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居渊
雷天月：您可以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求学与研究《周易》之路的吗？
陈居渊：在没上大学之前，我在苏州跟着一位老先生求学，老先生名叫沈延国。沈先生有家学，他的祖父沈竹礽是清代的易学大师，父亲沈瓞民参加过同盟会，与马一浮都是朋友，他的易学研究在近代颇有影响。沈先生本人曾师从章太炎先生，编有《逸周书集释》，又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杨宽教授合作编著《吕氏春秋集解》等。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称：“沈延国君自其祖若父以来三世治《逸周书》，既采获各本异同，复网罗诸家论列，以补孔巢注所未备，成《逸周书集释》，都百数十万言，自此最难读之一部书，可望拨除荆榛、凿开秘奥矣。”
1979年，我刚从农村插队入户返回苏州，由于在文革中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知识储备严重不足，所以那时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在苏州到处寻觅良师。当时苏州有很多汇通古今的老先生，我由苏州大学的陆振岳教授推荐到沈先生那里求学。沈先生是章太炎先生当时在苏州举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所使用的教材就是由章太炎先生自己编写的《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等五种，内容相当于现在的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与语言文字学。当时我随沈先生问学，主要是传授《周易》与古籍整理（经学），同时也兼讲上述几部《略说》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至今我仍保存着沈先生送我的由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出版的上述五种《略说》的最初印本，这大概就是我接触与学习的最早启蒙读物了。
又因为《周易》是沈先生的家学，所以他指导我们如何整理清人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的校点工作，我被指定整理该书中的乾坤两卦。由于校点要涉及到了校勘工作，而当时该书流行多种不同的文本，文本之间的差异很明显，所以就跟老师说是不是可以干脆把《周易》重新做一次今古文的考证，老师说，“好啊，（但是）你现在条件不成熟，才刚刚开始学嘛”。后来老师发觉我在校点《文言传》过程中颇有心得，于是建议我研究传统经学，并鼓励我去报考研究生。当时高校有研究经学学科的，只有上海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先生和朱维铮老师。由于我当时没有任何学历，仅有沈先生为我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上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大致是说：“维铮先生，久仰，有余及门陈君居渊到你那求学……”朱老师看后，爽快地同意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前提是必须经过考试。当时的招生办主任陈文基老师向朱老师确认后，虽然仍有些顾虑，但最后还是同意并立刻给我发了准考证，由此我就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从朱维铮老师。现在每每念及此事，总是非常感激当时朱老师的不弃和陈文基老师的全力支持。
考入复旦历史后，我在朱老师那里学的也不是《周易》，朱老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思想史，偏重汉代与清代及近现代，其中的清代学术也就成为我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我目前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很多都是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的。由于听朱老师讲授清代学术史时，他经常提到乾嘉著名学者焦循的学术思想，于是我就暗自通读了焦循的著作，并撰写了焦循的学术编年、年谱等。当朱老师要求我汇报论文选目的时候，我即以“焦循的易学研究”为选题，得到了朱老师的支持。自此，我就全力以赴研究焦循的易学，毕业论文我写了近6万多字，已超过了当时硕士毕业论文的要求，答辨老师的评价也不错。朱老师怕我自满，告戒我不能骄傲，也时时敲打我，我的理解这是朱老师鞭策我不断前进。
当时参加硕士答辩并担任主席的是古籍所的章培恒老师。答辩完之后，他将我唤到他那里问我今后的计划，示意我可以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继续深造，于是我又随章老师读了古代文学的博士，方向是清代文学。在章老师的建议下，我又通读了清代自钱谦益到龚自珍的清人文集，后来才写出了《清代诗歌与王学》的博士论文。由于我研究的兴趣比较接近中国哲学，不久就转调至哲学系去了。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求学经历吧。
陈居渊著《周易今古文考证》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雷天月：您曾先后师从沈延国先生，朱维铮先生，章培恒先生，这三位先生治学分别有什么特点？又对您之后的治学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居渊：特点有啊！苏州的沈先生基本上走的是“旧学”的路数，我的一些“旧学”知识就是得益于沈先生的传授。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讲目录学，认为做学问要有三把钥匙：目录学、职官、历史地理，能掌握其中的一项，就能帮助你做好学问。其次是要求初懂音韵训诂，读懂古书，如《说文解字》段注、《尔雅》、《汉书》颜师古的注释，再次要熟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样才具备研究学问的基础。从我个人的实践来看，这些对我现在的学术研究帮助确实很大，所以我现在在复旦哲学学院开设“校雠目录学”的课程，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如果没有苏州老师给我打下一些“旧学”的基础，这本《周易今古文考证》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
虽然我并不是专门从事文字语言学研究的，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跃跃一试。朱老师是研究思想史的，章老师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史、哲都能打通，看问题比较宏观，而且也思维敏锐，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已广为学术界所称道。这三位老师的这些学术特点，永远是我学习与学术研究的榜样。
雷天月：看过《周易今古文考证》一书之后，我们注意到了您不仅在中国哲学方面有非常深厚的造诣，您对文献学、文字学、出土文献等方面也非常有研究。您可以谈一谈您是如何做到学术上的“汇”与“通”的吗，您对今天的学生们有哪些好的学习建议呢？
陈居渊：由于一直在教学与科研中打转，这本《周易今古文考证》的撰写，往往时断时续，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说的仿照董遇的“三余”之例。所谓“三余”，就是利用冬天、晚上、雨天的空余时间劳作不辍。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同时又申请到国家社科的后期资助。
鉴于《周易》今古文本的问题一直滞留在有无之间，学术界也没有定论，我当时正给北大《儒藏》点校《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我从《汉魏二十一家易注》着手比勘，发现目前学术界确定汉代费直的《周易》为古文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码的，于是便有打算做出一本比较能够接近古文的《周易》文本，这才下决心将其写完，最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然该书里面还有几个字没搞清楚，也还存在个别漏洞和个别不确切的地方，尚需以后再加以补充。如果从苏州沈先生那时接触《周易》开始算起，从事易学研究少说也有近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至于说到汇通，其实在古代的学术谱系中，文、史、哲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你看历史上的那些大家，不仅都有精深的哲学或史学名著，而且也都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由于现代学科分得很细，学科之间的汇通也就变得非常困难。当初我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并不浓厚，我对古代文学之所以产生兴趣，那完全是章老师培养起来的。我听从了章老师用文学来做思想史的建议，又经过章老师的循循引导，慢慢觉得古代文人的作品中也极具思想火花，有的甚至高出专研思想的学者一筹。
过去我们研究思想史，目光过多集中在那些学术“精英”身上，殊不知那些不同时代从事诗歌创作的文人的思想也非常活跃，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而他们的这些思考，大都散见于他们的文集之中。因此将文人的思考结合你研究对象的思考中，至少会给你提供新的思路。所以我撰写的学术论文很多是在文集中发掘新的思想性材料，然而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因此研究哲学的不等于不必阅读史学、文学方面的书，而研究文学的也应注意到相关的哲学著作与思辨。所以《周易今古文考证》一书，我便注意到文献学、文字学、出土文献等方面加以汇通考察，这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昨天张岂之先生也讲“汇通”，认为文化与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就在于汇通，我非常赞同。
雷天月：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研究深度的不断加深，人文学科内部存在着一种研究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专的倾向，这带来了学科内部和学科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话也越来越困难。人文学科内部的对话已经变得很困难，人文学科和理工类学科之间的对话更是难上加难。您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和清代思想学术史方面，您认为学科内部，学科之间，跨学科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是否在今天还有可能实现？
陈居渊：我们现在强调通识教育，那是以前学科建设太细化，给学科之间对话带来很多人为的不便。这同样也影响到学术研究，由于各人有各人的研究领域，彼此之间也就很难对话。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周易》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做学问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就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淮南子》、《论衡》也都有通识教育可产生通才、全才的专门论述。
现在我们研究思想、哲学，大家都要强调要有问题意识，但是这个问题意识是你从阅读各种书籍中得出来的呢，还是自己想象中的问题意识（先行预设出的问题），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汇通。
总之，我觉得学科之间不应该分得很细，很细就会出现琐碎的通病。我们现在学理工科的学生很难能做到兼通文史的，而学文史的学生对于自然科学则知之甚少，所以加强人文学科和理工类学科之间、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的对话，缩小其中的距离感是非常必要的。让学生自由选修各类有关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通才，这与上面所说的“汇通”是一个道理。
来源：微信订阅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hudayu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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