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如何选择邻居。
也是令人困惑的一个话题。
2.
房地产快速开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老的城区改造和大量的的农民工进城，一下子就让人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
万丈高楼平地起，邻里之间不认识。
孟母三迁的故事太老套，老的常常让我们把这个故事忘掉。
孟子年少时，家住在坟墓的附近。孟子经常喜欢在坟墓之间嬉游玩耍。孟母见此情景，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于是就带着孟子搬迁到市场附近居住下来。
可是，孟子又玩闹着学商人买卖的事情。那个时候重农轻商，孟母又觉得此处也不适合孟子居住。
于是又搬迁到书院旁边住下来。此时，孟子便模仿儒生学作礼仪之事。
孟母认为，这正是孟子所适宜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了。
这应该是学区房的鼻祖，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应该把孟母供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比孟母三迁还要有意义。
3.
张蓬仙是吉林人，1913年和周恩来一起考进了南开学校，1916年，张蓬仙返乡，周恩来作诗《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其实，千金买邻比买学区房还要重要。
《南史·吕僧珍传》记录这个故事，吕僧珍廉洁奉公、品德高尚，受到了人们的称颂。
有位名叫宋季雅的官员告老还乡到甫袁州后，特地把吕僧珍私宅邻家的一幢房屋买下来居住。一天，吕僧珍问他买这幢房子花了多少钱，宋季雅回答说：“共花了一千一百万。”
吕僧珍听了大吃一惊，反问道：“要一千一百万，怎么会这么贵？”
宋季雅笑着回答说：“其中一百万是买房屋，一千万是买邻居。”
吕僧珍听后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跟着笑了起来。
4.
乡土中国。
大规模的城市化只是近三十年的事，与几千年的乡土文化相比，太短。
我们还没认识城市，就已经进入了城市，人为的城市大跃进带来了很多问题。
大连女童遇害，人们愤怒的是凶犯不满十四岁而免于刑责，这是因为有所谓的法律。
早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费孝通就提出了法律不是在“明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力”，这样的法律就会让凶犯和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逃脱应有的惩罚。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
所以，有的法律判决惹人怒。
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叫《无讼社会》，在法律判决之外，还有乡村调节：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法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象是在球常旁看裁判官吹叫子，罚球。
一大群人，包括街坊邻居、族里长辈，对邻里纠纷做出评判，对“坏人”给予处罚，对所有人都是一次教育，中国社会，终究是乡邻社会。
代表官方的“保长”，在这里是没有发言权的。
5.
长沙9岁男童遇害，人们更愤怒的是最初的消息：百人围观而无人出手相救。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一个9岁的男孩竟然就这么被活生生地打死了！男子施暴过程中，如果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孩子就有可能不至于丧命。然而，整整30分钟，竟然没有任何人上前制止，直到其父亲得知消息后赶来才将男子制服。这样的事情，令人心痛，更令人悲哀！
物业保安管理、基层组织、见义勇为等等等等，此时此刻都哪里去了呢？
市场化不是无政府化，平时我们说的各种安全管理的网络，关键时候都不见了。
过去的时候，农村里多是亲属相邻、熟人社会。
最初的城市，四合院也好，胡同也罢，共用一个水管、一个公厕，彼此之间都熟，有事搭把手，都很和谐。
后来出现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家属楼，也多是同一个单位的职工，楼上楼下的都是同事，谁家来个亲戚，全厂都知道。
商品楼改变了一切，没有一点关系的人突然之间就住到对门了：冷漠笼罩着楼道。
后来有消息说：冯某华在行凶前，已经有人看见他在一个楼下拿着凶器转悠很长时间，这期间如果有人向小区保安或派出所报告，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此刻，人们多么需要朝阳群众呀。
6.
社会治理总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管理者如果再不善于借鉴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各种管理办法都是在血案出现之后，才引起重视，才制定措施。各种悲剧势必还会发生。
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我们谁都逃离不了恶邻。
城市化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营造出一个和谐的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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