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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教授
【阳明心学八讲】之第五讲
9月22日继续开讲
今天我们还需要艺术吗
编者按：
在这样一个新陈代谢速度加快的时代，技术更新迅速，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现实的问题似乎可以在每一种科技的更新中得以回答。那么今天的时代，今天的我们，还需要艺术的存在以及接受和领悟艺术吗？
王德峰老师的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黑格尔说，艺术是人类最高等级的精神活动之一。（黑格尔认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层次是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包含艺术、宗教、与哲学。其中艺术以直观的形式体现绝对精神；宗教以想象象征的形式体现绝对精神；哲学以思想的形式、自由思考的形式体现绝对精神。）
尼采说，科学所发现的真理其实是人们预先塞到事物中去的。塞进去叫艺术和宗教，重新拎出来叫科学。
艺术与宗教是人们在科学之前同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在科学出现之前，人们用艺术和宗教加工现实，对现实加以想象和感悟。
哲学以参悟和思辨体察世界，宗教用卑己敬神和对虚无的领会让人在根本上认识自身的局限，而艺术，则使人性与情感得以回归——陶情适性，养心入真。
哲学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两个阶段：感性认识的低级阶段和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
但比理性认识能力更高的是“性灵”，它是想象，是抉择，更是感悟。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在有限的具体形象中展开和发现无限并予人以性灵的体验，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性灵是创造力的源泉和动力。
今日之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敢将创新拒之门外，创新乃进步之源，强大之始，那么创新缘起何处？答案是信念——人对新知的信念，是性灵——人对渺小有限的自我与现实的伟大想象和感悟。
爱因斯坦缺乏这种想象与感悟便无法在前人及现实的基础上创造相对论，庄子若缺乏便无法写出汪洋恣肆的逍遥游，莎士比亚若缺乏便无法作出脍炙人口的戏剧……
而在今日之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背后，是文化生命的枯竭与衰落，是性灵的压抑和遇冷。
我们压抑性灵，转投理性与逻辑，但所谓理性和逻辑，本身便意味着对经验主义的趋从，而创新，却意味着突破逻辑框架有所创造。
将性灵抛之脑后，如何拥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创新？
性灵，唯有在艺术的领域方能得以保存、滋养、和扩充，一个将艺术视为可有可无的民族，无法实现性灵的力量——童眼看世界满怀情感，但当与生俱来的性灵被磨损，却又未有后天的滋养，结果不言而喻。
今日我们的教育，功利地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我们忽视性灵，磨去童年看世界的满腔情感与好奇。九零后的成长环境比八零后更糟糕，下一代呢，长此以往，我们的未来将去往何方？
有人向老迈的爱因斯坦询问，“死亡会带来什么遗憾？”
科学家的回答是，“死了，我就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啦。”
人人都需要，在艺术中维持性灵，维持这种创造、感悟、和想象的能力。
艺术是情感的领域，其创造与接受都是心灵的工作。
让人欣赏美的，不是理论，是性灵的力量；将美留存和表达的，不是声光影像，是内心的感动。
艺术的创造冲动源于表达冲动，当生活的千军万马袭来，总有些片刻和感受让人不吐不快。而当这种表达的冲动同时伴随审美意向，便有了艺术。
当一个年轻人失去年迈的祖母，言语的倾诉难以表达全部的情感与纪念——听众只能感受到“这是个慈爱的祖母”这一抽象的概念，于是他拿起画笔，画中祖母的眼神悲悯，忧虑、卑微而不安，这时祖母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眼神中得以表达，胜过千言万语。
有些艺术作品并不逼真，但这种抽象和变形间，却让人领略到更深层次的感动——艺术对现实适当的歪曲，表达了内心。
一幅梵高的《向日葵》，我们看到它夸张变形，真实的向日葵并非如此。但是经过梵高的画，成了一幅作品在我们面前，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现实生活与世界给我们那份情感的感动，在艺术中得到永久的保留，这是艺术的本质。当一切的概念表达都无法传达我们最深切的生命感受时，除了艺术，我们别无他途。
世界发展到今日，人类发明了诸多方式保存事物，用科学公式保持对自然界的认识，用生产工具保持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技术无法代替内心的感动与情怀，唯有鲜活生动的情感方能保持人类自己。
而艺术，则用其所创造的形象将人类鲜活的情感表达和保存。
当现实生活的情感融入艺术，便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人时时刻刻都在情感的支配之下，但这种情感源于对现实对象的折射，有所谓的物质重负，对我们有利便喜爱，有害便憎恶。假如我们是现实生活中的哈姆雷特，我们一定会被这种命运本身压垮，但我们在观看着哈姆雷特，舞台上的哈姆雷特，那是情感转化为它自身的形象。
日常生活的情感跨过艺术的门槛，它就转变为具有自身的形式和生命的人类情感。这情感在自身的形式中，也在自身的生命中。情感通过艺术获得了自身的形式与生命。
于是，时间的长河不尽，红尘滚滚而下，而艺术中蕴藏的情感始终鲜活。
当创造和保存情感时，人们得以认识情感。
在希波战争中，斯巴达国王率三百勇士在温泉关试图凭借地形和自身的勇武抵抗数十万波斯大军，然而寡不敌众加之叛徒背叛，斯巴达勇士虽重创波斯大军，但最终全部牺牲。
在斯巴达勇士的墓碑上，人们刻下了这样的两行诗：
过路人啊，请传句话给斯巴达人：
为了他们的嘱咐，我们长眠于此。
短短的两行小诗，如简单隽永的雕塑般，把此地永恒的寂寞展露无余，数千年前的浩荡长歌在诗中得以不朽。古希腊人用两行诗所呈现的内在视域，把血腥历史中的内在精神和真理展现。
所有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寓丰富于单纯，用艺术的语言展开了一个内在视域。
哲学用概念表达真理，而艺术，则用内在视域的形象呈现真理。
人之所以要保存情感，便是为了洞察真理。
艺术的使命不仅仅在于充当背景和宣泄情感的工具，它不仅是为了保存情感，更是为了洞察真理——真理从本源上发生在人类的生命情感中。
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将情感摆放的低洼——西方哲学将人类精神从高到低分为理性思考、意志、和情感，柏拉图甚至在理想国中表达，理想的国家应当驱逐艺术家，中国哲学中对情感的认知明显地要高出些许层次。
孔子所述的“仁”，并非某种理性的抽象概念，乃是一种生命情感。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宰宇问孔子：‘父母死后，子女守孝三年是否太久’，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宰宇：“如果不守孝，身着锦绣，食乎佳宴，你心安吗？”宰宇答曰：“安”，宰宇走后，孔子感叹，“予之不仁也”。（宰予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曰:“安。”子曰:“予之不仁也。）
什么是仁？取决于“心安与否”，不是某个可以量化的事物——守孝该多久？孔子的仁，绝非某种可以定义的理性概念。
那么何谓“心安与否”，是一种生命情感。中国哲学所揭示的真理，就是人类生命情感的真相，脱离生命情感的真理只是抽象的理想规则。
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下，我们发现真理的过程其实是发现本有情感的真相，而情感蕴于艺术，将艺术和真理关联乃是自然而然之事。
假使有个儿童受了父亲的委屈，小小的思想里酝酿着报复的创造。
这个孩子想着，要在父亲上班的必经之路上设置障碍，让父亲遍体鳞伤。但他迅速地否定了这一创作，这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
第一次的创作失败了，但却并非徒劳无功，这个儿童酝酿了第二次创作。
在他的脑海里，他想象着自己在父亲出门后悄然自杀，归来的父亲抱着他冰冷的小尸体痛哭流涕。但他再次否定了这一创作，父亲虽有错，但不可以对他如此残忍，留给他永远的痛苦。
第二次创作又失败了，但这个儿童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他和父亲之间的情感的真相，他对父亲的怨恨不是对敌人的怨恨，他和父亲的情感中交杂着父子亲情。
假使这个孩子最终将这些经历书写成文，完成艺术的创作那么此时他的创作的意义，便是使他的读者，认识到了父子情感间的真相。
之所以要将情感融入艺术，不仅是为了保存，更为了看清人类情感的真相。
当情感的真相一旦通过艺术作品揭示，真理便来了。
在科学倡导的时代，我们只知晓逻辑的真理，却不知晓情感的真理。
唯有艺术，可以使我们意识到这种情感的真理，而这种真理，远比逻辑的真理更为根本——逻辑真理是情感真理的派生物。
恰如尼采的陈述：“科学所发现的真理其实是人们预先塞到事物中去的。塞进去叫艺术和宗教，重新拎出来叫科学。”
所有科学的真理一定是逻辑的真理，可以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甚至可以数学化。但科学是知识、是手段，却不是人类生活的真相，人类生活的本质真相唯有通过情感的真相才能得到揭示。
当人类发现，技术的进步无以传达未来的方向时，那么艺术，便用其特有的陈述，将时代的真相表达，告诉我们该去往何方。
—全文完—
文章来源：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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