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的自传中，赵无极曾说：“其实，谁能了解，我花了多少时间来领悟塞尚和马蒂斯，然后再回到我们传统中我认为最美的唐宋绘画？整整五十年的功夫……”
他瞧不起学院派，认为“所有学院主义都来自重复。绘画正是要避开这个陷阱的艺术。”因此一九四八年远渡巴黎学艺的他，“课堂”不是高校，而是博物馆和展览，名家的一幅画，他可以看上几天。
像好友贝聿铭在建筑界“融合中西”，赵无极在绘画上放下偏见，汲取东西方艺术养分，终成一位世界级大师。
赵无极（1921—2013），华裔法国画家，1935年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1948年赴法留学，与吴冠中同学，继朱德群之后成为第二位当选法兰西艺术院终身院士的华人画家
区别于传统，保罗·塞尚（1839-1906）被艺术界公认为现代艺术之父。那么在中国，谁是中国现代艺术之父呢？
当然不是画虾的齐白石、画马的徐悲鸿，或泼墨的张大千，而必须是从西方吸收现代艺术的元素和方法，继承传统，创新发展，融汇出中西合璧的现代艺术才行。
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背景，是传统农耕社会如何转向现代工业社会，是传统伦理道德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这些问题必须到西方去寻找答案，西方那么大，哪里是追寻答案的核心？
保罗·塞尚等现代艺术先行者聚集的巴黎，在一百年前左右，是世界上最璀璨的文化艺术之都。
1925年，26岁的林风眠就是从巴黎学艺归来，受蔡元培重聘，先后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相似经历的，还有杭州艺专西画系主任吴大羽。这两所学校分别是现在中国艺术最高学府清华美院和中国美院的前身。
二十年后，林风眠、吴大羽门下的三位青年画家，怀揣着现代艺术梦想，效仿恩师，陆续远渡重洋，游学巴黎，他们就是“留法三剑客”——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戏剧性的是，赵无极乘坐的“安德乐朋”号远洋邮船，和当年林风眠乘坐的竟是同一艘。
对中国艺术现代化而言，林风眠、吴大羽及三位弟子这一脉，可以说吸收了保罗·塞尚—印象派—野兽派的精髓，“调和东、西”是他们一生艺术实践的关键词，由此也诞生出辉煌的中国现当代艺术成果。
1988年吴大羽去世，1991年林风眠病逝于香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间，三位弟子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相继逝世于2010年、2013年和2014年。
2017年，在香港苏富比和保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赵无极1964年的大尺幅画作《29.09.64》创下了1.528亿港元拍卖纪录，《09.01.63》和《24.03.59-31.12.59》分别取得了7603万港元和6136万港元的佳绩。2018年，赵无极一生中尺幅最宏大的油画《1985年 6月至10月》以总价5.1亿多港币成交，刷新其作品拍卖纪录，同时创下亚洲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
赵无极逝世后，一系列其平生创作回顾展陆续在全球几个赵无极作品重要收藏地区拉开帷幕：“赵无极版画油画作品展”于2015年4月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展出作品近40件；2016年9月，美国境内首个赵无极回顾展“无极限：赵无极”在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展出，49件油画、水墨、水彩及版画作品，横跨艺术家60余年的创作生涯，99岁高龄的老友贝聿铭坐着轮椅，在逝世前最后一次观看赵无极的作品；2017年9月18日，“无极之美：赵无极回顾展”登陆中国台湾，展出67件赵无极的代表作，从1935年赵无极临摹塞尚的《无题：有苹果的静物》，到晚年返璞归真的摇曳劲竹，以及掷地有声的三连屏“致敬”系列作品应有尽有。
业界人士惊叹：“在艺术品交易市场中，赵无极最好的时代显然已经来了。”
赵无极称，受老师林风眠（右二）影响最深的不是具体的绘画技巧，而是敢于创新、追求艺术自由境界的精神。图中余众为丰子恺、张充仁、贺天健、颜文樑、张乐平
台湾商人马维建是赵无极台湾展览台前幕后的重要支持者和藏家。重要到什么程度？一是赵无极推向艺术收藏市场的近三分之一作品被马维建悉数收入囊中；二是赵无极逝世，其第三任妻子弗朗索瓦兹·马尔凯，在赵无极拔掉呼吸机的第一时间电话通知马维建，因为她觉得马维建不应该迟至媒体发布讣告才得知消息。
这样重要的藏家、金主，应该是和大师心心相印久矣了吧？然而马维建并不讳言，自己作为资深的艺术藏家，第一次看赵无极的画毫无感觉。第二次看，还是毫无感觉。怎么办，第三次看，仍然毫无感觉……他说第二十次看，好像有了一点感觉。
今天，无人能懂的现代艺术作品创下拍卖天价，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像赵无极这样，暗涵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风格，表现却极为抽象的作品，征服了世界，从而在世界美术史上取得了不可限量的地位和影响的，却极为寥寥，严格地说只有他一人。陈丹青说：“赵无极是唯一一个在欧洲主流艺术界获得声誉的中国人，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画家在国外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但总体来说都比不上赵无极。”
说是中国人，其实赵无极早在1964年就入籍法国，曾荣获法国荣誉勋位团三级勋章、法国国家勋位团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以及相当于艺术界诺贝尔奖的日本帝国艺术大奖等。2002年12月，他继朱德群之后当选法兰西艺术院终身院士，取得这一荣誉的仅此两位华人画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十分尊重赵无极，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次访华都专门带上赵无极。
赵无极的画在艺术市场独占鳌头，源于几十年来专业的画廊经纪为其推广。1950年，赵无极到法国不久，便与巴黎画商皮埃尔·洛布（Pierre Loeb）展开合作，时间长达7年。此后，由巴黎规模最大的法兰西画廊接手代理。一个里程碑是，1958年他到美国，与纽约画商萨缪尔·库兹（Samuel Kootz）合作，开始拓展新兴的北美市场。
从1980年开始，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孙子皮埃尔·马蒂斯与赵无极签约，除欧洲外，也在美国推广其艺术并收藏其作品。1990年代，瑞士知名的尚·克鲁治画廊（Galerie Jan Krugier）签下赵无极，着重在亚洲推荐他。
此前，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赵无极的影响力逐渐在亚洲发酵，很多中国台湾、日本画廊热捧，使赵无极作品随着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地经济的崛起，在东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其市场顺利转移至亚洲，构建了庞大的“国际盘”基础。
这个基础上的赵无极，不管国籍如何，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作为千年前北宋赵氏皇室之后的中国贵胄。
赵无极与吴冠中（右）、朱德群（左）是林风眠门下最著名的弟子，被称为“留法三剑客”
连第三任妻子弗朗索瓦兹都感到不解，每当赵无极提到某个朋友的时候，她总是说：“你一到巴黎就认识他了，为什么你一到巴黎就结交了那些现在美术馆竞相展览、出版社竞相为之出书的艺术家，还有那些现在都成了大作家和名医的朋友呢？巴黎很大，他们可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的……”
赵无极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早在1941年，赵无极20岁，刚刚从战争流亡中的国立艺专毕业，留校成为艺专最年轻的教师那年，他在重庆举办了首次个展，就结识了当时法国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这名专员卸任回巴黎时，特意带了二十多幅赵无极的画，安排在博物馆展出。也就是说，赵无极的画，比人更先到巴黎。
和塞尚一样，赵无极的父亲也是一名银行家，而且他支持赵无极学画。同学吴冠中去巴黎，拿的是国民政府的公费，赵无极和妻子谢景兰，拿的是父亲给的三万美元，而且把年幼的儿子嘉陵留在上海，免了后顾之忧。
1948年2月24日，全家人到上海码头给夫妻俩送行，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们，还有叔叔和婶婶，一家人的穿着都呈现出一个西式家庭的标准样式，在一家人的设想里，此去法国计划两年的“镀金”，不过是短暂的别离。
谁曾想这一别就是24年，当赵无极再回中国，已是外事部门陪同的“外宾”，父亲不在了，孩子长大了，带出国的妻子成了别人的妻子。
50年代赵无极已经在巴黎扎稳脚跟，不像吴冠中因为国民党的败退学费断供，只能回国。他在巴黎的法国友人，替他到中国看望过他的父母，这比他本人回国探望更易操作。然而他迟迟悬置国籍问题，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流亡者，以博取西方的同情。
他的眼中只有画。并且，初到法国，他不愿戴着“中国画家”的头衔，他的中国画技法得心应手，但他不想图这个方便——向西方人兜售东方。
到巴黎的第一天下午，他赶去卢浮宫，在《蒙娜丽莎》、波提切利和安杰利科的作品前站立良久。他学习西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这是第一次看到原尺寸的真实作品，而不是明信片上的或杂志上的图画。
在晚年的自传中，他说：“其实，谁能了解，我花了多少时间来领悟塞尚和马蒂斯，然后再回到我们传统中我认为最美的唐宋绘画？整整五十年的功夫……”
原来在青春期，他对中国画的叛逆，叛逆的只是唐宋以后绘画进入了重复僵死的“学院派”，“所有学院主义都来自重复。绘画正是要避开这个陷阱的艺术。”
所以到法国后，他也没有进入什么学院“镀金”，而是每天下午都参观博物馆和展览，塞尚、雷诺阿、莫迪里阿尼、马蒂斯、毕加索，还有库尔贝、伦勃朗等等，他看一幅画，可以看上几天。
1974年，赵无极与挚友贝聿铭在苏州狮子林
1983年，赵无极与张大千相见于台北
迈过了语言关之后，赵无极不再和巴黎的中国人艺术圈子保持联系，他找了大茅舍画室练习，开启了自己的西方艺术圈社交。
他到德汝贝尔工作室做石版画，喜欢那种把颜色涂在多孔质的石板上的方式，“好像涂在宣纸上一样”。因为印制费用高，他节约只用三种颜色，即三次套色，制作了八幅石版画。他像画中国水墨一样用了很多水，德汝贝尔警告他结果一定不好，因为石版画的墨不能掺很多水。但他还是那样做了，印出的画呈现出奇迹，因为这些画，他认识了诗人亨利·米肖（见本刊2017年第6期新教材栏目：《亨利·米肖与中国文化》）。
亨利·米肖喜欢素不相识的赵无极的八幅石版画，这些画脱离了中国传统，但又往往如象形文字，是一种反映生命萌动的书写。他为之配了八首诗，这种方式源于亨利·米肖对东方的着迷，因为中国传统中，画的空白处往往都题诗句，诗和画密不可分。
亨利·米肖（1899-1984）是著名的诗人，他的肯定和支持，让不到三十岁的赵无极对自己有了信心。此后两人也结下终生的友谊。
贾科梅蒂（1901-1966）是赵无极的邻居，常去他的画室，不过，他喜欢的是赵无极画中的具象部分，喜欢其中有一种凌乱颤动的感觉，但他不赞同赵无极画抽象画。
亨利·米肖评价赵无极画中的颤动的线条：“忽然间，画面带着中国城镇乡村的节日气氛，在一片符号中，快乐而滑稽地颤动。”
“符号”这个词击中了赵无极。1951年，他第一次看到保罗·克利（1879-1940）的绘画，那是他想要的一个“符号的世界”。
赵无极的绘画由此拉开了甲骨文及狂草时期的帷幕，而当时也是欧洲的抽象绘画和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高潮期，他顺应了这个艺术趋势，和美国抽象艺术家热衷的一样，他也开始了具有天然的力量感的大画。画中似像非像甲骨文或青铜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这一时期的画作被视为东亚高古艺术与欧美战后艺术交融的典范。
但对画中的符号，赵无极是“欲露还掩，似断还连”的（亨利·米肖语），他并不允许自己直接将东方符号乃至文字植入自己的油画中，这些符号是东方的但又不是，“甲骨文和狂草”的说法，赵无极一直不置可否。
这不是因为矜持，从发现保罗·克利，到摆脱保罗·克利，中间的过程让他感到混乱又艰难。
青年赵无极刚到巴黎后，很快受到大诗人亨利·米肖的赏识
1956年学舞蹈的谢景兰离开赵无极，结束了他们十六年的少年婚姻。赵无极带着极差的心情离开巴黎，远赴美国、印度和中国香港。他的画中的形象越来越简化为连自己也不懂的点线和符号，被批评为在雾中作画。
他在香港认识了电影演员陈美琴，两人同返巴黎，陈美琴成为赵无极的第二任妻子。因为爱情他重振精神，但心中仍有许许多多的矛盾，表现出来就是那时的画很乱。但他顺着内在的一股力量向前摸索，“做画家，就得接受周期性阵痛，今天高兴，明天痛苦，但是绝不能失望，作画的力量从未离开过我，我也从未逃跑或放弃。”
他彻夜工作，要画出“看不见的东西，生命之气，风，运动，生命之形，色的显现和融合。”只有画画可以表白他的苦闷，感情生活的波折并没有妨碍他作画，他发现自己的画表现了自己的“怒气、平静、激动和激动之后的再次平静”。因此他“不再需要寻找其他题材，也不再非要选择某种颜色”，“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我的怒气的，不是这种或那种颜色，而是颜色之间的关系……我还从不同色调的结合中，意识到空间深度的问题。”
为了避免被标签化地简单认识，赵无极以后不为自己的画取名，他认为取名会误导观者，业界只能以画幅背后的创作时间为之命名。这是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关键词由“符号”转向“关系”。
和赵无极结下兄弟情谊的作家克洛德·鲁瓦认为，赵无极的画，“对于所有宣扬不同文化截然对立、东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不相容的害人谎言，这是一个微小但决定性的反证。”
赵无极感到克洛德在追求自身与宇宙的和谐，两人一见如故。
然而妻子陈美琴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甚至只求一死。从妻子发作时朋友惊惧的眼神中，赵无极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场噩梦。画室成了唯一的避风港，但从1968年开始，他感到自己垮下去了，为了免于崩溃，他成了圈中著名的“威士忌赵”。
1972年妻子抑郁自杀，年仅41岁。这一年他终于回到开放前夜的中国看望亲人。然而父亲死于浩劫的消息家人已经隐瞒了他4年。当时他所有的朋友都在监狱，包括恩师林风眠。两年后，他36岁的弟弟又死于煤气中毒。
1975年，赵无极又一次回国，经过多番周折，终于在外事活动上见到了有关部门安排与他相见的恩师——身陷囹圄多年刚刚获得自由的林风眠。同样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
对妻子，对家人，对恩师，赵无极有严重的幸存者内疚要解决。他有时取出从中国带回巴黎的大张白宣纸和笔墨，心境和前半生对中国画的抗拒已有不同。中国的水墨传统更看不见了，连汉字都简化到他不认识了。他悄悄挥洒水墨，其中的欢乐代替了记忆中的伤痕。
他给亨利·米肖看了几张，但请他先不要评论，因为他笃定自己会销毁这些水墨。亨利·米肖给了老朋友鼓励，长时间开导，为他扫清画水墨的疑虑。赵无极感到一切都清晰起来。
赵无极作品
二战以后，欧美的艺术家认为太具象的作品妨碍深刻表达人类的情感，他们希望放弃主题，去掉造型，运用笔触、架构，透过色彩进入更深层次，去表现内在。
实际上，这和佛教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暗通款曲，并且经过了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战争创伤之后，西方艺术家才姗姗来迟地有所觉悟。
由于基础阶段日常绘画练习的方式不同，西方艺术家的笔触仍然紧贴着内容，主客仍然分明，赵无极的色彩和节奏却是紧贴着内涵去描绘的。他的大部分绘画都不再有主题，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主题，他认为是表达自己内在的自由，摆脱程式。
所以他从不谈论自己的绘画，不想解释作品，因为一切都在画里。
他认为连画中的风景也是狭隘的，他作画时如果描绘了风景，也一定要将之宽泛到自然。
亨利·米肖是和他心灵相通的，从他们认识一开始，米肖就为他的版画配过这样的诗句：
谦卑的人不说：“我不幸。”谦卑的人不说：“我们在受苦，亲人死去，民众无家可归。”他说：“我们的树木在受苦。”
几十年间，他仿佛只能依靠巴黎生活，但又觉得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或团体，完全是局外人，即便后来他有了一位法国妻子。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童年时代的惊吓，少年时代的矛盾，探索中的徘徊、失望和痛苦之后，我终于在六十岁时，可以在宁静的画室中，全身心地投入我唯一的乐趣——绘画——之中。”
他的画室是自建的，临街的一面没有窗户，是整堵的墙，画室靠天窗采光。最亲近的人，未经他的允许，也不能进入画室。
1983年秋天，中国官方为他在北京举办画展，但他在现场听到有人鄙夷：“简直什么都不像！”在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赵无极为大堂绘制高达4米的大型水墨，但是经理不以为然：“这样的我也能画……”
为了回报母校，1985年暑假他回浙江美院短期授课，学生是来自全国8所艺术院校的27名进修美术教师，有的都四五十岁了。他感到授课过程很辛苦很失败，这些学生完全是在捧着金碗要饭——因为他们无视中国的传统，转而学习苏俄画派将画面的元素按顺序放置上去，画面空间变平，一种新的学院的民族性在理所当然地大行其道。他试图向学生解释：即便在范宽和米芾的时代，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中国画家，他们是世界性的画家。
今天，在赵无极身后，艺术史家已有定论：西方将他从东方解放，东方将他从西方拯救。然而，正如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身为秀才的祖父为他取的名字“无极”来自道家一样，世界对赵无极的解码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画家，赵无极非常前卫。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