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河
出版社工作
读了《公主之死》，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当受害者为女性时，案件的审理往往会变得非常复杂，可博弈回旋的余地非常多，比如母亲的身份有可能会被分为两支，如果亲生母亲和嫡母不是一个人，那么案件就会走向不同的结局；又如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句父权伦理名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而夫死从子”，在法律尚未明晰的时代缝隙里，也并不是被严格遵照的金科玉律，一个古代女性在承担法律责任时到底是从父，还是从夫，还是两边都兼着，这样的问题也会引起一系列的争论。
伦理和法律的交锋似乎是一场永远无法终结的战争。不仅在未建立起完善法律体系的古代社会时有漏洞，即使在成文法条清晰罗列的今天，也会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不公，作者引用台湾上世纪关于夫妻财产的法律条文作为例证：
罗翔说，法律保证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那么当集体道德观念受限于整个社会结构性的不公时，法律无疑是滞后的，我们知道法律正义的天平并非是先天存在的，公正需要永恒不息的争取。作者的女性主义立场十分鲜明，从讲述故事的权力到追求平等公正的权利，她连连发问：
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她讨论法律公平的着眼点，虽说是历史中的案件，却基本上还是今天的世界。
书中讲到家暴问题，被施暴的女性可以说维权无门，她们会受到法律程序和伦理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如果妻子受伤未死，那么起诉人只能由妻子本人担当，只有当妻子受伤身亡时，才能由他人控告施暴丈夫。“也就是说，假如妻子不愿、不敢或不能提出告诉，那么家庭中的许多暴力行为恐怕都无法揭露”。另一方面，由于伦理上父与子的等级秩序规定，儿女不能控告暴力父亲，这就导致一个家庭中，孩子作为可能是最直接的暴力目击者，也无法揭露真相，争取公义。这样一来，暴力行为就会被无声地湮没。法律的限制无形中将暴力合法化，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暴力始终是一种权力。
按现代社会学理论讲，暴力会成为一种代际问题。存在于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最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被销声匿迹、草草敷衍了的暴力，穿越历史深邃的时空，早已成为了我们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阳刚之气的“龙的传人”，留取丹心照汗青。
前段时间跟着小组抄1917年的《申报》。
1917年7月，这一月不仅有张勋忙着复辟，溥仪狼狈退位。还有连着两天的杀妻案值得一看：1日《杀妻监禁十二年》，“将妻陆氏谋毙，尸藏灰堆中”，2日《韬朋路夫妇同毙之惨剧》。后一则报道的细节更多：丈夫把妻子砍死，二房东带人撬开门，才发现女人“受刀伤五六处，倒毙地上血泊中”，丈夫则畏罪自杀，“悬梁自缢身死”。警方还未查明真相如何，吃瓜群众们在街头巷尾却早已有了定论——“外间遂传称倪妻本与人有暧昧之事，被倪侦知”。舆论惯用的伎俩就是我们现在常说到的“荡妇羞辱”，小市民们自动脑补为暴力杀妻的丈夫开脱——“曾经吵闹多次，此次想因忿极所致云云”……
两则杀妻案，一则清晰了当，判处十二年，一则舆论先入为主为施暴者代言。试比较一下二者的标题，第二则《申报》的标题显然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把一桩杀妻畏罪自杀，尚未调查清楚的刑事案件演绎成了一则狗血八卦剧，生与死，无非供人闲谈而已。迅哥儿早就说过，“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大概在这种环境中，纵使她不死在丈夫的刀尖下，早晚也会死在“人言可畏”的围观里，李金发写下诗行，“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所以，到底是什么一再为暴力开脱呢。今日的我们，相比古代，维权和呼救的渠道更畅通了吗。一涉及到家暴，民警也难办，问就是“这是人家夫妻的私事”。有研究者说，文明的发展是对暴力敏感的进程。希望我们的公域和私域能有更清楚、更合情合理的划分，希望我们都能对一切形式的暴力更加敏感，保卫亲友，保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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