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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轶文!茅奖作家周克芹1985西安文学院讲稿

周克芹在西安文学院的报告

1985-3-10

南生桥记录

贾平凹先介绍:周克芹,全国作协理事,四川文联委员。代表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小说集《周克芹短篇小说选》等。《山月不知心里事》获81年小说奖。先后获奖很多。姜汤,作协四川分会会员,工人作家。

我不会讲话,口才不好,心里憋得恼火,就用笔写。今天一定讲得不好。前十多年秘密创作。专业创作后,理论水平差,修养不够,“不是那家人”。对文学创作,很多地方我讲不清楚,不如理论家讲得清楚。过去一讲随时就有漏洞,就有辫子被人抓住。

先谈我自己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过去(觉得)文学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小时候爱看书,向往作家的生活。小时家中很穷,想当作家。解放前读三年小学,一年初中。土改后,(家里)人多,我是老大。简阳县人。父亲叫我去成都当学徒。半年后,要读书,但没钱。找了一个不要伙食费、不要钱的学校。53年考取  初中班,读了3年,又进入高中班(读了)2年。小孩时进去,出来时成了大小伙。58年毕业。

给我收获最大的,是合作化后,58年后,困难时期的中国农民走过的坎坷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有了感受。初回时想不通,后来想通了。生活给了我当作家的条件。如果分配出去,工作了,就是干一辈子农技工作,我想自己不会做出多大的成就。我在校不喜欢专业课,在校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文学理论。58年批判我时,他们在图书馆查到我借的书没有一本专业书,这成了罪名,吃国家的饭,不安心专业。我当时心里委屈,别人问我要哭吗?我却不感到怎样。我本来从农村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处分尽管不公正,我不感到压抑。

59年发表一篇小说。在校时,在报上发表文章,58年还被批判。我不喜欢说,喜欢写。

教过一段农中,困难时期垮台,回队做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当了10年。73年调公社工作,还是农民,作干部使用。79年进省文联,成为专业作家。文学是我一直向往的。59年后,又发了几篇,都不好。“文革”中不再写了。“文革”中一些老作家都被批,我的思想也非常苦闷,感到自己的愿望无从实现。我干啥子?工作劳动之外,喜欢读书。整个“文革”几年中,我没有参加当时的派别斗争,也没有人冲击我,没人敢惹我,没人敢拉我(我家有四个干部),他们知道我看不起他们。这时我思考着。

73年后在四川恢复的文学刊物上写稿子,写啥子呢?我完全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写在困难的环境下,农村中一些好的干部,好的党员怎样克服困难给国家送公粮。我想,国家是那个样子,全靠农民撑着。76年,省上一个刊物批判我,说我宣扬唯生产力论。我不懂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四川文联的负责同志,保护我。有人讲:“你知不知道周克芹是谁呀?你们批他,最好批我。”

77年,有人叫我编一个短篇小说集。自感到过去的作品虽然幼稚,但没有亏良心。不像有人赶政治运动,而是每个运动都做检讨。我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所以尽管肤浅,不是在农村的偏狭的口号。77年,短篇集出版。

78年决定写一个长篇。短篇不能写完我20年的农村生活。78年开始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当时我不是专业作家,在区委工作,带一个区委工作队,是副队长。书记是队长,从来不来看。另一个副队长搞政治,我管生产。每天早晨起来是跑各大队,但没瞎指挥。取代了一些生产队长,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安排活,9点钟,回到大队办公室写小说。写到下午头疼了,出去转一转,他们说:“周队长检查生产来了。”直写到79年。当时还要写总结。当时觉得很愉快,一点不觉得累。常在深夜工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有人批评议论太多。为什么太多?因为我认不出。那是我从“文革”中日记本上整段整段地抄的。我的水平是差,我的思想,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是自己的切身感受。当时一个编辑找我,叫我介绍书中主人公的模特儿,我觉得最困难。他们觉得写小说都必须有模特儿,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我说确实没有,指不出生活中的那个人是(模特儿)。

我觉得作品都是他们长期生活感受的情绪,别人写诗,我则赋之于具体的形象而写了出来。不是自己从生活中的模仿。人物是生活中的人物,难于找出具体的原人。

创作都是写自己的感受,感受最深的,要用你熟悉的人物来表现。体验生活,没有把生活和创作的关系说透彻,说清楚。

生活积累重要的是感情的积累,是情绪的积累。生活再丰富,不同的人物再多,所有的东西没有了解的很清楚,不一定能写得好。这是我后来创作中,理解生活的收获。

我创作收获最大的还是体验感情。写作时,是寂寞的,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自个儿写,是闯。具体的人难指出,但能感到身边、周围有这样的人。

写情绪、写感受的基础,是对生活中个别人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不然写不好。表达了历史的情绪,就包含了历史的内容。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近年又写了一些短、中篇。“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过去的老师,老编辑,家乡的父老,非常关怀我的痛苦。他们担心,我记住他们的话。沙汀说:“在毁誉面前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人赞扬你,不一定对你好。”还没有人骂我。

中国人想干一场事情,开始干时,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出名后,批评界非常注意,他们按他们的标准要求你个子的高低,身体的胖瘦。过这一关,必须有坚强的信念,有马列主义的信念。否则,一赞扬,飘飘然,要完蛋;一骂,灰心了,也不行。这是辩证法,看清自己,“自己必须清楚自己能吃几碗干饭。”赞扬时清楚自己的缺点;批评时,甚至无中生有,要清楚自己有多少长处。有好多年轻的同志,有了一点成就之后,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飘飘然,觉得自己差不多了。

写小说不是像其他工匠一样可照师傅说的去做,写小说不可能这样。第一部作品好,第二部不一定好。创作是创新。别人吹捧一部作品,要找出缺点。我经常在苦恼中过日子。还有些青年作家有成绩后经不起打击,对于误会、误解,组织上过高的要求、指责,甚至谣言等,灰心丧气。自己要经得住。我是否经得住?前几年有人预言过, 问我经得住?不要觉得自己知识丰富。作家并没有什么特殊。四川比较偏僻,有不如陕西,很多平平常常的事,大惊小怪。“为什么一个老农民一下子成了文艺界的名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后,他们说:“领导人喜欢!”组织上对我很关照。79年调入省文联,帮助成书,作了大量的工作。有人总不理解我怎么会成为作家。我个人对当作家感到是见了便宜,无特殊之处。我希望别人超过自己,自己超过自己。

我的长处、功绩不在技巧,而在于从小受穷、受苦、受压抑,乡下进城读书受歧视,有“我不比你差”的拼搏精神。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后,有人说是撞上了。我不服气。我决心写短篇,短篇能迅速反映复杂的生活,捕捉自己的思考。我想在短篇上超过自己。不管什么“许茂”不“许茂”。专业作家后,家属在农村,我不要求转,为的是体验生活。我觉得在那里写好。82-83年写了些短篇,出了《周克芹短篇小说集》。你说我不会写短篇,我偏写短篇。一些不服气的人看到了,才说:“短篇还可以了。”他们的标准是在全国获奖。其实获奖不是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并且每年获奖的仅是那么一点点。不可能讲好作品都包括。我对自己不获奖的小说也喜爱,获奖的小说也不见得。如80年的《勿忘草》,思想上讲比较浅,获奖是因为同类题材中它稍微早一点提出那个问题。81年的《山月不知心里事》较喜欢。后来的短、中篇,总的说,写得很少。

从20岁学习写作、发表作品到今天快30年了,回顾整个发表的作品不到一百万字。四川作家中,我是写的少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写得很苦,自己在写作上没有才能,等要新写一篇之前,怀疑自己能否写得好。我觉得写作是件苦恼的事,读书才是愉快的事。读好的书,好的小说。读贾的《腊月·正月》,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自己真要写的时候,老是犹豫。写好后,说这篇写好后不写了。人问为啥写得少,我说开始难,一个娃娃还没生下来就死了。

最近思考,到西安向同行请教,检查自己的缺点毛病。别人说:“周克芹写一篇好一篇。”我说:“我千万不上这个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我写得多一点。写得少,一为自己承认了社会的赞扬,自满,自觉了;二为思想拘谨,背上了一个成功的包袱,名作家的包袱。自幼还有一点马列主义准备的人,思想上也背了包袱,胆子小了,恐怕东西拿出来比过去赖,比过去差,叫别人说。每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个作品都好。既然是一个专业作家,国家给工资,给饭吃,不叫干别的工作,不上8小时的班,不写干什么?思维的时候,怎么算账?开会等怎么算账?巴金说:作家的名字,就是作品的名字。

所以,我思想不解放。除了个人主义的包袱以外,在文学观念、表现手法上相当拘谨,跟不上时代要求。三中全会前期,文艺界思想有了些进步。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在那个影响下出来的,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在那个寂寞的时候出现的,所以赢得好评。它不说明我对时代变革的脚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点我是清醒的。这几年文学状况好转,松宽,大批新作家涌现,大量好作品发现,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出现,把“文革”前,甚至77-79年的文学水平提高了一步。我有时感到自己跟不上了,我的文学观念比较旧。我是50年代受的教育,读的作品都是十九世纪欧洲批评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在那些作品中受到影响。四川人,“年轻人骂我左,是50年代的;老年人骂我右。”我呢?“不承认主义”,我不左,我也不右。我自己在各种各样的议论中是比较清醒的,但同时手脚也拘谨了。写一篇东西,考虑其副作用。

答问

1、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过程中,得到的是什么?是一堆事件,还是感受?

我觉得感受重要。小说家表现生活,是把他的感受赋之于生活。技巧问题,文艺不是技术。一个大学生给我讲话,我一辈子崇拜大学,我没上过大学。那个学生问我技巧,我回答不出,说不出个条条来。写作时千万不要考虑技巧,追求技巧。有技巧,但不要让人感到有技巧。巴金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要表现的感情必须融汇在作品中,让人感觉不出技巧来。没有技巧之路。人们分析某个作品有什么技巧,一篇小说,要表现生活,其技巧没有死板的规律,要归纳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从来不看“小说作法”之类。我当然要看好的好的作品。柳青的作品我喜欢。冯  的作品也喜欢。

2、 怎么处理婚姻问题?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关于这方面的传闻,赶快丢掉。听到我要离婚,我感到很奇怪。也没打算离婚。直到去冬,新闻界的同志还问我,有个报纸上还认识(承认)了错误。有些传闻,像写先生一样,还引用我的话。我主要依靠组织向有关的人、报纸打招呼。省文联对我说非常了解的。我处在传言的最中心,但我是平静的。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意思。我的性格,二十多年的家庭,都老了,过去怎么能没有小的争执,过去在家也生过气,打过架,这是平常的。过去无人过问,成名以后,家里有了事,就有人问了。越说越玄,越说越远,好像作家就非离婚不可。他们希望你离婚,再好指责你。我4个娃娃,两个大娃娃都上了中学了。我全家住在成都  路87号,我的夫人管家,照管我和孩子,她过得很愉快。有人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你一棒,看你爬得起来,爬不起来就完了;爬起来,就是好汉。那是社会上对作家特殊的感觉。其实,作家也是平常的人。有些老干部,也照样打老婆。我没打过老婆。

3、为啥叫周克芹?

我本来叫周克勤,73年是“勤”,其后是“芹”。我父给我取名克勤,我弟叫克俭。73年入作协,有一个同名作家,叫我改笔名,于是改了一个字,就沿用下来了。没有其他作用。

4、关于《晚霞》发表后。

《晚霞》是个短篇。短篇不可能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短篇能反映流动过程中的一段。生活在发展,水也在流。发表后,有人问为什么那样写?历史观和道德观有时不一致,尤其在历史猛烈变革的时期。对于改革,道德作家就谩骂。我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只能是经济,而不是道德。古老的道德观念要服从于生产,有利于生产,是道德的;不利于生产,是不道德的。破坏手工操作,用机器生产,就是道德的尽管机器生产掩盖了最残酷的剥削。这个问题300年前外国就提出来了。要从生活出发思考。改革是很复杂的,《晚霞》父子间的矛盾,从社会发展的观点,要肯定儿子,但并不等于儿子的一切都好,他的某些道德观念是不对的。作品不必要告诉人们改革的具体做法,只需反映改革中人的思想,人们的关系,人们的矛盾,自身的矛盾。

5、小说的构思过程不简单。近年来很多初、高中学生回乡,很苦恼,有的只差几分,而且由于考试中偶然失误,造成了一生中的分道。我非常理解他们。他们经常给我谈,我因为有过农村的经历,要像干部,叫他们安心,服从安排。我不好讲。我于是用笔写出他们的委屈、不满。四川的姑娘往外跑,是历来如此,北京、安徽都有四川姑娘。“文革”中,四川苦,姑娘外跑,好理解。不光四川跑,别的省也往外跑。奇怪的是,三中全会以后,温饱了,还是跑。这引起了我的思考。我站在干部立场上,就会劝她们。而我作为作家,不能那样简单。我工作的一个县,一个老乡长,家里很富,三个姑娘跑了两个,走时把手表等什么留下。这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如自由、文化,女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可以选婆家,他不能老在山沟沟呆一辈子。男人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尽管她遭到社会的谴责,引起家庭的破裂,她还是要跑。那个干部跑了的大女儿,其未婚夫高中毕业,也富但她不愿意。这是悲剧。农村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愚昧。悲剧不在于她的爱情的死亡,而在于跑后找到一个婆家,写了一封信回来。  他们可爱,要求太少。现在的一些万元户,富了起来,可是不重视教育投资,只知叫子女挣钱。你们要关心自己的子女,关心他们的婚姻问题。

6、《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四姑娘,无模特儿。对许茂花的功夫最大,四姑娘没花多大功夫,但她是主要人物,小说的情节围绕她展开。   59年开始写短篇。四姑娘超越生活,有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我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每写起小说,传统的美德不自觉地就写成了女的。有人评论,说我好像很善于写妇女。我实际接触最多的是农村基层干部和老农,还有农村青年。对农村妇女接触不多,觉得她们比较简单。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83年7月的一个短篇,也写了四姑娘类的女人,我现在发现她们常常受气、受苦,没有好结果。靠她们来改革,是不可能的,所以写这个形象死了。我要写开创新局面的妇女。美好的东西要站远一点。如妇女,理想化一点,太近了,缺点太多。如月亮,远看好,宇宙飞船上一看,才是一大堆石头。

写小说,构思时,基调老定不下来。有一次,搞返销粮以后,发现一个妇女引一个娃娃,穿得很烂,走了过去,她们在一个山崖下停了下来,给娃娃摘了一个山花。我就想,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太多。我感到,中国人在艰难困苦中仍然热爱生活,要活下去,生活值得追求。所以,具体生活不是最重要,感受是最重要的。不一定要亲身经历,文学创作不能简单化,不是高玉宝写高玉宝。个人经历比起社会的发展,是太少了。因此我写在身边战斗着、生活着的千千万万的人。

2022年1月录理

南生桥

南生桥(1944—),男,陕西兴平人,咸阳师范学院原中文系副教授。中华诗词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兼后者特约评论员)。著有《二十五史梦文化解读》(出版社精装重印一次)和论评《雕虫写龙集》。部分论文由外国学者译介推广。  

来源:黄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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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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