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经五年勘探发掘，终于确定了稷下学宫的遗址，“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一处城门名字，故“稷下学宫”意为靠近稷门附近的一座学校。这所于公元前374年由齐桓公在位时开办的机构，有研究院、大学堂、咨询问政等性质，有完整的待遇体系和薪酬制度，存续了150余年，可谓世界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据记载，稷下学宫容纳了诸子百家中所有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大多带着学生，组成一个个教学团队，在“高门横闶”“夏屋长檐”下讲学、传业，百家争鸣。学生的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品德修养等也都有具体规定。说起来，“百家争鸣”中国人很耳熟，但究竟何为百家争鸣，如何出现、为何出现，给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又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些重要的细节，或许并非被大众熟悉，但又值得我们穿越时间，回到那个历史现场，去再次观看和感受。
在后世的艺术、宗教、文学及其他作品中，
中国的哲学家老子，被塑造成了神仙
百家学者的劫难
西汉初年，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首次提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
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和“文艺复兴”这些历史名词一样，都是被后人逐渐命名，然后流传于世的。
紧跟着，学者刘向在汉宫图书馆校订典籍，汇集的目录和解说形成《别录》，大量涉及先秦诸子。但《别录》已失传。刘向之子刘歆承父业，日后撰写《七略》，又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一共十家。
《七略》，和《别录》一样也失传了。好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承袭了《七略》体裁。他在其中点明，“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把小说家去掉了。
这个“小说家”，不同于明清后的文学小说家，仅是专为官方搜集街谈巷议民俗风情的调查员而已——“九流十家”的说法从此形成。
隋唐以后，“三教九流”的说法流传至今。现代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又增兵家和医家，一共十二家。
虽然门派总的来看只有十二家，但每一家或多或寡有很多“子”，他们的观点有或多或少差异。大量的“子”的一家之言，其实都可以撑起一个“家”。因此，学界有说诸子百家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不为过。
春秋战国的分崩离散，以秦汉大一统收场。先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家乃至相近各家受大劫，后是西汉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百家遭受大劫。
两次大劫，不仅是当时百家学者的劫难，更是史料的劫难。今天说“百家争鸣”，听上去好像史料完备留存在案，只待后世从容研究就好。而实际情况是，经过两千多年前的竹帛烟消，先秦诸子以降的学术断层难以想象的巨大。两千多年前争鸣的声音和详情，仅仅只留给了后人蛛丝马迹，且真伪难考。
据说，在始皇帝焚书坑儒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鲋藏《论语》于祖宅墙壁内，直到汉代才被发现。但是，类似上述“据说”都没有得到学术考证。
回到诸子百家的历史现场，当时情形不复杂，已被人称呼的只有儒、墨、兵三家，其余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回顾命名。
那么，现代人整理出来的十二家及其书籍，不仅有儒家四书五经，还有其余各家典籍，可不可信呢？
从清末公羊学派的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到民国时期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大胆怀疑，基本持这样的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所谓先秦的诸子典籍，多是汉以后的儒家学者托古伪造（刘歆是其中集大成者）。
如，《礼记》作为儒学核心，《大学》《中庸》，都是宋代朱熹从中单拎出来作为经典强调，“疑古派”论断其大部分篇章是秦汉时期的托古著作。
好在后来考古学的进展，让诸子典籍逐渐得以被实证。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发掘，又有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中出土楚简七百三十枚，这批竹简包括三种《老子》抄本、道家相关著作《太一生水》、以《礼记·缁衣》为主的儒家相关著作等。
这些就从根本上对疑古派《礼记》《老子》等典籍是战国晚期甚至汉代以后成书的论断，实施了拨乱反正。
对于历史，我们再打开视野，诸子百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大地上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在古希腊、古印度、古犹太国等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奠定人类文明根本的早期思想家。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古印度的悉达多王子，古犹太国奠定《圣经》早期文本的以赛亚等学者，他们几乎在同一时代探讨了人类最根本的真、善、美问题。
这个时代，就是20世纪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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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出现前，中国人只认受天命开启新王朝的王者的话为权威——“先王之令有之曰”“诗亦有之曰”。论据单一，绝不会把一介匹夫哪怕是贵族的言论视为应当追随的教诲。
从孔子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孔子长吁短叹周王朝名存实亡，乱世正在来临，反复提出要依于先王之仁，恢复礼制和等级差序的主张。这样先王在现世就有了话语代理人。
墨家、道家、兵家几乎在同一时段，也就是春秋末期战国初年，孔子的晚年前后诞生了。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说不上是诸子中的大拇指，孟子是晚孔子一百多年的私淑弟子，他愤愤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墨则归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
青铜乘车图
这种学派发展的不均衡，自然使百家开始争鸣，很多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互相攻击。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在时间上稍早一点，他最多批评僭越王权的诸侯、僭越贵族的家臣的“不仁”，同时也将“不仁”运用于对学生严厉的批评上。
孔子本人是没有陷入争鸣的，对他来说更难堪的现实是周游列国而不得重用。
在诸子百家进入思想碰撞之前，孔子很幸运地成为了最懂礼的人。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想象力十足地描写了老子见孔子这一重要会晤——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含蓄地批评了孔子的“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大意是太爱惜羽毛洁身自好，太想做事情，太让掌权者看你的脸色……孔子不仅没生气，还回去向弟子表达对老子道家思想的崇拜，大赞其是超出自己理解的“龙”。
孔子的时代，还生活着代表老子“无为”思想的隐士。如果非要说儒道之争，也是百家争鸣之一抹风景。《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对这些隐士（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客客气气，表现敬重，但他们反过来对孔门儒家则不欣赏，还说风凉话。
总的来说，这抹争论风景既呈现了道家超然避世的洒脱，又安慰了儒家的“无可逃于天地之间”，表达了儒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天下如果有道，我也用不着出来做事了）的志向。
道家思想让孔子敬重，“无为”成为 “有为”的背景。《论语·先进》里记载，孔子问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的志向。子路回答三年要使“千乘之国”的人民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冉有回答三年要让方圆六七十里地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公西华表达自己只想做个小小的宗庙祭祀和外交活动的礼仪官。只有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听了，赞：“吾与点也！”
杨朱是道家的精神传人，他自己没有留下典籍，其言论都出现在道家典籍《庄子》《列子》中。但儒家“亚圣”孟子对杨朱不像孔子对道家那样客气，个性刚直的孟子直接贬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不得不面对的战国时代的现实是，杨朱提倡的“贵己”的利己主义和享乐思想非常流行，他批判杨朱“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杨朱不相信儒家的仁爱，他爱的只有 “丰屋、美服、厚味、姣色”，他看不起孔门弟子原宪的穷苦生活，也不羡慕另一个做生意的弟子子贡日理万机的生活，只想做一个一般有钱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但杨朱毕竟是个思想家，最终他认为是历史束缚了人们，使人们不得解脱。因为人总是想名垂青史，禹、舜、周公、孔子， “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桀纣则相反，“生有从欲之欢，死有愚暴之名”，名垂千秋和遗臭万年都是死后的马后炮，因此杨朱的终极目标是干掉历史，“但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
今天回头看先秦诸子的思想言论，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的确，就连最务实的儒家，孔子也说自己有解答不了的具体问题：“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 他要的是礼仪之邦的八方来朝，具体的农家园林事都交给来朝的“小人”做，不需要君子亲自动手。但这样的姿态，不代表诸子的生存现实从容不迫。
作为末流贵族，在越来越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求生和谋生，生存难度和生存成本都变得过高。诸子这种知识分子，往往不得已沦为盲流，这个国呆不下去就去下一个国，为混乱的社会与“国际”问题开解药。E
（未完待续）
审 | 周春伦
排 | 彭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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