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从业
人有一种向下的惰性，不然怎么能解释看见平面就想倒下的冲动，人如何从一坨总是想下坠的泥巴把自己提起，让肉体在地心引力和人性的惰性中支棱起来，需要一些点泥成金的关键元素，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关键元素是超越价值，一个社会要有一股超越价值的微风，才能让芦苇们都精神抖擞，挺直腰杆。
所以有宗教的社会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上天堂和有来世为人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超越价值药方，免除了无意义感和人生苦短的恐惧对人的侵扰。
但是中国社会不以神的宗教为共识，如何解决超越价值感的问题？怎么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俗世建构起一套超越价值的生产装置？让人在摩肩接踵的人间活得如此带劲，这是我在翟同祖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律》里最想得到的蛛丝马迹。
瞿同祖所说的中国法律，更接近“礼教”的概念，而“礼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宗教，从“礼教”的概念理解现代之前的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就不仅是一套行为规范，不仅在工具意义上维持着社会秩序的有序、合理，同时也维护着社会运转的动力核心——作为超越价值的生产装置，源源不断地维持着社会的信仰。
中国社会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家族和阶级，楼烈宇说儒家是一种人本宗教，不像西方宗教的“神圣化”，而是“人圣化”，鼓励人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尽力地克服人性的弱点，出污泥而不染，在世俗而成神。
神高于人，人若要有神的地位，就要高于旁人，高于别人的办法一种是比别人更能摆脱肉体的局限，另一种是比别人更有世俗权力，也就是人上人。
从人格上超越一般人，成为“圣人”
从法律上高于其他人，成为权力的上游。
两种超越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向上的阶梯感。
这就解释了中国法律里有些让人看不懂的条目，比如中国社会特有的容隐制度：如果长辈犯下罪行，子孙应该为他们隐瞒，这与现代法律精神逆向而驰，但也恰好说明了法律最在乎的不是形式上的秩序，而是社会对于家庭和伦理的信仰，在伦理、社会秩序和皇权冲突的极端条件下，容隐制度是这么取舍的：
若伦理和皇权不冲突，则伦理为大，子孙辈要为父辈、祖父辈隐瞒犯罪事实
若是造反一类的犯罪行为，则不得隐瞒。
在这里，皇权>父权>社会秩序，这也是神性到世俗性的排列。
西方宗教是对神的敬畏，在中国则是是对祖宗的敬畏。
世上本没有祖宗，当人活得够久，子孙繁衍得够多，也就有了祖宗。
祖宗是依赖一代一代人的信仰和仪式而成就的神，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代，对祖宗之神圣性的解构是致命性的，血缘就像一根风筝线，把个人接续到关于家族的集体传统，与历史和生命的源流建立联系，而失去男性后代就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宗族叙事下，价值感的断裂。
不难看到中国法律对家族的维护，创造着人间的“人上人”，特别是对家族的肯定，通过对“家长”“族长”赋予生杀、婚姻等权力，维护世俗神的地位，在这个指挥棒的指引下，有了法律的层次，刑罚的强弱。
所以新文化运动反对“礼教”，也可以说是中国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当宗族叙事被全球化冲散了，发现宗来宗去，一炮轰塌，宗族神话破灭了，人又需要新的超越价值来鼓舞自己，但它是什么呢？
乱七八糟写了一篇，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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