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依文而久

天下大势，分为南北。南北朝时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分治，两者文化间因而此消彼长，这一差异持续绵绵，影响深远。

虽曰楚河汉界，并非互无关联。战歇之后，各自发展，其间便存在和平竞赛意味。通商互市、贸易活跃不说，朝廷间每岁交聘频繁，遣使不断，使节则以双方的博雅之士为主，多有名流身影，才能学识、口辩辞令之外，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当然风貌容止的皮相审美也很在意。赠以方物，修结和好，谈的是学问，比的是诗文，三分轻狂，七分深藏，说自己的话，让别人无话可说，不知谁是谁的听众。或潇洒恬静，放浪形骸，或遗世独立，傲世出尘，后人看作出位之举，实则魏晋风度。应用优先的外交场合，竟成文人切磋之地，酬对咏歌，终日不厌，由此留下数目可观篇章。南朝文人，贵于清绮，北朝文人，舍文尚质，钱钟书认为，北朝文人实则模仿南朝，只不过在辞藻绮丽方面有所不及，并非文风上有何独创。

文之异，在人之异，人之异，在山川气候之异。后来的顾炎武说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看似南北一概贬，却仍有轻重，言不及义，或可近意，无所事事便不可救药矣。《北史·儒林》评论南北经学差异时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仔细品读，其也曲笔。即便有温子升、邢劭、魏收等等所谓的“北朝三才子”，然共性决定作品高度，个性决定作品面貌，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个性依托于共性存在，不见共性高度，习文不断，进步有限，个性岂可鹤立。

战乱频仍，北方区域一度十村九困，十家九贫，衣冠南迁后，此地空余黄鹤楼。乱世人生，犹如飘梗浮萍，酱缸已破，独存架子，虽不至烂诗劣画充斥，好不到哪去。偏安一隅的南方，则是东南财赋地，十里扬州，江浙人文薮，灯火不休。除此之外，朱东润《元好问传》中的一条可作类似参照：“女真人居然统治了北中国一百一十几年。他们统治方法，第一是注重文采，其次才谈到义理。为什么？因为义理不能多谈，谈多了是对于外来的统治者不利的。文采才是最实用的东西。无论平仄对偶、鸳鸯蝴蝶，都可以谈，而且谈多了对统治者更有利。因为谈了，他们就没有功夫谈现实、谈政治，这都是与统治者有关的。”终究是绮不及，文也不济。

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文物之盛，为北方所不及。处于文化饥渴中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下意识地自惭谫陋，而每每礼遇南方士人，佳时胜日，必具菜肴，嘲风咏月，觞酒赋诗，为士人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同时任用汉人官员，东晋宗室后裔司马金龙，便是一位，如此，无形中加速了南北融合。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述，“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之俗之”。即便两军对垒当间，对于南物，追随时风，敢作敢为敢消费。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战事正急，锣鼓一响，各自跑回，但有偃旗息鼓之时，魏太武帝拓跋煮便向南方致意求“甘蔗及酒”，南方“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又求“酒及甘桔”，遂送“螺杯杂物”等土特珍品；又“借博具”，遂“送炬烛十挺”“锦一匹”；又“借箜筱、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对曰“受伍戎行，不赉乐具”。两国交战，大仁不仁，见面相视一笑，不伤个人感情，今人读来，不可思议其中的搞怪。一问一答，是为历史回响；一借一送，不过文化往还。

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文化的魅力，跨越国界。柔和之道，不急不躁，羌族首领姚弋仲，临终时告诫诸子归晋，张轨建立的前凉政权，四世忠晋。元嘉三年（426），北凉主遣使至宋，“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宋文帝刘义隆自是满足其要求，送书总数达四百七十五卷。如此卷册，不过网罗旧闻、补苴罅漏、采附今事、刊正谬伪之类，却是网罗放佚，发潜阐幽，学术稽古，文辞贯道。云空未必空，文化的力量，厥功至伟，有道是国依兵而立，依文而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