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孙女汪卉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要求从名家作品中吸收名言警句，并学习模仿用到自己的作文中。汪卉回家翻完爷爷汪曾祺的书后一无所获，非常郁闷，“一个好词都没找到”；同样在上小学的外孙女也帮腔嫌弃道，“中心思想一点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听到两个孩子这么说，汪曾祺乐坏了，“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
虽然我们现在回看这段往事觉得非常好笑，以为是童言无忌，其乐融融，但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的问题。有好词好句就是好的文学作品了吗，好的小说最关键的特质是什么呢？
在《小说机杼》中，詹姆斯·伍德拿小说细节举例。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对细节的处理。古代叙事如普鲁塔克《名人传》或圣经故事，其中的大多数细节都具有功能和象征意义，我们可以说，这些细节都是有用的、有立言性质的。而现代小说更希望把细节解放出来，其实是把作者、人物、读者都解放了出来，不必把解释像厚重的大衣一样披在人物身上。
《战争与和平》中，一个即将被枪决的法国人，在开枪前调整了一下绷在脑后的蒙眼布；即使死神已经架好狙击的枪管，他还是不想被绷得太紧不舒服，这或者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者是他临死前善待自己的“仪式”，我们无法得出一个分毫不差的答案。
在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中，一男一女云雨过后，男人平静地吃着西瓜：“旅馆的桌上放着一只西瓜。古洛夫给自己切了一片，然后不紧不慢地吃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在静默中过去了。”时间在静默中过去，情节也在静默中过去，静默就是情节，以平常覆盖戏剧的吃西瓜的咀嚼构成了性爱过后的屋内空气。时间在唇齿之间，在西瓜汁水的溢出的瞬间流逝。
调整一下蒙眼布、吃西瓜的沉默的三十分钟，伍德把现代小说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看似无关或过剩的细节称为“精心布置的无关”。确实，这些有意为之的闲笔背后，并不是作者拿来平平无奇地充字数的，它们仿佛有一双“告密者”的眼睛，加速了我们走进人物心理的进程。
准确地说，不仅仅是贴近了人物，现代小说的细节具有同时注入作者、人物与读者三重思想的能量，文本内部构成复杂的在场。如同猜测临刑前动了一下绷带的犯人的心理一样，读者也可以在《带小狗的女人》沉默的三十分钟里获得这样的自主权。沉默的三十分钟极大地营造了屋内逼真的气氛，与此同时，读者无形中也有足够的空间把自己也放入那段沉默中去，吃西瓜的男人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他很得意吗？女人在看他吗？她会感伤吗？屋内的空气是降温了还是维持了激情的温度？无论是揣测那对男女，还是解读屋里微妙的气氛，都有极大的自由。
伍德认为这种灵活度高、意识空间大的细节具有“进入一个人物但不说明那个人物”的优势，“把我们变成作家也变成了读者，我们好像成了合著者，共同决定了人物的存在”，读者的意识借由作者的眼睛、人物眼睛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用伍德的话说，好的小说应该具有相当弹性的文本空间，“完全没必要拿解释闷死这小小的一幕”。
这一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具有绝妙的表现。短篇小说《晚饭花》下涵盖了三个小标题，“珠子灯”，“晚饭花”和“三姊妹出嫁”，乍看让人疑惑，晚饭花和“珠子灯”有什么关系呢？晚饭花和“三姊妹出嫁”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晚饭花的意象一直围绕在这三个片段里的人物身边：开得热热闹闹的，生命力顽强的晚饭花，和幼年丧母却活得健康能干的三姊妹没有一点气质的相似吗?这三个片段，我们除了能够清晰地指出它们都和婚嫁有关之外，实在无法确切地道明“晚饭花”带给我们的朦胧，梦一般的诗意感受，我们凭借着和汪曾祺的默契，不去用有限的辞藻笨拙地阐释，但我们却能在晚饭花上看见人物的气质，也能在人物身上看见黄昏中晚饭花的剪影，闻到晚饭花的味道。
洪子诚曾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讲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认清了人的理性力量不足以解释一切，控制一切，实现一切，认识人的限度，认识人和世界非理性、无意识和无目的性，才有可能在表达和经历时防止自身陷入时代的幻象中。
现代小说书写上的变革实际上与现代人感受世界的变化有关，自由度高的叙事为上帝戴上限制性的视角，从此没有人能够说出全部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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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孟岳著
2021年12月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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