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文集》阅读札记（二则）／张翼

左起：2单教授 3萧军 4萧耘

右起：1和谷 2刘建军

永远朝气蓬勃的“单先生”

——《和谷文集》阅读札记之一

张翼

“……没有了所谓的师道尊严，大家亲如父子兄弟，关系很融洽。脸上已有老年斑的单先生，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一口河南腔，乐呵呵的，征求同学们对他教学方式的意见。尤其是挖地道的劳动，说说笑笑，吃苦劳累……”（《和谷文集·卷六》102页）

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和《母亲》《在人间》构成“三部曲”的名作，和谷先生也以《我的大学》为题，多少应该有致敬先贤的意味。颇引人入胜的，是这里的单先生到底是谁？难道是……真有如此之巧合？

“他是一个'老孩子’。”因疫困居，吼孩子上网课的间隙，心事仓皇地翻检王富仁先生的学术文集。当然无心“学术”，只是想找着里面的故事，聊以解忧。随手翻到了《怀念单演义先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句。

单先生是王富仁的硕导，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过一本尽管很薄然而很“厚”的学术专著——《鲁迅在西安》，按照张岂之先生的话，“论文，有几万字即可，很明快地论证、说明自己的观点，使人看了一目了然”，若不是动辄数十万字，但无多新意，面面俱到，拼凑在一起，用'量’来冲淡'质’上的不足。《鲁迅在西安》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一部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厚重之书。

单先生还出版过鲁迅小说史讲稿，成为后来人研究《中国小说史略》绕不过去的一座通幽之桥。为保存鲁迅在西安时的居室旧迹而努力，组织和创办鲁迅展室，和其他学者一起创办《鲁迅研究年刊》和鲁迅研究室，协助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丛书，等等。王富仁先生曾专门撰文指出，单先生一手开辟了中国西北地区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学术阵地，这一评价是平和公允的。

学术的事，不敢多谈，悬置一边。

1978年，36岁“高龄”的山东高唐青年王富仁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拜在单演义先生门下。

王富仁先生终生不忘的，是他和另一位同门因为到了月末切切实实的囊中空空、山穷水尽，而第一次去找单先生借钱吃饭，单先生的神态是“似乎对我们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似的，似乎他无论如何也是对不起我们似的，他似乎恨不得马上拿出钱来塞在我们手中，以弥补他犯下的什么过错。”在两位弟子提出借10元之后，老先生硬要给两人30元，争辩的结果是每人借走20元。

此后，月末借钱，月初还上，再借再还就成为惯例。而一旦他们某月因为可勉强度日而没有去借钱，单先生就跑到学生宿舍去，把钱硬塞在两人手里。这，曾使得王富仁偷偷流泪。看来，和谷先生回忆说单先生到本科生宿舍去和学生谈天说地，还寻求关于课堂教学的意见反馈，只是单先生作为西北大学人民教师的一个侧面。

2005年，已受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的王富仁先生，依然能够回忆起自己1989年从北京赶回西安参加单演义先生的葬礼，走进他那间狭窄的客厅，立时感到单演义先生已经不在这个屋里了。心酸流泪。在他的回忆中，单演义先生“长得很高大，嗓门也很大，但终其一生，却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天真、单纯”。

2010年，在单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富仁先生在关于单先生学术贡献的长篇论文中，依然深情地回顾到单先生的“愚”和永远像小孩子那样永远乐观向上、永远朝气蓬勃。

这就跟和谷先生的回忆，完全形成了印证关系。

今天怎么去理解单先生和学生那么亲近，尤其是给自己的学生带着那样一种真诚而前辈的神态“雪中送炭”的做法。抽象的师道推演、简单的善良同情和种种神神叨叨的“爱的呓语”都远远不够。或许，乔姆斯基曾经引用过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更有意义：

对穷人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夺走他们的希望。比杀死穷人更糟糕的事情，是夺走他们的希望。因为人死了就死了。但是希望是穷人所拥有的一切，是希望让他们坚持下去。

单先生等人民教师所做的，正是呵护、守望和传递这希望之光。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应当如此才好。“大学”，也该如此才好。

一位朋友高一时面临辍学，班主任在教室里几乎是拍着桌子对他说，不就是5000块钱学费吗，你考，考上大学，这学费我替你掏！这话，照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让世间一切光昌流丽。

那位大眼睛的姑娘成为党的二十大代表，这样的中国实事，理应作为新时代的好故事被郑重讲述。

王先生去世前所写的最后一篇大文章是《新教师论》，所探讨的是如何教书育人的小问题，更是怎样为万事之表的大课题。“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圣贤的教导，试图打开的是一扇上通下达、周回圆融的生活实践之门。“乡党莫如齿”，大体解释，就是乡（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村里总有个最后定夺是非的“和事老”（人），道理也就在于此。和谷先生的家乡，我们每个人的农村老家，都有这样的老人让全村惦念、放心。“延安五老”为什么始终受人尊敬？乡村老教师们为什么有无数传奇？大学“老教授”们为什么总让人怀恋？很重要的缘由，是他们身上始终有超凡脱俗、超凡入圣的真，那种童稚般的孩子气。

中国哲学多少年来背着最沉重的包袱之一，就是太伦理，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不像西方哲学，一开口不是“认识你自己”，就是“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朋友”，多么“爱智慧”！曾几何时，这多少也搅动了我们内心的脆弱与卑怯。新天新地新生活，不管是否了然文化自信究竟“能指”，但就其所指的实质表现而言，行走世间，也终于有了仰面朝天大步向前的理由。

单先生本来是师从高亨先生从事“高精尖”人文社科研究，可毅然决然地服从大局所需、事业所求，在大西北扎根播火，在大西安培育接续鲁迅精神的平民读书种子，足见这份始终不渝的孩子气里，是属于一代筚路蓝缕者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担当。

和谷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陪着萧军先生回访西北大学，对照王富仁先生的回忆文章，很容易从合影中发现那位身形高大然而“乐呵呵”的单先生。

且歌且舞且向前

——和谷先生舞剧创作的时代意蕴

张翼

李白的诗，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张旭的草书，往往被视为“三绝”。这是极富象征意味的文化景观。诗歌本身依赖于形象思维，但要完成诗歌审美却需要品读吟唱和咂摸，以想象介入和主体置换来尽可能接近或者重新构造一个属于读者的精神世界。这时候，其实跟创造者的主观意图没有多大关系。王蒙老爷子不会做小学生语文阅读题，作家自己没法理解关于自己文章的一道题目的参考答案，本身也符合基本的创作与批评的辩证关联。

因为作品一旦成为产品甚至商品，就需要接受消费者基于个体境遇和认知水准的二重甚至多重建构，谁也没有办法强制一个花自己的钱买书读的人，要用一套固定的模式和一个“标准”答案来读出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以及题外之意、韵外之旨。作者本人没有这样的权力，出版商和专业的评论家更没有。某种程度上，误读恰是一种悦读，而那种概念款式打头的读书场面，更像是一种经典的社交仪式或者公开“受罪”。

陈忠实先生生前在某个场合曾经颇有几分惊讶地对和谷先生说，没想到你还能弄舞剧？和谷先生大概是以一贯地笑呵呵，表示了“学着写”之类的谦辞。《长恨歌》《白鹿原》《李白》《商兰》《天可汗》《蓝花花》《孟姜女》《忠实》等舞剧和歌舞剧的“诞生”，本身当然有具体的环境氛围的焕发，比如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上升逻辑延展的必要，舞台艺术产品需要一种纯外部思维的介入与提升，等等。就文艺创作自然传承的技艺而言，文学文艺和文化工作者从来都是一身多职、一专多能的，这一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下层劳动文艺队伍里是习见景观。

许许多多的人们是“诗人、学者、战士”等身份的复合体，延安文艺传统滋养之下，老作家们编快板、办墙报、写话剧、撰戏词、起诗行，忙活得不亦乐乎。这既是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需要，同时也是每个创造者的身体机能和创造动能得到全面开发的自觉。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潜能常识，在一个平庸时代，可能很多人一生中都未能“发掘”出自己潜力和优势所在。而在摧枯拉朽的时代里，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每一个行进在衣衫褴褛之行列里的读书人，更加自发自动地“向我开炮”，以内在的信念之烛，炸出了能文能舞的理想状态。而这一状态，又生动印刻着经典作家关于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躬耕陇亩与琴棋书画、沙场点兵与舞文弄墨，哲学思考与柴米油盐，完全可以圆融地集于一身、惠及众人。

任何时候，作家都不是“座家”，作家也是剧中人。在经历和思想上自觉濡染了老一辈当代文人之流风余韵的和谷先生，其舞剧和歌舞剧创作，与其说是在致敬走入历史烟尘的风流人物，不如说是在书写时代铿然而动的韵律节拍，与其说是在散文、小说和诗歌之外的“旁逸斜出”，不如说是作家主体意识自主开发的自然绽放，与其说是歌舞祀神的古老记忆的更新再造，不如说是山乡躬耕的劳动生态的诚意描摹。因为和谷先生的“生花妙笔”，而出现在绚丽舞台上人物，不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普通百姓、传说中人，都以更逼真而立体的方式被重新“看见”，就像当年在露天围成的土台子上的那些经典剧目一样，如果抛开幕布的一启一合的短暂遮蔽之外，观众和演员之间近乎隔膜，一切尽收眼底，又一切平平和和。无声而有韵的舞剧，更多借助于身体语言的舒展、波折与炸裂来撩动心弦，有声而缠绵的歌舞剧，则调动起了近乎全部的视听触感，造成一种更多沉浸的审美体验。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契机，使得进入剧场的观众能够更具共时性和在场感，慢慢习得起码的人情、真情与深情，这都与青灯古卷、吟哦遥叹的孤独个体式阅读大为迥异。所以，在有关《长恨歌》的座谈中，剧作者和谷先生几乎很少发言，而北京城来的王蒙先生则提出诸多真知灼见，并且直言，应该直接叫“秀”，无需叫“舞剧”。因为这个“剧”字太正式了。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当然有自己的道理，而且很可能这样的提法是因为联想到西方“花花世界”里的那种夜间大型超级歌舞秀，“百老汇”什么的。未尝不可，但不必要。文明的对话是建构于文化多样的基础之上的，就是首先要尊重民族的、本土的和在地的，入乡随俗第一要随的是文化习惯和文化样式、文化选择的俗。“秀”是明晃晃的表演，而剧，则是敞亮亮的表达，舞剧更是超越了欲望的生成艺术。当人们已经深刻觉悟到好莱坞电影及其相关周边产品已经成为一套完美的俗套，那么，寻求更多开放表达与舒畅体验的可能性就日益疯长。

和谷先生以及和谷先生的同道们通过《长恨歌》等舞剧、歌舞剧所要建构的，是一个关于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内在节律与外部状态的切面截取，是舞台上下、内外、东西、左右的和合为一，绝不是简单的从卢梭到尼采的舞蹈癫狂和身体意识的欲望书写，更不是曾经相当有效功不可没的评书般的单向灌输与苦情戏的教育功能的商业重绘，而是新的集体场域、观众聚合与文化生产的模式探索，承古开新本身就是创生重启，就足可传之后世，而智造如此生动局面的，包括每一个观剧人。数以十万计的人们从五湖四海奔向大雁塔广场，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看“泚水上天”的游戏，更是要亲自置身那“大唐盛世”的舞台中央，且歌且舞且向前。

和谷先生的剧作，收集在《和谷文集·卷十二》中。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而序幕，还不是高潮。一个崭新的时代航程上，更新更美的舞步一定会迈出去，而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唤醒身体里沉睡的创造因子，拿起笔杆、迈开双脚，走向田野，汇入人群，舞动起来。

作者简介：张翼，青年评论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生，宁夏彭阳人，求学于各地，寄居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