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被视为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
但与此赞誉不匹配的是，他在日本本土的评价却两极化，批评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认为他暴露了日本社会的阴暗面。
实际上，他的镜头对准的是家庭的伦理关系。他基本将目光聚焦在家庭上，不厌其烦地讲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纠葛，他孜孜不倦地以子女的角度去切入整个故事，表面上在讲爱的匮乏，实则又是在讲那些琐碎背后的爱，原来比海更深。
这是他对生活复杂性的体悟，也是对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东方人情的准确捕捉。
是枝裕和
1962年生于东京清濑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日本知名导演、编剧、制作人
抹黑日本的导演？
2018年5月20日，第71届戛纳电影节，日本电影《小偷家族》斩获最高奖项——金棕榈奖。
这部电影，讲的是日本社会的最底层，有一个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的“小偷家族”，他们把一个小女孩从虐待她的父母手里偷走后，安置在家族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衣衫褴褛的家族，似乎比很多血亲家庭还要心意相通；但在电影结尾，道德伦理上的疑虑，却带来了毁灭性的决裂。
这部看似温情实则狠辣的电影，是导演是枝裕和继《如父如子》后，再一次在法国戛纳大放异彩。
影展期间，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家庭随着共同体文化的崩溃而消解。不仅没有成熟到接纳多样性，还渐渐向地域主义靠拢，剩下的只有国粹主义，日本不承认历史的根源就在这里。我对亚洲邻国充满歉疚。日本也必须像德国那样道歉。但由于一直是同一个政权掌权，我们失去了大部分的希望。”
这些消息传到日本，让是枝裕和陷入舆论风波。但当时的讨伐声，还相对局限在小范围里。等到他回国，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他收到日本教育大臣的邀请，对方想为他办一场庆功会。
但他婉拒了，随后更在社交平台发声，称自己要跟政府保持距离。
电影动机多次被批评有问题的他，一时间成了日本媒体、影迷和评论员讨伐的对象。
他被扣了两顶帽子：虚伪和反日——虚伪是说他拍摄《小偷家族》时，拿了一部分政府资助，结果获奖后，却谢绝政府的庆功邀请，还说要和政府保持距离；反日，则是攻击他的电影，常瞄准日本社会的阴暗面，并把它们拿到国际上去曝光，对日本社会的光明面却视而不见。
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日本保守派评论员竹田恒泰，称靠《小偷家族》拿大奖的是枝裕和是 “小偷导演”。此外，日本著名美容外科医学博士高须克弥、作家百田尚树等公众人物，也公开批判他“抹黑日本的形象”。
这事儿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用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雅虎”检索是枝裕和的名字，搜索框里第一个关联关键词就是“反日”。
面对汹汹攻击，是枝裕和沉寂了一小段时间。
直到《每日新闻》专访时，他才第一次做出回应。
首先，围绕对他电影的谩骂，他表示，“我不去描绘那些观众能轻易从中找到希望的人物或制作这样的电影，有些人想要看到角色在电影推进过程中成长并变得强大。但我不想拍这样的电影。”
是枝裕和部分代表作，尤其适合家长、孩子和教育从业者观看
采访结尾，是枝裕和补充道：
“如果你认为文化是超越国家的东西，那么你就会明白，文化拨款并不总与国家的利益相吻合。”
反认他乡是故乡
背离主流价值观的基因，似乎就根植在是枝裕和的家族里。
他的祖父和祖母，都姓“是枝”。在当时的日本，习俗不许同姓之间通婚。为了爱情，他的祖父母义无反顾地私奔到了中国台湾，并在高雄生下了他的父亲是枝兼藏。二战结束三年后，父亲被遣返回日本——所以在父亲的念想里，中国台湾一直是故乡。这对家国观念极强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童年的是枝裕和，经常听父亲回忆在台湾时的往事。
父亲的执念，直接影响了是枝裕和对待中国台湾的观念。所以当他在侯孝贤电影里，看到柔媚的、带着海风湿润气息的台南，就觉得极为亲切。在很多访谈中，只要提及侯孝贤，是枝裕和即刻动情，流露出仰慕之情，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我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侯孝贤儿子！”前几年为了去台湾给侯颁奖，他甘愿自我隔离十四天，甚至表示隔离一个月都可以，而在隔离期，他又把侯孝贤的所有作品都看了一遍。
谈到父亲，他提到一件记忆尤深的事。有一次去东京郊区的化工厂看望上班的父亲，他预想父亲应该是身穿白大褂，跟各种试管、化合物打交道，没想到眼前的父亲躺在地板上，穿着布满油渍的连衣裤。多年后追忆，他说自己当时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为父亲感到难过，“他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却在外边得不到尊严”；一方面又觉得羞耻，因为自己不善表达，“我从来没法实话实说地告诉他我的感受。”
他的母亲，则出身富裕家庭，结果因丈夫收入不够，不得不外出挣钱。她曾在废品回收站和蛋糕厂工作。是枝裕和的两位姐姐因此而难过，告诫他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母亲的工作经历。
他记忆里的母亲，绝非是个温柔善良的人，反而言语相当刻薄，还会毫无顾忌地取笑别人的窘态。但这个是枝裕和口中“独一无二的人”，却培养了儿子对电影的热爱，她会在儿子放学后陪他一起打开电视看电影，她喜欢的女演员有费·雯丽、琼·芳登等。
给了儿子电影启蒙，但她却很反对儿子做导演，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在她看来，担任《彻子的小屋》的嘉宾，或《红白歌会》的评委，更有价值。每逢有导演参加《彻子的小屋》，她就录下来寄给儿子，附上一句“你什么时候能上这个节目就好了。”待他受邀参加该节目时，母亲已在病床上昏迷很久。节目结束后，他到病房，俯在母亲耳边说道：“我上《彻子的小屋》了。”只是不知道母亲是否听得到。
在自传《拍电影时我在想什么》里，提到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时，是枝裕和曾以母亲举例。在日本，“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国民层面，受害者意识非常强。”比如母亲回忆战争时，记忆只有东京大空袭。“如果不恣意妄为，只占领中国台湾和韩国就好了，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是枝裕和称他母亲说出这番话时，毫无歉疚之意，明显能感觉她内心只有受害者的情绪。
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读书时，是枝裕和起初想要成为小说家。但当他看了很多电影后，又考虑转行做编剧。毕业后，他进入TV Man Union（电视人联合会），做的却是几乎不需编剧的纪录片，而且一做就十年。这段生涯，虽然与电影关联不大，却影响了他对电影叙事题材的喜好与选择，甚至奠定了他此后电影的影像风格。
在自传里，他用一章回忆这十年纪录片生涯。比如伊南小镇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喂养一头小牛，在成片时，他剪掉了小孩子冲着镜头摆剪刀手的内容，事后想起，十分后悔。
比如回忆社会福利局官员，由于理想幻灭而自戕的事件后续，他称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而不是像当时大部分媒体那样对死者口诛笔伐，是因为“我通过纪录片讲述的大多是事物中关于公共领域的部分，因此不管批判哪个方面，不管批判谁，最后都不会停留在个人攻击上。我重视的是解读催生出这样的人的社会结构，从而展现出的宽度和深度。”
除了关注社会问题和事件，是枝裕和还把镜头对准了诗人宫泽贤治、电影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及流行乐手Cocco等人。正是在这些人身上，他感受到了艺术在表达个人看法时，强有力的精神内核。
除了名人，他还关注一些社会边缘人。比如战时流落日本，并冒充日本人生活长达50年之久的朝鲜人；还有日本首位公开承认自己经由同性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平田裕，以及由于一起医疗事故而导致短期记忆丧失的关根宏等等。
长达十年的纪录片工作中，是枝裕和始终在探讨社会与人生的真实性问题，并形成了自己严肃持重、关注社会、思考内心、克制情感的独特风格，这为他后来转行做电影导演奠定了基础。
从无人知晓，到步履不停
1995年，是枝裕和首部作品《幻之光》面世，并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早在三年前，剧本就到了他手里。当时他刚拍了纪录片《但是……在福利削减的时代》，与其他媒体不同，他将视角放在了因丈夫自杀而服丧的妻子身上——这跟《幻之光》的故事梗概大致相似。因此，TV Man Union的制片人合津直枝女士特意找到他，问他有无兴趣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刚好跟你去年拍的纪录片有一定关联。”
这部处女作，评论家史蒂芬·霍尔登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赞其是“有着惊人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深度的生动诗篇”。但该评论并没有让是枝裕和感到开心，因为他更在意侯孝贤的评论。
1993年，是枝裕和完成了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之后便与侯孝贤一直保持联系。在拍摄《幻之光》时，他问侯孝贤，是否可以把为《恋恋风尘》配乐的陈明章介绍给自己，为《幻之光》配乐。侯孝贤爽快完成，还告诉是枝裕和，“你这个故事很适合送到威尼斯电影节”——要知道，侯孝贤当时只是听是枝裕和说了下故事梗概，电影还没开机呢！
后来，侯孝贤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见到是枝裕和时说：“技术很厉害，但在拍摄之前，你早就画好了所有的分镜图吧？”是枝裕和心里一惊，老老实实回答说：“是的，画了，当时特别没有自信。”侯孝贤马上反问：“不是应该看了演员的表演之后，才确定摄影机的位置吗？你以前是拍纪录片的，应该知道啊？”
尽管侯孝贤的语气并不严厉，但枝裕和依旧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侯孝贤对是枝裕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幻之光》之后，是枝裕和努力研习关于电影制作的一切，六年后才推出第二部作品（《距离》）。之后，他从无人知晓，成了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常客，并由此晋升为当代日本最知名的导演。
是枝裕和漫画
2001年和2004年，他执导的《距离》和《无人知晓》，先后获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提名；2009年，《步履不停》获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导演奖；2011年，《奇迹》获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2013年，《如父如子》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奖提名；2015年，《海街日记》获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提名，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提名；2018年，《小偷家族》斩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使日本电影阔别21年后再次问鼎金棕榈；
2019年，是枝裕和联手法国国宝级演员凯瑟琳·德纳芙，拍摄了《真相》，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被提名最佳导演；
三年后的2022年，靠一部《掮客》，他把韩国演员宋康昊送上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宝座。
当电影映照时代
我们并没有细数是枝裕和电影的台前幕后。但了解的人会知道，他不喜欢谈论这些，更希望人们把对他的关注点，全部投射到他的作品里。对是枝裕和来说，比起他的生活，看懂他的电影将更容易理解他。
作为导演，是枝裕和很容易亲近。他的电影，可以说没有门槛，你只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就能轻易走进他的世界。毕竟，像他这样的导演，并不多见：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满目疮痍，也洞悉着人与人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他却并没有因此而陷入绝望或虚无，而是以他温柔且悲悯的善意，去凝视人活于世的苦痛与哀伤。
换句话说，是枝裕和的电影，总能用最简单的人物关系，切中最复杂的人际纠葛。这种特质，让他的电影，总带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迅猛与刚烈：眼瞅着就要大和解的柔情旖旎处，却突然暴露出当事人异乎寻常的残忍与酷烈。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在于他镜头对准的就是中国式家庭的伦理关系。他基本将目光聚焦在家庭上，不厌其烦地讲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纠葛，他孜孜不倦地以子女的角度去切入整个故事，他总是表面上在讲爱的匮乏，实则又是在讲那些琐碎背后的爱，原来比海更深。
这是他对生活复杂性的体悟，也是对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东方人情的准确捕捉。
比如《步履不停》里，当屋里突然飞起一只黄色蝴蝶时，之前一直看起来唠叨世俗的母亲，突然变得迷狂，她坚持认为蝴蝶就是她死去的长子。在这一刻，那些日常烟火的帷幕被拉开，里面是那些生怕被触碰的血肉模糊。真正的情感，总是在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血肉模糊的残忍。它们在亲人之前盘根错节，以至于我们不能挑明，更没有人敢去挑明。
这就是是枝裕和最厉害的地方：他不仅让你知道家庭情感日常的琐碎、唠叨与生厌，还要让你体验到潜藏其后的残忍和爆裂——更关键的是，构筑起两者关系的桥梁，是他近乎与生俱来的温柔和悲悯。
在是枝裕和此前的电影里，每个角色都渴望着爱与被爱，但因为性情、想法及环境的推搡，只能相互误解和伤害——我们真诚地爱着对方，却也在自觉或不自觉里，切实地伤害着彼此。特别是在子女身上，当他们长大成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去丈量世界，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尝试否认或逃避的影子，早已烙印在他们骨子里。
这就不难理解，那些看似混蛋的父母们，比如《步履不停》里不会跟儿子沟通的父亲，《比海更深》里戒不掉赌瘾的父亲，《无人知晓》里悄然离家的失职母亲，和《海街日记》里娶了新欢就舍掉女儿的父亲等，都在最后若有若无地得到了子女们的原谅——因为怀着敌意生活到最后，子女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正重复着父母们的毛病。
没人能摆脱自己的偏狭，就像没人能逃得过宿命。
这就是是枝裕和电影的基本逻辑：那些困囿在家庭关系里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巨大的心结无法释怀，他们总要在突然意识到近乎轮回的自我命运后，才会开始变得松动。但是，不要习惯性地以为这些主人公会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身为东方人，是枝裕和再清楚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道理。
所以他镜头前的主人公，绝对不会重新做人。他们更多的只是一声轻叹，然后生活如常。
审 | 周春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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