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红作为受害者的母亲，被称赞为“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本月的领读书是《杀戮的艰难》,另外还选读的一本《死刑的温度》。两本书的作者是张娟芬老师和刘仁文教授，把杀戮和死刑推到了我的面前，让我在深夜黑暗的房间，久久凝视，苦思冥想，这些似乎离我很远很远啊，是来自另一个星球吧。但是，翻开我国刑法的58条死刑罪，我知道，这些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从未远离。
在现在这样高度文明的社会，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走上犯罪道路而杀了人，那么，我们举起手枪，再把这个人杀了，就是正义吗？还是人性的贪婪、缺乏怜悯和宽容呢？不管是西方基督教还是佛教，人，不可以杀，都是第一戒律。“不可杀人”不特指合理的杀人还是非法的杀人。不可杀人就是所有的杀人行为都是不可以的，不应该有任何差别。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我的观点，人，不可杀，废死，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真正剖析被害人、被告人及他们家属所面对的困境和背景，从整个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出发，反思和重建。
《杀戮的艰难》在一开始就给我们讲了《圣经的故事》中“彼多拉的手”：罗马提督本丢·彼多拉不愿判耶稣死刑，既怕生乱，有怕卸责，便当众洗手，声称：“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答：“他的血归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吴经熊的自传《超越东西方》里说：“我觉得像彼多拉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格向罪犯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对于刑事法官而言，他们的“三怕”是：一怕有关机关伪造证据；二怕无辜者顶包替罪；三怕阴差阳错各种巧合；这个在我们的抗战剧里、在宫廷剧里、在现实中屡见不鲜。所以，法官的朱笔之下，就有生死一线，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取决于不仅仅是法律价值，还有伦理价值。如欧阳修在《泷风阡表》中，谈到自己的父亲做法官判决人死刑时，使用的是“求其生而不能”的标准；哈里·布莱门克在《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里说，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他早年支持死刑，但是晚年公开反对死刑。《大卫·戈尔的一生》里也是强调，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当事者心理怎么想的。
刚看到《施剑翘复仇记》中孙传芳被枪杀佛堂的时候，我还有点儿痛快的感觉，对“杀人偿命”“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传统民间的侠义思想，抱着欣赏的态度，感觉是快意恩仇。而对施剑翘未被执行死刑，而是被判刑十年，最后由于政府的大赦又被释放而感到庆幸。从这起案件，我开始思考死刑是正义的吗？杀人偿命是正义的吗？“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斯坦尼斯洛的名言，道出了历史的吊诡。对于军阀混战的年代，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那么真正的罪恶在哪里呢？那么多为了夺取权力和领地的人一开始行动就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国家的过错，让个人埋单。
最近，重温了《遥远的救世主》和《隐秘的角落》，在正和邪之间，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什么？如果逃犯黄福海被抓不一定是死刑，是否他在被发现后，就不会让跟班吴海军自杀式抵抗，把炸药绑在身上，炸死女警官芮小丹。虽然，在《隐秘的角落》里，张东升和朱朝阳都是蓄意杀人犯，但是，一个是在杀人前都会问“我还有机会吗？”，一个是被父爱一步步抛弃而三观尽毁。有些人杀了人，有些人还有人性，还希望回归生活本来的面貌，当然，被逼急的张东升是彻底走进了深渊，最后警察开的那一枪其实并不能算正当防卫，可以说是防卫过当，对已经受伤的张东升而言，举起锥子，并不能伤害朱朝阳，那是他自杀式的挥手，既然知道被抓住必死无疑，那就还是让赶来的警察一枪了结吧，而朱朝阳，不管是日记，还是把张东升引至严良，以及随后没有扎死张东升，都是在掩藏自己，或者借刀杀人。他最终以“疑案从无”的原则，被宣告无罪。也就是说，现有证据能不能证明所有一切都是被告所为才是关键。
《朗读者》中法律不能发现女主汉娜不认字的真实，《肖申克的救赎》中被冤枉的男主安迪，只能庆幸他逃出来了。这两个文学影视作品，可以说都是反映法律的误判，告诉观众和读者，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前者没有被判死刑，而是在监狱通过朗读识字去悔悟，去认识自己的罪恶，最终自杀以求得忏悔和救赎。这个结果对于一枪结束她的生命，哪个更有意义呢？后者没有判处死刑，那是告诉我们，现实中有多少是被冤枉而死的，这些都是要我们记住，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且等你知道真相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死了的生命就再也回不来了。
王文孝是个没人疼爱的孩子。犯罪的起因是，原汉的不义结构是存在已久的必然！原住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那么政府在这方面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犯罪有那么多远因、近因，为什么罪责仅仅由罪犯承担？死刑某种程度上会掩盖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不去改进。
汤英伸案的痛悔：我不奢望会得到法律什么宽容的制裁，甚至那极恶毒的制裁，我也应当承受，一切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我仍然希望，在双亲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纵然这是全然不可能了。在《蒂凡尼的早餐》里，杀人犯都不能描述他们杀人的事情，我感觉那是正常的，惊慌、瞬间的狂暴、片刻的麻木、情绪的失控，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一个杀人犯，就不把他当人看，不也是罪犯的逻辑了吗？为了杀一个罪犯，我们借用了罪犯的心态，使自己成为罪犯，坏人杀了一个人，结果诱使我们也不把坏人当人，又杀了他，当人们看见这张脸，不是看见这个人，而是看见犯罪，我们和罪犯有什么两样呢？
刘瑜说：“标签盛行的地方，例行易于枯萎。在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教条的渴望”。判处一个人终身监禁，比一枪毙命更有利于实现惩罚目的。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死刑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一旦错杀，冤死的生命无法挽回。死刑的议题不是非黑即白，它牵涉到深层的价值选择，正义观、人性论也牵动深刻的情绪。讨论死刑，需要比其他议题更大的思考空间，以及更长的酝酿时间，诚恳而开放的讨论态度更不可少。对邓武功而言，记着黄金玲，记住她的血，去悔悟，才能认识罪恶，给别人教训。
那么，关于废死和民意，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对被害人家属唯一的支持，就是把死刑当作礼物送给他们吗？废死其实是被害人保护制度建立的契机。废除死刑并不是把坏人放出来，而是继续把他关在牢里，已经入狱的罪犯已经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同时，给予被害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是关键。
宽恕需要时间，悔悟也需要时间，越大的过，越难悔。丹诺用接近宗教的情怀表达：“请你不要看我的罪过，请看天主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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