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节那次回乡后，对于我来说，外婆就不再只是母亲描述中一个模糊的影子，她美丽、鲜活、生动的形象，从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十年后的1964年我再回故乡时，外婆坟头已是墓草萋萋......
外婆家是上中农，条件似乎比祖母家还好一些。青瓦板壁的小院落，掩映在山坳里茂密的竹木丛中。门前梯田水清如镜，偶有几只鹅鸭游过，田埂上是一色的李子树，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每到春天不知该是怎样的李花如雪......
外公是农家子弟，他的父亲省吃俭用供他念了几年私塾，聪慧的外公凭这点学历，后来也做了私塾先生。年轻的私塾先生风流倜傥，终于娶回了乡镇上陈家漂亮能干的二姑娘。他们的自由恋爱，曾闹得满“乡”风雨。
外婆干练利索善烹饪，不是山乡一般农家妇女可比的。她做的菜，比乡下人做的精致，比城里人做的清新，四乡八里都有名气。那时外婆家人口众多。外婆生了三个子女，大姨比我的母亲大九岁，我的母亲比哑舅大六岁，其间漫长的十几年中，他们对自己能否有儿子失去信心，先后过继了两位堂兄弟的三个儿子作为继子。那时，三位舅父都已娶妻生子却还没有分家，正值年节，外婆带领几位舅母磨豆腐、洗腊肉、宰鸡鸭，人人都忙碌而快乐。我像个小尾巴跟在外婆身后，吃了许多在城里不曾尝过的新鲜东西。
山里的气温终归低，我患了感冒，涕泪交流，头痛发烧，什么也不想吃了。山乡缺医少药，——我的哑舅，并非先天聋哑，就是一两岁时患天花，被庸医耽误，虽保住了性命，却丧失了听力，慢慢就不会说话了。——父母很着急。外婆取出拇指大一块生姜搁在灶灰里煨热，一切两半，按在我额上用力往两边推，反复多次，然后贴在太阳穴上，用手巾扎住。她又从大泡菜坛里取出红红绿绿的泡辣椒、泡青菜，切成细细的丝，稍稍煎炒，加水，放入细细的手工挂面，做了一碗酸辣汤面，撒上葱花，端到我的床头。一看那红是红、绿是绿、白是白的颜色，一闻那扑鼻的清香，我就有了食欲，轻轻喝了一口汤，酸酸的、辣辣的，爽爽的，我大口小口吃完汤面，浑身就汗津津的了。外婆笑着让我躺下，给我掖好棉被，说：“睡吧，睡一觉就好了。”我的感冒确实就好了。可惜我们也该回那遥远的城市去了。我今生没能再吃一次外婆做的酸辣汤面，它永远只在我的记忆中了。
1960年那个春天，外婆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三个抱养的舅父都已分家单过，觅自己的活路去了，年迈的外公外婆带着他们唯一的亲生儿子我的哑舅艰难度日。看着严重浮肿的外公和奄奄一息的哑舅，同样浮肿的外婆冒险到生产队的红苕地里偷掐红苕叶，被对面山上集体出工的社员看到，——那些出工的人，同样饥饿、浮肿，只是暂时还能行动而已——有人一喊，吓得外婆急忙奔逃，可怜她又羞又怕，小脚踉跄，一下摔倒在田埂下，抬回家已不会说话，一天多就去世了。失去外婆的照顾，不到两月，外公也去世了。几位舅父也浮肿，抬不动棺木，只得在棺木下垫上细圆木，半拖半推，从后门将棺木弄出，就近葬在菜地里。
1964年我回乡后，听祖母亲口给我讲过一件事，让我至今想起来就心痛难忍。祖母说，1960年春节刚过，一天，已经瘦得没有人形的外婆，突然拄着一根竹棍，来了。十几里山路，她是怎么走得来的啊？她想向祖母借一点粮食，说老头子不行了。再会过日子的祖母，这时也已山穷水尽，她找出留了一冬舍不得吃的一个南瓜，还坏了一小半，把剩下的煮了，两个老太太一人一碗吃完了，外婆又走了十几里山路回去了。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对外公、哑舅的记挂，她会不会倒毙路旁？我也不敢想象，看到外婆空手而归，外公会是怎样的失望？我的识文断字的外公啊，我的漂亮能干的外婆啊！
因为后来我们一直将哑舅接在一起，外婆家那边已没有很亲的人，时间又很紧，1987、2001年两次回乡，我都没有再去外婆家那边。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外公外婆的矮小的土坟，只怕都已不在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