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祖上是战国时期夺了姜子牙他们家齐国国君位置的田氏，齐被秦灭后为避杀戮，他们这一支改姓了王。（看来，抢别人的位子在王莽他们家真的是有传统。）
说王莽，先得说说王莽的姑母王政君。
汉宣帝甘露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五十三年，年仅十八岁的王政君成为太子刘奭的妃子，并且生下了刘骜。黄龙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四十九年，汉宣帝刘病已薨了，刘奭成为汉元帝，王政君成为皇后。从此，王氏外戚成为西汉后期重要的一枝政治力量。
（一般来说，我们把汉宣帝、汉元帝作为西汉从强到弱的分野，如此说来，王政君则是整个西汉没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竟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三十三年，让四大美女之首王昭君出塞了的汉元帝也薨了，刘骜就成了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由于汉成帝终日沉迷酒色（老版四大美女中就有班姬和赵飞燕两个在他身边，再加上个最早的祸水得主赵合德，不沉迷酒色似乎也说不过去），国家大权基本就被王政君和王氏外戚把控，王政君的五个兄弟同日封侯，留下“五侯”的历史典故。
绥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七年，被赵飞燕姐妹榨干了身子却一直无子的汉成帝暴死，刘骜的侄子刘欣（头年被立的太子）即位，是为汉哀帝，而王政君则成了太皇太后。
这个刘欣，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同性恋者，他宠幸美男子董贤，封其为大司马，出则参乘，入则侍寝，动辄赏赐百万，还多次准备把皇位禅让给董贤。某日，刘欣午睡醒来，发现衣袖被董贤压住，不忍惊扰，竟抽出佩刀割断衣袖，悄悄起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断袖”的故事。
由于刘欣的亲祖母傅太后曾经和王政君有过节（据说是情敌），傅家外戚以及刘欣母亲那边的丁氏外戚和王家不是太对付，但相对傅丁两家的跋扈，王家要低调一些，倒博得了不少好名声，加上底子够厚，终于还是稳坐江山，而傅丁两家则随着傅太后的去世烟消云散。等到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年，汉哀帝刘欣死了，汉成帝的另外一个侄子刘衎被王氏立为天子（是为汉平帝）后，天下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比王氏更势大了。
实际上，由于父兄早死，身为皇亲国戚的王莽小时候家境清苦，日子过得并不怎样。但这个拜入名儒门下、可能有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有考证，王莽也就一米六多一点）勤劳好学、成绩优异，而且颇有古贤风致。王莽立志做一个周公、孔子那样的道德圣人，熟读儒家经典、学问出众的他生活简朴但恪守古礼，路上遇到长者一定退避躬身行礼，拜见师长一定沐浴更衣并带礼品；他为人谦恭而慷慨，极富同情心，善待他见到的每一个人，经常周济那些比他还艰苦的人；他事寡母至孝，抚养寡嫂并视侄如己出（后来还倾其所有为侄子办了隆重的婚礼）。
在那个十分重视道德品质、以孝治天下的汉朝，坚强、单纯、真诚且有些出格的王莽自然十分引人关注，尤其是出自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王氏，所以他年纪轻轻就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成为王氏一族的青年楷模，被伯父大司马王凤看中带在身边调教。汉成帝建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十二年，王凤死前，为了家族的兴旺发达，向王政君推荐了好苗子王莽，（绝对不是如大多数书中所说仅仅因感动于王莽的悉心照料，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事对于王莽来说是一贯的），于是，王莽被迅速任命为黄门侍郎，大体相当于皇帝秘书处负责人的位置，然后很快又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射声校尉这个职位是长安八校尉之一，大体算内卫部队狙击手或者叫弓箭部队首领，掌兵七百，俸禄两千石，算是个不小的官了。这个时候，王莽已经算是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了。
二十三岁就身居高位的王莽，他十分勤政，长期加班加点，处事公正，清廉自守，却低调得厉害，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而汉成帝最为敬重的前丞相、和王凤并不合的另一个伯父王商，也对王莽青眼有加，给皇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一部分，（这个当然有王氏家族给王莽造势的成分，但王莽还得自身过硬才行），众多儒士学者也跟风上书颂扬王莽的高尚品格，在永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十六年，仅仅是当官六年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最少也算是部级高官了。绥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八年（实际已经到了公元前七年的元月份），在赵飞燕被封为皇后不久，一直以来完美符合儒家标准的王莽出任了大司马，成为王氏连续五任大司马的最后一位，也是西汉帝国官场第一人，那年他三十七岁。
平心而论，这个时候的西汉王朝，俨然已是一幅末世衰败的景象，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秩序混乱、贪污公行，贫富分化严重，对应贵族动辄占地数十万亩、生活奢侈靡费的，是灾异频发，数百万流民无家可归，饿骨遍野。实际上，从汉武帝之后，江湖上已经开始盛传天命改变的说法。
立志成为圣人的王莽对此当然不会在意，也许他认为他就是应运而生挽救汉室的。所以当他执政后，一方面克己不倦，招聘贤良；另一方面，他开始了改造帝国的行动。
王莽要求官员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现象，并以自己为表率，扭转奢侈之风。他轻车简从，生活更加俭约，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和帮助他人。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生病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的粗布衣裙（并不是作秀），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这个事情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迅速传遍长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侈之风果然大减。此外，王莽还强势推出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地过多，并以王政君的名义，宣布把王家除坟园之外所有的土地全部捐给贫民。几个月下来，社会风气为之一振。
但好景不长，汉哀帝刘欣即位后，刘欣要把自己的亲奶奶、一天皇后也没干过的傅太后提到与正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相同的地位，这显然和儒家道统不合，王莽坚决抵制，并因此毅然辞去了才干了半年多的大司马之职。这件事情，使王莽的名声再次飙升。
王莽辞职后，朝廷再次陷入混乱，让大家更加怀念王莽，而王莽则隐居在其封地，十分安分谨慎。其间，王莽的次子王获因误杀一奴婢而被王莽责令其自杀，（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主人杀个把奴婢并不比杀只猪宰头牛事儿大，但这事也是后世儒家骂王莽是伪君子的证据，但我觉得这在候补圣人王莽看来，这么维护礼法是理所当然，）使王莽贤名再次传播天下。到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为了平息天下人要求王莽复出的呼声，王莽被汉哀帝以伺候王政君的名义重新召回长安居住，虽未官复原职，但在朝中百官中间俨然一呼百应。
次年，胡作非为的汉哀帝死了，傅、丁两后也都不在了，老祖宗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美男子董贤自然也当不成大司马了，深受朝野爱戴的王莽，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重新担任了大司马职务。王莽复职后，和王政君一起选立了九岁的刘衎也就是汉平帝即位。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而重新执掌国政的王莽则继续他改造大汉朝的工作。
王莽的政策方针完全遵循了儒家理论，更准确的说，是完全遵循以《周礼》为首的儒家理论，他尊崇皇族，不封王氏而加封周公、孔子后裔，建立仓储赈灾制度，改革官制，修建明堂，得到了广泛的拥护。
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二年，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救助穷人，随后大批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王莽发布命令：民众捕蝗虫，按劳分配；全国性减收租税，并拨专款负责医治病人，抚恤伤亡；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国家出资组织流民安居乐业；在长安城中建设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人能够读书入仕。他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儒家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研究、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元始一年，也就是公元元年，南越人向朝廷进贡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这是《尚书》中记载周公时代才有的东西，于是王莽也被时人称为“周公再世”，有人上书要求依例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两万八千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相应，王莽再三辞让不得，最后只得接受称号，但拒绝了封户。
两年以后，汉平帝十二岁，按周礼到结婚的年纪，王莽发布诏书选后，并且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加。消息传出，反应强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士人百姓上书，认为只有道德楷模王莽的女儿才配为国母，王莽派人做的劝说工作不光没起到作用，还造成了民众举行盛大游行。最后，只有王政君出面，让王莽的女儿参加了这个毫无悬念的竞争并称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两亿钱，王莽接受四千万，其中三千三百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众大臣感念至深，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四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但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个地方。
又过了一年，平帝大婚，有大臣提议应加封王莽为伊尹、周公封号联合体的“宰衡”，未在所有公爵之上。故事大同小异，最后朝廷把告病的王莽从床上拖起来，把称号强塞给他了。
到了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五年，朝臣又总结说王莽的德性为天下纪，他的功业为万世基，提议加封“九锡”。
所谓九锡，实际上就是九赐，是记载见于《礼记》，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九种特赐用物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斧钺、弓矢、鬯（用于祭祀的黑黍酒）。由于王莽、曹操、司马昭、李渊和宋齐梁陈开国皇帝都接受过此礼，后来加九锡也就成了权臣篡逆的代名词。
和过去每一次都一样，只要有人想得出怎么提高王莽的待遇，就一定是一呼万应。哦，这个词不够准确，就算是那个貌似最不待见王莽的《汉书》作者班固（作为东汉官员，这是必须的态度），也在核对了政府档案后不得不承认（实际上更可能是有意这么干的），朝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要求加九锡，而在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
这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啊！
据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当时全国人口五千万左右，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汉朝识字者最多也就两百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就是那么多人，应该说，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而近千名高层人士，恐怕也是连弃权票都没人投的。如果当时有后来的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于是，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元始五年五月，汉王朝在未央宫为王莽举行了加九锡的盛大仪式。
但人们似乎还不满足，一个隐秘的想法总是在推动一切：为什么不能让王莽当皇帝呢？
由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深入人心，不仅仅只有儒家子弟才知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既然大家对刘姓子孙已经失望了，那平帝长大了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更符合条件的圣人王莽如果能当皇帝，自然更能代表大家的利益。但叛逆之类的话总不好随便说出口，那么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千方百计表达对王莽的支持了，直到某些祥瑞出现。
老天爷也真的凑热闹。王莽执政前百十年，灾异屡见，什么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山崩泉涌、地震石陨、日蚀月食、星辰逆行，反正《春秋》里记载的灾异都排队出现过，而王莽一执政，灾异慢慢没有了，祥瑞却越来越争先恐后的来了。
元始五年十二月，十四岁的汉平帝刘衎病死了（《资治通鉴》说是被王莽毒死的，显然有些想当然，连班固都不好意思这么编的事情怎么可能存在），长安附近有人挖井时挖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石头，上面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人们松了一口气，这个东西终于来了，（相信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上天的符命）。于是，各方都迫不及待起来，他们做通了王政君的工作，但没有做通王莽（但他应该绝对不怀疑这个是天命）的工作，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略有些不情不愿的王政君下诏让同样不情不愿的王莽模仿周公摄政，朝臣称之为摄皇帝（摄即代理，摄皇帝为代理国政，皇子长大仍然还政）。
王莽居摄元年也就是公元六年的三月，就在王莽摄政不多久，王政君和王莽就联合宣布，立汉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彻底堵住了个别准备指责王莽篡逆之人的嘴。
事情如果到这里就结束，王莽也许就能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但老天爷和全国臣民们似乎并不满意王莽的谦虚，王莽摄政之后的三年间，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给京师送来载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铜符，这些信息的内容，都是王莽应该即位称帝。这些事情中搞得比较大并且记载明确的两次大概是这样的：
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有一个科级或者股级的基层干部，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向朝廷报告说，他梦见了天公。在梦中天公有令：“摄皇帝当为真”，并以亭中出一新井为证。亭长早晨起来一看，果然平地上添了一口极深的井，（地方上的这个事情操作起来似乎并不困难）。
王莽前往未央宫观看各地送来的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烟雾弥漫。雾散之后，石头前面出现了帛图：“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个大型魔术的祥瑞出在中央，如果是人为，自然是技术含量够高，远胜汉武帝时代。）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全国推举王莽做皇帝的势头已经势不可挡，臣民们每天都在催促，祥瑞和神迹每天都大量出现，只有王莽还是一如既往地推辞。于是，形势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越推辞，臣民就越急；他越展示出无私，臣民就越狂热，搞得包括摄皇帝在内的全国各级机构都无法正常办公。
王莽居摄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年的十一月，一个叫哀章的太学生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传予黄帝金策书”，这两道符命是上天和刘邦写给王莽的信，让他于明年元旦即位当真皇帝，改朝换代后的国号为“新”。赤帝刘邦还向黄帝王莽煞有其事地推荐了十一个辅政大臣并安排了工作，除了已经身居高位的八位亲信大臣外，一个叫王兴，一个叫王盛，再有一个就是哀章自己。
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抵挡不住了，天意如此，不得不从。王莽在居摄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年的最后几天终于决定接受禅让。
始建国元年也就是公元九年的元旦，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并完全遵从符命，封王舜（太师）、平晏（太傅）、刘歆（国师）、哀章（国将）为四辅，封甄邯（大司马）、王寻（大司徒）、王邑（大司空）为三公，甄丰（更使将军）、孙建（立国将军）、王兴（卫将军）、王盛（前将军）为四将军。同时，王莽取消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为定安公，赐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刘汉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二百一十四年历史就此完结。
东汉以来，大家都说，那所有的祥瑞符命都是王莽自导自演安排底下人搞的劝进闹剧，正衬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这个显然说不过去。
虽然历史上已经很少留有王莽感人事迹的记录，但我们绝对不能去否定他伟岸的人格及其引起全社会的期盼。王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民选的国家首脑这个事情，本来就无可置疑。
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杨雄也因此被朱熹骂成奸贼，严重影响了杨雄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地位。但书呆子杨雄肯定不如朱熹奸，让他拍马屁恐怕还是有相当难度，何况是给那么高的评价，相信当时的杨雄一定是满心欢喜地写下那样现在看起来极其肉麻的句子。
而那些祥瑞符命什么的，不排除有王莽身边人干的可能，但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当然，一些进献者肯定有获益的盘算，比如哀章。（哀章算得上一步登天，但他好赖想过这事情，也算得上是火中取栗，该得的。而只是个城门令史的王兴以及那个卖烧饼的王盛当了将军，简直就是被天下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得感谢他们的长辈取了个好名字。所以说，取名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事情如果在这里就结束，王莽依然是中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换句话说，王莽如果真是个伪君子，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功得一塌糊涂了，得了便宜理应卖乖，论功行赏之后，他什么大动作都不必做，就必定能够奠定他的历史地位。
非常可惜，那个时候的儒家比较书呆子气，而王莽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天派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当皇帝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全人类（服务全人类这种观点，当今的儒家传人还经常有，不过也有实质上把服务改造成凌驾的），于是，王莽实施了一整套后来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后来的学者把王莽改制的失败归咎于王莽迂腐地恢复周制，这个显然不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王莽与时俱进得比较厉害，他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他只是号称恢复周朝的以礼治国，虽然也搞了一些托古的形象工程，比如把《周官》改名《周礼》，并按《周礼》之规定设置官名，大量恢复古代地名、刑罚、礼仪，在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方面进行革新等等，他还开展了后来评价为极不成功的货币改革。实际上，从“新朝”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人家一直就要革新，要给全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还是胡适说得比较准确，王莽搞的几乎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非常不理解前些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给王莽唱颂歌。）
王莽的社会主义新政主要内容大体有：恢复井田制，土地国有均分天下，不准买卖抵押，自留地一百亩，（是为王田制）；禁止奴隶买卖，恢复三百六十万奴隶自由身（是为私属制）；政府垄断盐、酒、冶铁和铸钱，推行计划经济，货物由政府定价，维护市场秩序，并向取利于山泽的养蚕、纺织、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是为五均六筦）；建立国家银行，政府办理借贷（是为赊贷）；他还搞了工效挂钩，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官员工资根据百姓的生活水平浮动；在惩治贪污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他建立举报制度，查实者没收财产五分之四。
怎么样，有些晕吧？有不少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
应该说，王莽的新政并不是王莽的异想天开或者食古不化，我也相信也绝不是王莽一个人就能胡乱整出来的，那是一个融合古今、切合实际的集体智慧结晶，除了货币改制外，他那些东西都是立足于企图解决问题的改革高招，（如果别的成了，货币改革显然也是个节约成本、为政府敛财的高招），完全应该代表儒家在那个时代所能构想的最高水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成果。换句话说，王莽的那些东西不行，只能说当时的儒家还不行。
而王莽又是个十足的强势者，在对自己严格要求、坚守圣人操守（他居然在当皇帝之后，依然如故的保持了那些所有被后来评价为“伪”的习惯长达十余年，直到生命终止，换句话说，王莽可是一天舒服日子都没过过的）的同时，对官员的要求也极其严格，对政策的执行决心和力度也是极大的，为保证新政也抓了不少人。（在王圣人那里，强硬是一贯的，不论对内还是对外。后来被大家诟病的关于降低匈奴、高句丽等周边国地位、待遇并派兵征讨之举，其实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如果新朝能多存几世，没准历史记载便是个丰功伟绩。）
但王莽和他的智囊团显然高估了王圣人的影响力，这个极其关注民生的改革方案自出台伊始，就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反对。想想也挺正常，咱们大伙儿把你推到台上，本想占点便宜，结果你一上台，就让我们大伙儿不爽，让我们跟你一样受罪，而且还玩真的。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另外一种情绪又开始在那些贵族中滋生和蔓延：这厮还不如姓刘的呢，还不如让姓刘的继续干，好赖姓刘的不管咱们过好日子。
在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坚守道德教化。
正义从来就是脆弱的。
于是，本应大书特书但经常被人选择性忘却的伟大新朝存活十四年之后，在地皇四年也就是公元二十三年的十月，随着开国皇帝王莽被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所杀而灭亡。
公元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王莽死前一个多月，他在长安南郊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哭天大典。也许在那个时候，他有些怀疑了上天符命的可靠性；也许他只是感慨教化的艰难，作为儒家的首领和杰出代表，担心儒家未来发展前景；但我坚持认为，王莽那一哭，哭的是庙堂之上再无真正意义的正人君子。
是的，王莽之后，庙堂之上再无真正意义的正人君子。
如果谁说自己是，那才是真正的“伪”。
对天下和儒家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的王莽，为儒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为儒家继续主流的存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不过，儒家经此一败，逐步失去了他那些本来极为令人神往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口号也从要改变这个世界成为去适应这个世界。
当然，也许还是那句话，能搞定问题就行。
但在我心目中，王莽一直就是中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七律—王莽
昭宣以降渐螴蜳。汉祚飘零天不恩。
拱列诸儒争劝进，再生元圣禅成尊。
周官或者如樗栎，新政何曾负后坤。
哭绝庙堂君子迹，愈将民意事权门。
由于《周官》一书被王莽改名《周礼》，并作为新朝的治国大典，而新朝又是个被儒家高高捧起来紧接着狠狠抛弃的王朝，所以这本书就成为儒家的痛处，地位尴尬也是可想而知的。
同时，儒家为了把自己和王莽摘开，各种各样的说法便纷纷出现了，最彪悍的一种是《周礼》一书的作者就是王莽和刘歆，也蛮有意思。
但《周礼》又确实有很多东西相当靠谱，所以免不得又要被政治家们苦苦钻研并学以致用；而普通人学了用处也不大，从经典里把它淡化很正常，似乎也是必须的。
我大体是这么看待关于《周礼》地位的问题的。当然，关于这个话题，在后面，我还有话要说，这里就先暂告一段落。
图片摄影：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