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些艺术思潮，从精神内质方面也可看作他们思想精神的延伸和隔世的回响。
追寻中国先锋艺术的最早根源……
本文作者：李轶南
栏目主编：李昱坤
原标题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想的肇始：以李叔同、丰子恺、钱君匋为中心的考察》，文章有删减
后台回复“李叔同”，可阅读李叔同艺术思想精编合集
清末民初，时世动荡，干戈扰攘，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仁人志士对于国事蜩螗、内忧外患、民生疾苦，均有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无不摩拳擦掌，奋袂而起，或问道国史，或求学欧美，或负笈东瀛，试图通过温习国故旧学或效法泰西新知以求挽狂澜于既倒，希冀找寻最直接有效的模式，清除积弊，拯救沉疴，重塑中国的国民性。
文艺作为“载道”“贯道”“明道”的上乘利器，对于改造世道人心、启发民智觉悟、提倡“改良群治”，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其地位上升得很快。在我国传统社会，宫室、舟车、器什、书法、雕塑、音乐、舞蹈、绘画、金石、戏曲、诗文等皆属艺术范畴。其中，书法、诗文因受文人推崇而地位最高，其余各门类艺术往往由工匠或俳优操之，因而地位低下不大受重视；在“新文化运动”大潮的裹挟下，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指出，美术能表现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蔡元培大力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使得传统居于边缘化“小道”“末技”的“艺术”向文化结构的中心迁移，升高到几乎与书法、诗文并列的位置。
现代艺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端赖一批艺术家的共同努力，这些艺术家的艺术趣味也许有所不同，审美特征可能千差万别，或许没有形成风格鲜明统一的艺术流派或团体，但是他们在艺术思想或创作视野上遥相唱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断吸引同道，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可谓功不可没，至今影响犹存。
在中国的现代艺术界，有三个绕不开的名字，就师承关系来说，他们属于师生三代；就专业造诣而言，他们皆是艺坛翘楚，宛如春兰秋菊，各领风骚，各擅胜场，极一时之妙。按照辈分顺序，他们依次为：李叔同、丰子恺、钱君匋。
李叔同在艺苑涉猎广博，日文、英文、意大利文、话剧、油画、素描、国画、音乐、诗词、书法、金石、图案、广告、无不精擅，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其高超的艺术语言、精湛的艺术素养和渊深的艺术造诣首开中国现代艺术的先河，其着眼点在文化思想这一根柢上，他的艺术成就不啻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丰碑。其艺术思想虽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但是犹如吉光片羽，惊鸿一现，不与时俗苟同，其振聋发聩的观点在文艺界、教育界、宗教界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美学家朱光潜曾说：“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
李叔同遁入佛门后，弟子丰子恺擎起恩师的大纛，再创新猷，提倡“艺术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反对“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丰子恺终生以其师为楷模，堪称继承李叔同艺术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不仅全方位继承了乃师的艺术思想，并通过著书立说和艺术创作等将李叔同的思想发扬光大、广为传播。钱君匋作为第三代后学，接续师长前贤思想的血脉，在艺术理念与实践创作中加以贯彻，艺术成就斐然。三者间有师徒三代之谊，彼此拥有暗合符契的艺术理想，各自的造诣和风格虽有所不同，但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和一脉贯通之处。他们在中国现代艺术建立之初，面临问题重重、徘徊歧路之时，进行了瞻前顾后的先驱性探索，做出了衔接古今、融合中西、继往开来的贡献，起到了开创性、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时至今日仍在或显或隐地不断彰显。
清政府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当始于1872年，是年清朝政府向美国派遣120名十几岁的“留美幼童”，留学时间为15年。留学生所学专业，也由最初的聚焦选择关系国计民生、富国强兵的科技类专业，如农工、冶矿、武备等格致专科转向政治、法律、经济等以“有用”为鹄的西学，继之以学习塑造国民性和美与时代精神的艺术为尚。
李叔同出生于丰裕之家，天资聪慧，虽幼年丧父，但继承了一定的遗产，无衣食之虞，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依凭个人兴趣禀赋求学，不必受制于“为稻粱谋”的生活压力。
李叔同少年时期
一八九九年李叔同与江阳张小楼、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结拜金兰（左起）。
“二十文章惊海内”，李叔同青年时期曾东渡扶桑，在日本学习的是油画专业，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他身为翩翩佳公子而担纲演绎《茶花女》中的女主角，扮相俊美，演技精湛，舍弃古风式的细腻心理描写，而代之以简洁明快的性格阐释，追求布景场面的快速多样转换，演出轰动一时，开我国现代戏剧之先河。其才华横溢，对于艺术几乎全般皆能，取得的成就令后人望尘莫及。
李叔同倡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主旨乃是提倡学艺者须胸中先有器识（指的是人格修养，目光远大，襟怀磊落，气宇宏阔，有抱负敢担当等，相当于“道”），又广之以文化修养，其艺（文艺，相当于“技”）乃能可贵。儒家思想中，“仁”是道德，“乐”为艺术，道德的尽善与艺术的尽美在本质上会通统一，在最高的境界层面，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而艺术助长了道德的力量，二者互为表里……夏丐尊称李叔同为一位“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的教师”，比喻其道德高尚、人格伟大像圣人一样焕发出熠熠光彩。
弘一法师遗偈
以弘一法师临终前遗留的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观之，与其说是一代律宗高僧皈依佛门的深思体悟，毋宁说是他一生追求心灵超越和人格圆融境界的精辟写照。
弘一的衣钵
李叔同将出家时，与他的学生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
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丰子恺继承其师的思想后进一步提出，圆融的人格犹如一个鼎，“真”“善”“美”为其三足，缺一不可。“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举凡文艺之事，无论绘画还是文学抑或音乐，都须与生活息息相关，都应是生活的反映，因而要具有艺术的形式，表现的技巧，以及最重要的——思想感情。倘若艺术缺乏这一点，就将变成机械的、无聊的雕虫小技。
丰子恺提出艺术应以人格为先，技术为次：“倘其人没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具有人类的弱点（傲慢、浅薄、残忍等），则虽开过一千次个人作品展览会，也只是'形式的艺术家’。反之，其人向不作画，而足具艺术的心，便是'真艺术家’。”按照此标准衡量，则当世为人称道的西洋艺术家，多数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形式的艺术家”；而那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非艺术家人群中，其实倒有不少“真艺术家”存在，其生活堪称比闻名遐迩的艺术家生活得更“艺术”。丰子恺努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为心灵打开一扇扇交流的明窗，因为他认定：“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
艺术是见众生的事业
丰子恺曾援引孔子欲对子夏说明“人须先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即“绘事后素”的观点，提出人生须先有美质（精神），方可施以文饰（技巧），好比绘画之先有纯净的素底，然后可施以缤纷五彩。这是中国传统艺术血脉相传的特殊现象，非西洋艺术所宗，而东西方文化的歧异，大概即在于此。
丰子恺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钱君匋，在一篇题为《略论吴昌硕》的文章中，钱君匋云：“每一位伟大人物，和我们在同一空间呼吸的时刻，未必能理解他的价值；等到他一朝谢世，时间造成了历史的距离，后辈才能看出他的精光异彩。伟大，不是指地位、财产、浮名，而是指人品和贡献。”这段话可以说是典型的夫子自道，吐露了其幽微心曲。
1946年,钱君陶(右)与丰子恺在西湖边合影
回顾钱君匋在艺术探索之路上的点点滴滴，可以说为上述文字做了最佳注脚。日伪时期上海出版业存在许多赢利机会，但身为万叶书店老板的钱君匋并未随俗而动、唯利是图，保持了自己的品格操守。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去申请国民党政府的指定教科书印行权，因为他深知如果这么做，将丧失办社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最终他将万叶书店这艘航船引向出版美术音乐书籍等的文艺航线。万叶书店于1938年开业之初即出版了蕴含抗日爱国情怀的《文艺新潮》杂志，团结了大批进步左翼作家，鲁迅、巴金、许钦文、叶君健等是该刊物的重要作者，他还冒着被日本宪兵搜查的风险出版了记录抗战历史的作品集。此外，在短短几年间，该社出版了200余种音乐理论著作，钱君匋被业界誉为“我国现代音乐出版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艺术须在心灵超越和人格圆融的基础上方能成就，全凭技巧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广泛摄取文艺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力求开拓胸襟、提升修养、陶铸内在的人格力量，作品表现精神气质之美，这是一个与西方艺术追求迥异的深刻见解。相较而言，西方艺术更注重美与真的结合，其着眼点在于艺术的认识价值；而李叔同等三人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关注的是艺术对人的濡养教化作用。
李叔同油画作品
现代思想的第一步
李叔同：打破艺术彼此的界限
李叔同曾概括他的书法“皆依西洋图案画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他甚至提出品评书法作品优劣时按照以下理性量化的比例进行：章法占五十分；字占三十五分；墨色占五分；印章占十分。
李叔同书法作品
其中，章法所占比例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在书法的评判上，李叔同借鉴了现代图案构成的形式美法则，即整体、变化、对称、均齐、对比、调和、比例、权衡、宾主、疏密、节奏、韵律等。假如将一幅书法作品比作一幅图案画，它必须注意字与字之间的排列，或横排或竖写，使之显得统一；字与字之间，必须显得相互照应，有所关联，但又显出变化、各不相同，字才会顾盼生姿，这也是中国传统书法所讲究的同一字内须“燕不双飞”，一幅作品中尽量避免重复写法，着眼点均是减少雷同、增加变化、丰富层次和美感。
这应该比较直接地表述了李叔同的艺术思想，即各门类艺术虽然“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不同门类艺术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其原理，并将其有意识地融会到艺术创作实践中去。
李叔同设计的美术作品
李叔同的广告作品有意引入绘画、图案的线条，通过漫画手法表现作品的生趣和韵味，与其说他是在广告设计中引入书法和石刻作品加以装饰，毋宁说他是以书法和石刻的创作原理来设计广告图案，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大胆的尝试。
广博的艺术素养，使他触类旁通，他在引入、借鉴西洋艺术形式时，并非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而是结合本民族传统加以创造性地融合贯通，找到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共性，并力求沟通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既令人感到亲切而面貌又焕然一新的风格，蕴含着开放性和整体性的特征。
李叔同为报纸创作的插图
李叔同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艺术修养，比如书法、诗词、金石、国画，后又学习音乐，留学日本后又精研西学，如油画、戏剧等。1906年，他组织春柳社文艺研究会，研究涉及诗词、音乐、美术、演艺等领域。回国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时，为倡导金石篆刻艺术，1914年曾带领学生成立了“乐石社”，号召学习金石、木刻等，并且自刻了一本《木版画集》，还组织了艺术团体“桐荫画会”，后改名为“洋画研究会”。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李叔同应是民国初期最早把西洋绘画思想引入我国的艺术家，这些思想直接启发了传统绘画的改良思潮，其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深受其影响。他提倡书法的图案化意匠体现了以跨学科交叉的视野与方法推动各门类艺术的交融互摄，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李叔同油画作品
现代思想的第二步
丰子恺：完整的“世界艺术”体系
丰子恺提出，一切艺术之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最为亲近，故一种艺术思潮的兴起，往往首先在文学上出现，继而绘画、音乐、雕刻、建筑纷纷踵续响应，故将来世界的绘画大势必追随文学走上“广大普遍之路”，进而出现一种“世界绘画”，商业广告画即为一显例或先驱。
丰子恺作品
丰子恺提出商业广告画应以“易解”与“触目”为其目标，以期造成视觉冲击、牵惹人目的效果。商店的橱窗展示设计与装饰也应取现代“单纯明快”的式样，不复以古典的“浓丽繁华”为贵，应该择取适度变化，使观者欣赏时能感到爽快适意，同时采用简洁的设计手法，把商店做性格化的表现，以之作为广告的手段。服装店橱窗里的模特儿作为最富有艺术趣味的装饰题材，宜摆出种种姿势，宛如活动的艺术雕塑，搭配适宜的背景，可以当作艺术的立体绘画加以欣赏。
丰子恺认为，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欣赏时宜采取音乐的态度，以音乐旋律的升降起伏、节奏的轻重缓急、和声的协调统一看待绘画的形状、色彩、明暗的搭配。他批评西洋写实派、浪漫派绘画徒重题材的选择和形似的摹写，所作照相式、插画式作品是宾主错置，是绘画的“文学化”；立体派、未来派和构成派又抛弃物象的描写，徒事感觉的游戏，所作“纯粹绘画”属于矫枉过正，是绘画的“数学化”，然而都不及绘画的“书法化”“音乐化”更近自然和富有情味，他所主张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贯通在此可见一斑。
丰子恺题写的老师李叔同青年照片
此外，丰子恺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现代艺术可划分为十二个部门，即书法、绘画、金石、雕塑、建筑、工艺、照相、音乐、舞蹈、文学、演剧、电影，学习艺术的人一生中虽然不一定要全部掌握这十二门艺术，可能仅仅修习其中一门或数门，但是各门类艺术之间享有“共通的关系”，所以即便选择修习其中一种，对于其他门类艺术也不能“全不顾问”，因为获得各门艺术的常识，有助于建造健全的人格，因此对于各种艺术，都应该尽可能有所了解，以便触类旁通。他以游客游园作精妙的譬喻，设想立于艺术苑囿全景的高处，将十二种门类艺术的独特风貌逐一作鸟瞰式分析，就像一名向导领着读者游览，逐一领略艺苑十二境层的优美景致。若将艺苑划分为东西两部，则前七项门类艺术属于东部“静”的艺术，后五项门类艺术属于西部“动”的艺术，东西两部均自成系统，犹如双峰对峙，宇宙间的森罗万象，人世间的千姿百态，无所不包，气象万千，美不胜收。各门类艺术的表面形式虽迥然相异，而精神内容实质无不相通。
丰子恺提出，若按照艺术表现的题材进行分类，艺术可分为“模仿艺术”与“非模仿艺术”；若按照艺术的用度进行分类，艺术可分为“自由艺术”与“羁绊艺术”；若按照所涉及的感觉进行分类，艺术可分为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艺术。最后一种分类方法最为重要，因为举凡艺术，必先诉诸感觉，感觉是欣赏艺术的必由之径，所以凭借感觉进行分类，最为綦当。对于艺术的感觉主要有四种，即视觉、听觉、触觉、运动觉。而触觉和运动觉也是通过视觉而发挥作用，故上述四种感觉归根结底为视觉和听觉两种：一切用眼接受的，为视觉艺术；用耳接受的，为听觉艺术；兼用眼和耳接受的，为综合艺术。
视觉艺术的典型代表是图画——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系的学生无不从绘画学习入手；听觉艺术的典型代表是音乐——文学虽不是纯粹的听觉艺术，但诗词歌赋均含有听觉之美，是听觉兼思想的艺术。所以听觉艺术的代表，当推音乐。因而，一切艺术的代表可由图画和音乐当之。所以就一般而言，研究艺术只要对这两类着意探寻考察，就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普通学校设立艺术科目时，之所以选择这两者，原因即在于此。
此观念的倡导，使得我国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学校的艺术教学以一种以当今眼光目之为“通识教育”的方式进行，即美术与音乐的教学不作壁垒森严的细分，美术教师往往兼授音乐课程，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追溯其源头，大致出乎此。在此理念的倡导下，新中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些艺术学科的教学并未沿袭切割细碎、严格划分的“苏联模式”培养专才，而是采用浑然一体的通识性教学，例如：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在新中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沿用美术与音乐并举的双学科教学，培养了大批既懂美术又通音乐的复合型人才，可见由李叔同首倡、丰子恺继承并加以发扬的这一思想嘉惠学林、沾泽深远。
丰子恺的学生：钱君匋
现代思想的第三步
钱君匋：艺术大同
钱君匋毕其一生以孜孜不倦的毅力，艺履屐痕遍涉音乐、书籍装帧、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理论以及出版、收藏、教育等诸多领域，艺术成就斐然。他把好的书籍装帧比作诗歌中的精辟比兴，或者看作歌剧开幕前的精彩序曲，旨在调整和吸引观众的情绪，使之对歌剧的内容预先有个大致的轮廓和印象，有助于观众渐渐深入歌剧音乐的内核和剧情的佳境。
善于装帧者，应能将“书的内容精神翻译为形状与色彩，使读者发生美感而增加读书的兴味”。他洞悉音乐的乐理，善弹钢琴，也能谱曲。作为丰子恺的入室弟子，钱君匋曾别出机杼地思考如何把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等音乐语言与书籍装帧的设计语言结合起来，虽然这种结合存在种种困难——“因为音乐语言不同于绘画语言，也不是书籍装帧语言，但他们之间却有共性，可相互影响，相互借用”。他甚至大胆指出，音乐的艺术效果几乎等同于色彩的艺术效果，而书籍装帧也有其内在的旋律、节奏与和声。假如把音乐创作的手法经过巧妙意匠，精妥布置到书籍装帧上，必会增强艺术的表现力，取得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一般而言，艺术追求形象思维，而从直观来看，音乐是没有形象的，然而通过欣赏音乐却可以激发听众联想到某种画面、意会某种感情或深刻的思想。例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曲式结构是抽象的，然而倾听该曲一声声短暂急促而铿锵有力的旋律，却会令人联想到命运之神前来敲门，令人忐忑不安、屏息凝神的庄严画面。唐诗《听邻家吹笙》云“凤吹声如隔彩霞，不知墙外是谁家。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便是音乐在人心目中引起联想，幻化出彩霞绚烂、繁花似锦的美丽意象。
因而从思维来说，音乐最高；从技巧来说，美术最高。若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更高的层面上将促进产生联觉（通感）。音乐教我们以高度抽象的思维，探人万象的核心，把握宇宙最深秘幽微的旋律、节奏和起伏。音乐使听众心中幻化出万千形象，因而丰富了音乐感受的内容。美术家若在视觉形象中表现出音乐的境界，则无疑使两维的视觉形象增加了多重感受的深度。历史上六朝画家宗炳曾对着壁上的山水画放言：“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敦煌第296窟（北周时期）的构图结构中，匠心独运地描写了一位女性的悲惨身世，整个故事包括二十三个情节，画面对情节起伏的构图安排具有强烈的音乐感，令人体味到洋溢其中的深沉情感和悲怆旋律。雅擅音律的唐代诗人王维曾做过在诗歌中交织音乐和色彩的尝试，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唐诗人沈佺期在《范山人画山水歌》中赞颂绘画的高妙境界是“空中有物，物中有声”，即绘画启发了音乐的境界。钱君匋将这些中国古典艺术思想在书籍装帧中加以系统阐发和创造性转化，他的见解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有其鲜明的先锋色彩。
艺术大同
包括书籍装帧在内的所有形式都可成为艺术
20世纪40年代，荷兰新造型主义（风格派）艺术家蒙德里安创作了油画《百老汇爵士乐》，它以绘画的方式反映欣赏百老汇爵士乐予人的音乐感受：活跃律动、长短不一、富有节奏感的红黄蓝三原色的彩色直线排列、分割着画面。线条间错落分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曲调起伏和音频震动的效果。
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
它既像明快颤动的爵士乐视觉图解，也宛如夜幕笼罩下鳞次栉比的现代纽约街衢市廛明灭不定的霓虹闪烁，可以说跨越时空，与钱君匋的观点遥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各自独立而迥异的历史语境、文化传统和审美理想的浸染和驱使下，不谋而合地殊途同归。
中国先锋艺术衣钵的延续
这是一个旧的艺术不断解体，新的艺术正在创生的时代。他们三人均试图打破门类艺术间的传统界限，努力消解图案与书法、漫画与诗歌、书籍装帧与音乐之间的隔阂，尝试建立新的现代视觉艺术图式。形式的突破源于思想的超越。各门类艺术的界定与发展固然有助于整体艺术的升华，但分工过细、各自为政、楚河汉界式的壁垒分明又极大束缚了艺术的表现自由度和灵活性。
他们寻求不同门类艺术的相互渗透、互为补充，从图案的反复与渐层、对称与均衡、调和与对比、比例与节奏、统调与单调、多样与统一、诗情、意境、视觉、听觉、复调、和声、旋律、音色、序列音乐中寻绎新的创作语汇和灵感，探索实验新的表现途径与视觉艺术结构，尝试建立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艺术表现力的现代形式，在跨学科的交叉视野中实现新高度的综合。他们的探索虽然不是十分成熟，但是却昭示了新的希望，反映出一种新的趋向，即不同门类艺术的相互渗透、融合中蕴藏着巨大的新能量与感染力。并非一切尝试和创新都被后来者所接纳，然而这种努力本身自有其内蕴的价值。
李叔同、丰子恺、钱君匋三者的艺术探索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整体性和开放性身姿，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面貌。他们注重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以一种超越现实功利之上的跨学科视野和诗意的情趣观照艺术与人生，追求心灵的超越和人格的圆融，正是在李叔同艺术思想的启迪下，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钱君匋等一批造诣全面的艺术家创作出既具有深厚的思想性又彰显鲜明民族风格的作品，代表了当时艺术创作的水平和高度。
85美术思潮群体（某杂志封面）
其中，李叔同在转化传统、融合西学方面首开先河，丰子恺作为乃师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往开来、拓展其师的创造性思考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上串下连作用，这才有其后钱君匋及后续弟子们的继承和踵事增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些艺术思潮，从精神内质方面也可看作他们思想精神的延伸和隔世的回响。
回复“招安”，可阅读中国当代艺术被收编现状
回复“扒皮”，阅读中国当代艺术家出名的十大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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