蔡宁主教到华受到极隆重的接待。
迎接蔡宁主教的专轮正大号
1934年4月，蔡宁抵达 香港，旋即巡查两广教务。中国公教进行会主席陆伯鸿特别派出专轮“正大”号客轮迎接蔡宁主教。
“正大”号客轮是天主教友陆伯鸿创办的大通航业公司,委托朱志尧（也是天主教友）求新厂船坞造出的“隆大”、“志大”和“正大”3艘客轮之一。民国26年淞沪抗战爆发,陆伯鸿遵照政府安排,自我牺牲将其中一艘轮船自沉于江阴附近长江之中,以阻止日军西进。
蔡宁主教与当时国民党外交部官员合影
1934年5月14日蔡宁主教抵达南京，觐见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并于教会人士进行一系列国事教事活动。
蔡宁主教在孙中山陵墓敬献花圈留影
中山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钟山风景名胜区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中山陵建筑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之精华，庄严简朴，别创新格。
蔡宁主教在教会医院小教堂弥撒后合影
蔡宁特使在上海佘山中山圣母堂前与教会人士合影留念
佘山中山圣母堂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西佘山山腰。佘山中山圣母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二十年，翻建小堂，名为“中山圣母堂”。同治九年（1870年），先在中山堂西面广场造了若瑟亭、圣母亭、耶稣圣心亭，合称“三圣亭”，同时在中山堂广场的登山途中经折路上分列十四处苦路亭。
以后蔡宁主教沿路北上，在 天津会见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 于斌；经 北平访问 宣化、 张家口、 大同。1934年10月，自北平抵 汉口代牧区，顺 长江巡查 九江、 安庆、 芜湖，再赴 南京。
蔡主教在河南开封总修院
11月，由津浦铁路至 徐州、 蚌埠、 归德、 开封、 卫辉、 正定、 保定等教区。沿路巡查各地教务，会见各教区首长、修会神职，视察天主教所属各项产业。
蔡宁主教在陆伯鸿宅内圣家（家庭小堂）弥撒后留影，和蔡宁并坐的除了陆伯鸿还有马相伯
1935年9月，中华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第一次全国大会在上海举行；蔡宁受 教宗比约十一世委派担任大会指导。1935年9月12日，蔡宁率领全国各教区主教和公教进行会指导司铎将中华全国复献于 圣母。
蔡宁特使到达北平保安队致敬
军乐队在北平车站迎接蔡宁主教
北平北堂修士教友欢迎蔡宁特使
1936年9月20日，蔡宁于北京西什库天主堂祝圣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为南京代牧区主教。
二，抗战初期蔡宁主教号召信徒积极服务颇受好评
蔡宁总主教在北京期间赶上日本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内于斌主教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在我国天主教界起表率作用：发起“献机”运动（捐献飞机），主持难民教济工作，又发起“百辆救护车”运动；前后八次前往欧美国家发表演说，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于斌三次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争得第一批美援。
天主教会的马相伯、雷鸣远、张善子等也积极行动，或奔走呼号，或身先士卒，或宣传筹款参加全民抗战。
蔡宁主教在教堂前降福教友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0月，教廷国务院总秘书处致电蔡宁，否认与日本签订秘密的协定的传闻，蔡宁立即电告全国，揭露日寇的虚假宣传。
蔡宁主教发出号召，希望信徒积极参与宗教为战争服务的活动，11月初，教宗比约十一世委托蔡宁向 国民政府捐款十八万五千里拉。
12月20日，蔡宁以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的名义发表演说，号召“各国在华之主教、神父、全国教友，应协同中华国家合作，以达到中华国家与民族幸福之目的。”
同时，蔡宁要求公教人士，应“节食、捐献衣物、献金、减少生活用品、收容战争难民，”用以支援中国抗战。指示汉口、 安庆、上海、 开封等教区设立难民所，收容救济难民。
蔡宁特使主持的圣体游行
蔡宁主教曾亲自主持追悼中国阵亡将士的弥撒，他和希贤主教、艾原道主教、沙市狄隆监牧等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天主教会在汉口圣若瑟主教座堂举行隆重追悼阵亡将士、死难平民以及祈祷和平大礼弥撒，神州各界响应热烈。
三，1939年发表牧函饱受质疑致使教会声誉受损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天主教会广大神父教友积极参与抗战，所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报复，全国各地神长教友受到残酷迫害，教会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蔡宁主教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变化。
教堂前蔡宁主教与赞礼的朱开敏主教合影
1939年3月14日，蔡宁以宗座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发表牧函，告诫“负责神圣职务者，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事物，不偏右，不偏左”。此举引起了国内广泛的争议。
国民政府认为蔡宁特使的牧函明哲保身，外交部训示中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向教廷国务院提出抗议，为蔡宁牧函“对于中国精神总动员的国策有所抵触，有所妨碍”表示不满。
在教会内，在比利时的前中国外长陆徵祥(本笃会会士)也向教廷表示了不满，认为作为教廷特使的蔡宁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牧函非常不妥。
教会内也有人认为，此牧函显示出蔡宁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外交上的幼稚，随即教廷传信部对蔡宁进行质询。
虽然蔡宁特使马上采取了补救措施:1939年4月，蔡宁以“巡查教务”为名，途经西北抵达重庆，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等中国政要，以挽回不良影响，但天主教会的声誉还是受得了影响。
蔡宁主教在北平主教府
此后蔡宁主教谨小慎微，为了避免被日本利用，蔡宁隐居于北平“宗座代表公署”，不参与任何公开活动，专注于辅仁大学和司铎书院的学务以及国籍神职的培养。但是这样还是引起了爱国人士的非议，认为蔡宁根本就不应该待在已是敌占区的北平，而是应该被主教府迁到重庆。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沦陷区学校的控制，要求辅仁大学招收日本学生，教授日语，使用日本教材；遭到了蔡宁的拒绝。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国民政府为表彰天主教人士在抗战中的贡献，授予蔡宁勋章一枚。
蔡宁另一项遭受非议的地方是拖延了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进程。初来中国期间，蔡宁曾反复表示其来华使命“奉教宗谕旨，秉承刚总主教之方针…教民与政府之合作，得到民族间之真正和平，使国家兴盛…”。
但是事实是蔡宁主教没有能继续刚恒毅主教的政策，蔡宁总主教听信外籍传教士的话，认为中国神父还不到担任主教职务的阶段。
于是在北京辅仁大学设立了司铎书院，培植将来担任主教的圣职人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等到外籍传教士被驱逐，很多教区没有主教，以致后来教会因为主教祝圣问题产生了太多的困扰。
1947年3月21日，蔡宁被委任为教廷驻 智利大使；1953年2月7日，调任教廷驻 阿根廷大使，1958年8月4日，蔡宁病逝于阿根廷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
蔡宁主教与辅祭少年
对于历史问题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但是相比第一任刚恒毅，缺少主见与经验的蔡宁主教更像一个善良书生，作为教宗特使显然稍有逊色。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