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网名梅林，重庆人。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访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现任职于重庆出版社，著有《张浚大传》《鯼环阁》等。
刘 嘉（梅林）：张浚隆兴北伐及历史意义刘 嘉（梅林）：张浚隆兴北伐及历史意义（三）四、盘点隆兴北伐
（一）得失两悠悠
隆兴北伐，大的目标是收复中原，恢复太祖时代的伟业，然而其具体的战略计划又有什么得失呢？
前面提到辛弃疾到建康向张浚提出了具体的北伐建议，利用水陆两路，趁着金国重兵屯驻河南陕西的机会，两路大军直指山东，联络山东河北地区的起义义军，传檄河朔诸郡，一举而破赵举燕，“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鉴于后来隆兴北伐的失利和辛弃疾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于是很多人指责张浚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辛弃疾的意见才遭致失败。
然而辛弃疾的计划，就真的可行吗？绍兴三十二年冬，陈俊卿上疏也主张进攻山东：“两淮事势已急，盍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璘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但这里出师山东的目的，是调动陕西河南地区的金军使中原空虚，同时帮助吴璘，主攻方向还是河南。对此，史浩反驳道：“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
张浚虽未采纳辛弃疾计划，却吸取了他的一部分合理化建议，在福建组建舟师从海上威慑山东半岛，遣张子盖屯兵淮上与之遥相呼应。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施便遭到史浩的沮扰，最后无疾而终。
张浚的计划是通过陈俊卿和李显忠之口说出来的，其重要的出击方向是河南，第一步夺回汴京，巩固黄河以南地区。汴京的收复具有象征性意义，这里是北宋的都城，将会极大地振奋士气和全国民心；第二步是向西发展，夺回陕西，在那里招兵买马，然后跨过黄河东进，进军河东（山西）。同时夺回山东，与山东河北的义军相联系，夹攻河北，一举攻克燕京，连同太祖太宗梦想中的燕云十六州一举克复。
理想很丰满，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在军队战力金强宋弱未改变的形势下，即使达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收复汴京，在河南陕西金国两大重兵集团的夹击下，谁能保证汴京守得住？
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宋军人心不齐，各行其是，缺乏全国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弊病再次显露无疑。在李显忠、邵宏渊出兵的时候，西部的吴璘孤军攻克德顺军后，得不到东部任何的配合，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已经被迫撤回河池；两淮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得到长江中游荆襄地区的军事配合至关重要。当两淮出师时，孝宗诏令统率荆襄兵马的大帅汪澈出兵配合行动，汪澈却因为不赞同张浚的北伐计划而按兵不动，而都督江淮东西路兵马的张浚却管不了湖北、京西宣谕使汪澈，结果是，只有两淮一路孤旅出师。当符离师溃以后，汪澈才建议把荆襄的兵马交张浚指挥，却已是马后炮了。
像这样大规模的国家行动，都敢于不遵号令，自行其事，这样散漫的组织纪律和执行力，如何指望能够北伐成功？
（二）不堪负重的财政
如此宏大的战略设想，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我一直有心了解一下南宋的财政状况与恢复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惜一直未得暇余，那是需要专文来作出研究的。仅凭我掌握的材料，南宋的财政，是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北伐战争的。
旅美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善于从财政与税收等技术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他在研究宋代历史时认为，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变法，就是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来管理国家，而其目的，无非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来支援国防军事，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而到了南宋时期，“开封既已陷落，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账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南宋衰亡的一大原因。”
两宋皆实行募兵制，禁军、厢军、屯驻大军等都实行招募，需要一笔巨大的军饷开支。它不同于唐代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那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平时耕种，战时自备武器出征，国家可以节约一大笔开销。宋代政府的军费支出捉襟见肘，所以绍兴初，朝廷大力鼓励屯驻军屯田，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一旦战事大起，宋廷即使举全国之力也难以持久支撑战争费用。反观金国，实行猛安谋克制度，那是一种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每300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即3000户人口，平时放牧生产，战时自备兵器马匹出征，其战争开销比南宋的压力相对要小一些。
建炎年间张浚经略川陕，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用西部的钱粮来支持东部的防御。因此张浚一到川陕，就起用宋代著名理财专家赵开，任命为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主四川财赋，在成都大变酒法，后又变盐法，印刷纸币，“时张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经营两河，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赀若有余。”除了治理川陕的巨大开销，张浚还向朝廷援助银钱以助抗战。即使如此，要支撑起庞大的战争开销亦是不能。富平开战时，为了准备庞大的后勤保障，“浚又贷民赋五年，金银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
绍兴十年（1140年）金兀术渝盟，率兵分四路南下，宋廷开始了全面反击，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宋将齐上阵，战火燃遍了江淮地区。当时张浚正在福州任上，作为一个地方官为国事日夜忙碌，其中一项就是为国家筹措资金。十一年（1141年）三月一日，他通过出卖官田、劝诱寺院变易度牒等形式，筹措得银钱63万缗全部运送杭州以助军资。可见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财政问题是宋廷难以承受之重，需要地方出卖官田及变卖僧人度牒等方式来筹措资金。客观地分析，辜且不论当时岳飞有无军事实力“直捣黄龙”，单是军需费用就难以支撑他的宏大理想。
隆兴北伐时，据周密《齐东野语·符离之师》，“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据统计，当宋军攻占宿州时，“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绦、枣、羊、少各一库，酒三库。”结果符离兵败后，“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
农耕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与其财政税收有直接关系，由此我们看到，在隆兴和议的讨价还价中，宋金双方一个重要的争议，就是两淮地区已经南迁人口的归属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窥见到双方财政的紧张状况。
由此可见，当时南宋的经济状况，很难支持起张浚宏伟的恢复蓝图，这也是南宋北伐战争难以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战争，打来打去，最终拼的是经济实力。
（三）“帅与将”和“君与臣”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隆兴北伐有过一段评论：“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翰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
按赵翼的说法，君主、宰相都锐意进取，形势对南宋有利，假如当年韩世忠、岳飞、刘锜等绍兴年间的名将俱在，自当有所收获。可惜他们一一都不在了，所倚靠的只有李显忠、邵宏渊之流，安得不败？
“有君相而无将帅”，这是赵翼评价符离之溃的核心。假如看看李、邵在战时的表现，尤其邵宏渊的表现，则不得不相信这也有几分道理。邵宏渊不说他，单看看张浚所倚恃的李显忠，身负国仇家恨，作战勇猛，志向也高远，可惜他也未能逃离人性的弱点——贪财。
古有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其实武官除了不惜死，也需要不爱钱。在攻下宿州城后，李、邵二人及部下分抢财物的吃像已十分难看，而这些分抢得的财物，一多半进了李、邵二人的私囊。师溃被贬后，史书中多次出现了收缴李显忠、邵宏渊侵吞官银的记载。有将如此，安能不败？
这次符离之败，其实也仅是此次隆兴北伐宋金之间的第一次交手，宋军之败也仅仅只有淮西一路，总共才六至八万人的规模，就整个宋金战局而言，南宋应该还有机会，关键看统治者最后的决心。
对此，辛弃疾在他后来写给孝宗皇帝的那篇著名的《美芹十论·久任第九》中，向宋孝宗展示了自己的观点：“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因此他提出，希望孝宗任人，应该学习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用人不疑，持之以恒，勾践之用范蠡，刘邦之用张良，皆是“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可惜看看孝宗皇帝后来的表现，其心也早已动摇了。
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自赵宋立国以来一直对握兵重臣的提防。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到政权，因此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对手握重兵的权臣特别加以防范。《绍兴和约》的签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南宋初年抵抗金兵那个特殊时代形成的驻屯军，带兵将领的部下，多由私家部曲和亲信组成，如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等，这些军事集团一直是赵构的一个心病，通过议和，他逐一削去了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的兵权。
隆兴北伐时期，那些重要军事将领一一辞世，张浚成为那个时代硕果仅存的老臣，想当年他宣抚川陕都督江淮，在宋军中威望卓著，老部下遍天下，很多亲手提拔的人员现在都成为一方大员执掌重兵。例如西部的吴璘，那是张浚宣抚川陕时从军中破格提拔上来，哥哥吴玠成为泾原军统制官，弟弟吴璘成为执掌张浚帐前的亲兵统领，属于心腹中的心腹。吴氏兄弟后来皆成为捍卫西部安全的定海神针。隆兴北伐前夕，吴璘身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在西部组织了重大会战；其侄子吴拱（吴玠长子）率军东戍襄阳，后升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成为南宋中部防线的主要军事统帅，地位相当于绍兴初年的岳飞。淮东招抚使李显忠，属于先后从金国和西夏国反正过来的将领，在南宋没有根基。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张浚受命判建康府沿长江东下，发生了虞允文的“采石矶大捷”，李显忠接过兵权后驻扎在池州（今安徽池州市），张浚弃舟登岸，首访了李显忠的部队，部队士气高涨。以当时张浚在军中的崇高威望，没有根基的李显忠自然而然成为了张浚的亲信，在隆兴北伐中颇受张浚器重。这样的将领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如果说锐意进取的年轻的孝宗皇帝一心扑在恢复大业上，那个居住在德寿宫中的太上皇赵构不可能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当张浚重新掌握重兵以后，必然对他加以防范，对他的行动加以限制。虽然退居二线，但赵构能量依然强大，一些带着重要事件回朝的人物，他都要在德寿宫中亲自召见。隆兴元年冬，卢仲贤带着金国的议和条件回到临安，举朝哗然，张浚急遣张栻还朝奏请坚拒此条件。张栻回到朝中，赵构就在德寿宫特别召见了张栻，对他说：“'说与卿父：今日国家举事，须量度民力、国力。闻契丹与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庄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乱，且务恤民治军，待时而动可也。’”这可视作是赵构对张浚的提醒或警告。有鉴于隆兴北伐过程中邵宏渊的离奇表现，这是否有一定赵构的因素在其中？在没找到确凿的史实证据之前我不敢妄加揣度，但赵构的存在，无疑在各方面都增加了张浚的困难度。
五、隆兴北伐的历史意义
（一）维护国家统一，是我民族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岳飞曾经填过两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一首可谓是老少咸知；而另外一首，知之者却少了许多：“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遥望中原”，这一首《满江红》形象地道出了当年的形势，道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在烟尘滚滚的金国铁骑追逐下，人们扶老携幼，逃离了世代居住的家园，可是身在温暖润泽的南方，南逃的人们及他们的子孙，对北方的故土依然怀有强烈的眷恋。“行在”，皇帝临时居住的地方，这个词被安放到了杭州临安府，它的意思是说，皇帝来到南方巡视渡假，只把这儿当做短暂的逗留，终究还是要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
于是，在国土沦丧，黎民涂炭之际，尤其在主战派占据上风的时候，同仇乱忾的南宋军民，把收复中原，重归故土的希望，化作了北伐阵前的声声怒吼，化为了刀光剑影中的拼死博杀。
在岳飞的时代，像他这样的英雄人物还真是不少，可最终，岳飞超越了所有人，一骑绝尘走向神坛。他其实是一种象征，寄寓了中国人心中美好的大同理想和不屈的民族精神，寄寓了我们这个民族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康的团圆梦想。
隆兴北伐，正是这种理想的又一次实践。
南宋朝廷以北方疆土的支离破碎，换取了南方一隅的短暂和平，然而正是那一纸《绍兴和约》，使多少仁人志士的遥望中原，只望到了一个虚无的梦。岳飞屈死在风波亭，刘子羽在“国恨家仇”的呼喊中魂逝五夫里黑沉沉的天空，只有张浚走出来了，他走出了那一堵封闭的高墙，夜雪孤舟，大江一粒，气吞山河。
“一军见浚，以为从天而降。”“卫士见浚复用，至以手加额。”这是消失了24年后，张浚突然出现在将士们面前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是呵，人们等待得太久了，一次次遥望中原，一次次梦碎北方。张浚不是神，可人们愿意创造一个神，把山河一统天下归心的理想托付于一个精神载体，把收复中原回归乡梓的梦望寄寓在一个现实化身。
就如同后世对岳飞的顶礼膜拜一样，当时人们对张浚所寄予的厚望，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隆兴北伐，再次唤起了一个团圆的梦！
（二）藉由隆兴北伐开创的局面，一批能臣走上历史舞台
隆兴北伐，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
自绍兴和议后，以秦桧为首的主和势力长期占据着南宋的政治舞台中心，这是一支保守的政治势力，他们虽然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上有一定成就，但他们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不同政见（尤其是主战）人士进行人身迫害，屡兴大狱，牵连无数，人人自危，中兴名相赵鼎被迫害致死，张浚、胡铨等也几乎不免。更有甚者，由于憎恶张浚，凡是蜀籍人士都遭到排挤不得重用，像蜀中仁寿人虞允文，直到秦桧死后才被高宗召见。除去极端的例子，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的经历，可以说明秦桧当政时的政治生态。
张孝祥是历阳（今安徽和县）人，自幼聪颖好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16岁入围乡试，被荐为第一名。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张孝祥参加廷试获第一名，考官事前已定下秦桧之子秦埙为第一，张孝祥第二。高宗阅秦埙的卷子，见上面的话都是平时秦桧所言；而阅张孝祥的试卷，颇觉“词翰俱美”。于是便把张孝祥提拔为第一名，秦埙只得到第三名。秦桧对此敢怒不敢言，却已怀恨在心。当他得知张孝祥之父是张祁，而张祁又与胡寅交好，秦桧则一向怨恨胡寅，于是便暗示谏官诬陷张祁有谋反企图，张孝祥连同其父一起入狱，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免。
这样的政治生态，在孝宗即位后终于得到改善。绍兴三十二年秋，张浚应诏入朝，被委以重任。他首先就举荐了一批杰出人士，像陈俊卿、唐文若、汪应辰、王大宝、胡铨、张孝祥等，或入幕府，或入朝召对，朝中政治气候为之一新。
隆兴元年十二月，张浚再度被任命为右相。这次为相只有短短5个月，他却抓住机会，为国家举荐了一批杰出人才，而且据各人的特长分别拟订了任职方向。前面已引《张魏公荐士》一文，对此作了详细记录：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大宝、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十朋、杜起华“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冯时行、冯方“可备近臣”；林栗、王侍郎、莫冲“可任台谏”。
文章最后说：这些人“其后悉为名臣，终孝宗朝不显用者数人而已”。这其中，陈俊卿、虞允文先后成为孝宗朝的丞相。
这是张浚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9个月后，他病逝在致仕的回家途中。
（三）隆兴北伐，为南宋争取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终南宋一朝，宋廷共与金国签订了三次和约，这三次和约的内容，对了解隆兴北伐的历史意义颇有帮助。
表：绍兴、隆兴、嘉定和议内容比较
和议名称
国家关系
疆界划分
割让土地
岁币名称
岁币数额
其他
绍兴和议
君与臣
西起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东沿淮河之线为界
割让唐、邓、商、泗四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
岁贡
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金归还宋徽宗棺木及高宗生母韦氏
隆兴和议
叔与侄
同上
割让唐、邓、海，泗四州，新割让商、秦二州
岁币
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不发归附人北还
嘉定和议
伯与侄
同上
新割让大散关、濠州等地
岁币
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另给金军犒军银三百万两，惩办战争发动者，杀韩侂胄函首报金
通过上表，这三次和议的内容一目了然。比较这三次和议，本质上都是割地纳贡，性质上差别不大，但程度上却有区别。
首先在“正国礼”方面，绍兴和议是纳贡称臣，带有附属国的意味；隆兴和议在这方面有所进步，金与宋的关系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南宋完全沦为金的附属国，帝王只是“儿皇帝”；叔与侄，距离“儿皇帝”的地位稍有改善；嘉定和议则有所退步，改为了伯与侄的关系。
其次在纳贡名称上，“岁贡”与“岁币”虽然只有一个字差别，但其内含却大不相同。一个是臣子向君主进贡，一个是国与国间的援助。隆兴北伐，使南宋在国家地位的争取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第三在割让领土方面，一次比一次多。隆兴和议恰如《宋史·汤思退传》所评论的那样，若是坚持抵抗不动摇，商、秦二州或可避免；
第四是岁币数额方面，隆兴和议是最少的。值得一提的是，嘉定和议签订的时间，正是金国遭到蒙古人攻击节节败退的时候，抱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心态，金国人大大地敲了南宋一笔。
第五在附加内容方面，隆兴和议取得了最好的成果，使北伐过程中张浚所招纳的遗民人口得以保全。
客观来讲，以岁币的方式换取国家的平安，从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起就开了先例，虽然宋廷以每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代价换取了和平，但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邦，国与国之间是平等关系。所以，仁宗时与西夏订立庆历宋夏之盟时就毫无心理负担，而且大宋每年是以“赐予”的方式给予西夏白银7万5千两、绢15万3千匹、茶3万斤，李元昊向宋称臣。比较起北宋时代的盟约，南宋无疑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这三个屈辱的和约中，以隆兴和议程度最轻，这无疑是孝宗和张浚等人坚持抵抗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自强不息勇于抗争，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靠一味地委曲求全，终将自食其果。
隆兴北伐，是南宋王朝为数不多的一次主动军事出击。这次北伐，是南宋帝国综合实力的一次大检验，检验结果证明，无论政治、军事还是财政，南宋王朝都尚未具备收复中原的能力。然而，通过这次主动的军事行动，使南宋的主战力量再次崛起。在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二十多年的统治后，朝野上下，万马齐喑，弥漫着一片沉沉暮气。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帝王，一个终身以恢复为己任的白发老臣，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蓦然相逢，他们所碰撞出的火花，足以照亮一个时代。虽然最终北伐行动失败了，但无数的仁人志士却从中获得鼓舞，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大批爱国诗词作品颇为集中地出现在北伐以后的乾道、淳熙、绍熙时代，陆游、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等一大批爱国诗人词人，为那个时代唱出了最强音，这就是证明。
张浚去世后，依照他的遗嘱，张栻将他归葬于潭州西部宁乡西约70千米的枫林乡沩山之南，今宁乡市官山乡官山村，后来他自己也陪葬在父亲身边。张栻守孝期间，开始在城南书院讲学，后又成为岳麓书院山长，与朱熹会讲于斯，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完整经历了隆兴北伐的张栻，自然会将北伐所带来的这种精神内涵浸润在其学术中，与他的同志者一起，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包容与开放、务实而重致用，这些烙印着张浚张栻父子身上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质，在湖南人中代代相传，塑造着湖南人的集体人格。
注
63.《宋史·魏杞传》卷385
64. 《宋史·魏杞传》卷385
65.周密《齐东野语·符离之师》
66.《宋史·汪澈传》卷384：“孝宗即位，锐意恢复，首用张浚使江淮，澈以参豫督荆襄，将分道进讨……隆兴元年，入奏，还武昌，而张浚克期大举，诏澈出师应之。澈以议不合，乞令浚并领荆襄。”
67.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三联书店2016年2月版。
68.《宋史·赵开传》卷374
6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建炎四年七月八日，“戊申……宣抚处置使张浚献金一万两，以上令浚措置财用赴行在故也。”
7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
71.《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绍兴十一年“三月庚子朔，福州路安抚大使、知福州张浚言：'朝廷调发大军，用度至广。臣本州措置，出卖官田及劝诱寺院变易度牒，共得六十三万缗，节次起发，少助国内。’诏：浚一意体国，诚大臣体，令学士院降诏奖谕。”
72.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6
73.《宋史·孝宗纪一》卷33：隆兴元年七月，“丁未，诏征李显忠侵欺官钱金银，免籍其家”；隆兴二年四月“甲子，以李显忠侵欺官钱给还诸军。”五月“辛丑……江西总管邵宏渊责授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仍征其盗用库钱。”
74.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
75.《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3
76《宋史·虞允文传》卷383：“秦桧当国，蜀士多屏弃。桧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收舍人赵达首荐允文，召对。”
77. 《宋史·张孝祥传》卷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